作者：安德鲁·罗斯
页数：255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ISBN：978780195734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阐述了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前景，从而说明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平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仍就是不平坦的。本书作者认为，在全球化大环境下，资源、技术、工作岗位在快速流动力的同时，也给中美两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个人的生计问题。而这个问题非技术因素所能控制，它需要更多人的关注，而非听之任之。作者通过对东部沿海城市的考察与采访，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
作者简介
p>作者简介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
1956年生于苏格兰．现为纽约大学
文化和社会分析学系主任。出版过数
十本著作。包括《低工资、高形象：对
公平劳动的全球化推动》(Low Pay,
H』二gh Profile·The Global Push for
Fair La
本书特色
本书通过工作流动这个主题,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流动对中、美、印等国工人带来的冲击、困惑和挑战。本书的作者指出,中国目前在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资本的逐利性使跨国公司会继续转移他们的工作岗位。
目录
节选
与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在受访者所在地采访他们，而不假
／FL．定我已知道他们如何以及为何去的那里。尽管我已经观察中国多
年，然而我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易受成
见的影响。我采访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我并不怕以更具分析性的
方法来解释我听到的信息。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经济文明历史中是如此迷
人的篇章，以至于记录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将会让人觉得做了许多，
不管是好是坏。
如不另作说明，所有引述都来源于我与受访者的私人交谈。为保护
受访者的隐私，书中更改了许多受访者的姓名及部分人的身份。在引用
中国人的姓名时，我尊重了受访者的意见——如有时使用其英文名，对
居住在西方国家的人士。则将姓氏放在后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上海大
学的王小明(音)和王月华(音)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我们促膝交谈
了许多。对于他们在我携家人居住在汾阳路期间提供的慷慨帮助，我只
能期待来日回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义华(音)在写作上给了我很大
的启发，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丰震(音)等人，以及台湾新竹“清
华大学”的陈宽兴(音)等人。
感谢我女儿所在幼儿园的老师；上海的玛丽·加勒、罗布-克利弗、
理查德·麦格雷戈、凯斯·卡明等也都是我要感谢的人。我同时还要感
谢上海美国商会的官员和员工们。
我非常感谢长期饱受我折磨的语言老师，他们是纽约的肖小娇
(音)、田田(音)和上海的张老师。
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津贴帮助我支付了部分研究费用。艾利
森·雷迪克、马塞洛·彭哈、西比尔·库克西在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纽约大学美国研究计划的阿莉莎-赫伯恩和马达拉·希莱尔给予了我坚
实的支持。
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张旭东(音)、哈里·奥若特、安杰拉·齐托和
道格·格恩里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帮助。
本书的终稿采纳了3位杰出的区域专家李静君、翁爱华、白露的大
量意见，他们在百忙之中热心地审阅了全文。人类学大师米切尔·丹尼
尔也慷慨地仔细审阅了初稿。
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我的合作伙伴玛格丽特·格雷。在我们共同
待在上海的期间，她经常被我的文章弄得云山雾罩，在通读所有手稿之
后才得以理清来龙去脉。事实证明，她比我理解得更透彻，本书终稿在
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的仔细编辑。
本书的最终出版应当感谢我的编辑维基·威尔逊，是她指导我如何
完成任务；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人埃莉丝·切尼，她已经知道怎么督促我。
我在上海进行研究时，我的母亲琼在苏格兰去世了。特以本书纪念
她对我的养育之恩和她对生活的热爱。
前言
在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快速发展，而东方威胁论也再次成为坊间
议论的话题。对美国鹰派政治家来说，这是一种军事威胁；对环
保主义者来说，这将对全球能源供给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高昂代价；对
国家决策者来说，这种威胁则表现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
或意味着中国开始接管其他国家资产；而对于那些在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从业的人员来说，则意味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他们的生计问题已经拉
响了警报。一个多世纪以来，危言耸听者一直在制造“黄色威胁”之类
的恐慌，而最近这种思潮的复苏则表明反华情结的残余还远未消散。尽
管他们通常是杞人忧天，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广泛关注却并非毫无意义。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造成的直接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对零售商品
和汽油的价格、工作场所的工作保障、房屋抵押贷款的利率，以及孩子
们的事业前景等方面。
但是，如果说这种惊人的增长速度是一种威胁的话，却并不是因为
中国政府对其工业扩张心存邪恶野心。正如本书所述，问题的实质在于，
中国正在形成全球自由贸易经济中最大且最具侵蚀力的海外劳工市场。
十余年来，它充当了繁育低薪出口行业海外投资的温床，这些行业只追
求原利润而忽视了任何与利润无关的原则。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要详细阐
述的，在过去几年里，投资者已将目标转向价值链的更高处，期待着从
技术驱动的生产和白领服务中获取相当的海外收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是从制订有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工作和资本的
跨国公司。由于中国暂时缺乏有技术的工人，这些公司发现已难以招募
到胜任这些新的高价值工作的员工。公司管理人员无法留住经验丰富的
工程师、项目经理和其他专业人才，因此工资暴涨和跳槽现象已经成为
一种地方病。但是，尽管工作条件毫无疑问要好于那些低工资水平的出
口行业，但劳资关系并没有些许区别。无论是技术还是非技术类的工作
场所，均存在这样一种风气：即雇员和雇主之间相互不信任和不忠诚。
员工队伍长期处于不断更迭的不稳定状态，他们面临企业搬迁到更廉价
地方的危机所带来的高强度的压力，以及投资者工厂所在地区的经济和
社会缺乏安全保障等问题。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有非常类似的情况。那为什么中
国问题却这么令人担忧呢?答案不仅仅在于其庞大的经营规模，还在于
其全方位的辐射效应。中国正在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它吸引着行
业领军企业最高层次的投资——如产品设计和革新。这种发展最显著的
表现就是，仅在2002-2004年两年间，在中国的国外投资的研发中心就
从200家增加到600家。在像通用电气公司(GE)、微软公司(Microsoft)、
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爱立信(E卜
icsson)、拜耳公司(Bayer)或通用汽车公司(GM)等全球领先公司的
带领下，全球各行业公司纷纷向中国进行投资。①
没有任何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像中国一样，能够在吸纳生产
链低端工作的同时跻身高端领域。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担心高端工作和
资本的流失，但问题远大于此。控制整个范围——从最底层的组装平台
工作到触到工业与服务领域的更高层次，这使制定任何国家都从未能实
现的员工标准的全球规范成为可能。鉴于中国外资私营企业长期以来无
视职业安全和工作场所权利的事实，这种规范无疑将危及各个地方的生
计稳定。
让我们再次确认这并不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威胁。如果中国不提
供集统一领导、廉价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投资优惠政策等于一体的
当前最有利可图的综合环境，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尽管这种环境没有
政府的配合就不可能存在，但主要受益者却是跨国公司。他们在环境逐
步正常化的过程中受益，而在这种环境中，就业机会与资本可随时转移
且不受任何惩罚。如果公司不受一致标准和责任的约束——并且海外自
由贸易的工作实际也不要求其中任何一项，则世界任何角落的普通民众
将会丧失其对自身及其群体未来的控制权。
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意识到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复兴将如何影响我们的
生活。对于这种相互交织的命运的意识，完全可归因于在自由贸易旗号
下发展的历程中所受到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我们能够完全分清孰
得孰失吗?我们是应当根据世界各国已发生的事实(通常是灾难性的)
来评估现在的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应当按照其推崇者所坚持的，经过长
期等待之后再做判断呢?对于这些问题，许多纸上谈兵的批评家都有他
们自己的看法。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却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在中国这个
即将通过国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世界上最大的国民
经济实体中。
本书正是关于此类研究的。其基础是对长江三角洲尤其是上海(中
国发展最快的区域)，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外资企业管理
人员及其技术员工进行实地采访。我访问过其工厂设施的那些公司都是
负责从其本土引进技术并进行转移的公司。我发现，中国的员工对他们
在东亚、欧盟和美国的同行们所遭遇的命运感到害怕，而且其中大多数
人都认为当投资者继续寻求更廉价和更弱势的劳动力时，他们也将面临
同样的命运。他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目前的雇主，那些雇主都是仿效其
外国老板到处流动的方式，而没有人会考虑如何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在这些工厂和办公室，我发现这些熟练的员工能够透彻地分析全球
生产链的运作方式。他们明白自身所处的地位，但并不总是了解老板是
如何管理他们，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同行们相互竞争的。由于他们之间缺
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也从不注意与其他地区同行进行团结协作，因此在
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无法有效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领域，
这些工作场所仍然是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在上海看到类似台北、新加坡、
伦敦、圣保罗和圣何塞等地所面临的同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焦虑，真
可谓是一种悲剧。所有地方、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都变得越来越长并且强
，度变得越来越大。
我的调查结论不同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结
论，他或许是提倡完全自由贸易的最著名的记者。他最近的著作《世界
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同时分析了离岸外包②对中国和印度经济
振兴的贡献。他曾数次访问上述国家。在弗里德曼看来，对跨国公司放
宽限制的行为是合理的，除了让新兴经济发展国家的工人与发达国家工
人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外，别无选择。正如他对他的女儿们所说：
“我给她们的忠告非常简单。女儿们，小时候我的父母常对我说：‘汤姆，
好好吃饭。中国和印度的人们还在挨饿呢。’我对我的女儿们说：‘女儿们，
好好完成家庭作业。中国和印度的人们正渴望抢夺你们的工作呢。”’③
弗里德曼希望我们深入思考他和他父母的评论之间的差别。但是更引人
注目的是变化竟然如此之少。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关于北半球的富人们
为何必须垄断资源(食物或知识)，以免南半球那些更不幸的人们将其
抢走。
弗里德曼的“平坦的世界”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所主宰。如果发展中
国家的工人获胜，则他的女儿及其同伴们就将失败。唯一的选择是适应
自由贸易规则。这些规则被明文书写出来以充分利用两个半球人们之间
的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这种规则被视为不变的法则，每一个人都是其潜
在的牺牲品。然而接受这种被巧妙掩饰的进化论的代价却过于高昂。正
如本书中对中国人看法的引述，他们的工作压力一点都不比美国国内员
工所承受的少。从长远来看，几乎每个人都注定要失败。我们切不可忘记，
在自由贸易角逐中，在全球另有选择。它们表现为公平贸易、可持续发
展和国际公认的劳工权益。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力却仍未获
准拥有这些选择。如果人们可以拥有这些选择，则信任、合作和团结将
取代零和竞争④，将成为中美共处的指路明灯。
打开中国贸易的大l’]
中美贸易关系是本书的关键部分。为便于读者了解关于这一主题的
历史背景，我将详细地介绍《对拓展中美贸易感兴趣的400多家公司的
指南》( AGuide幻Nearly 400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一书的内容。这是我在某著名美籍上海
人士的私人书房里偶然看到的。该书介绍的公司大到著名的国有公司，
小到规模不大的乡镇企业，所列近2 000种产品和服务的清单涉及60余
种行业。出版者——中美工商委员会的目标是消除贸易壁垒，鼓励私营
企业和“向中国转让美国工业技术”。该目录宣布，美国公司将联合起
来以便于开启中美贸易大门，但他们也不是免费这样做的。实际上，该
委员会要求为美国贸易相应提供下列条件：非歧视性关税和贸易协议，
“完善的”商业立法以及商标、版权和专利保护，“公平合理”的税率，
建立“商务仲裁机制”，以及“以发展对中国的出口为基础，扩大其进
口”。⑤
仅凭这些信息，读者可能会将这份陈腐的促进性指南误认为是最近
的出版物。但是封面上的出版日期是1946年，指南序言中提到的对外
贸易“锁国”并非指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时期，而是指长达
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时期。纽约Glemby公司(最大的头发和发网进口商)
是许多个戏剧性地自称为“中国最忠实的朋友”的公司中的一个，其令
人吃惊的广告词哀叹“中国无情的敌人阻碍了她的进步和工业发展”，
并进一步承诺“我们正回来重建新局面，并真诚希望我们的发展将有助
于‘大中华’的发展”。作为一个进口商，Glemby公司在本书中是一个
独特的少数派。大多数公司都在努力将美国生产的产品投放中国市场，
或倾向于签订关于重建中国城市和工厂的协议。但是，投标合同的机会
仅持续了数年。对外国公司来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启的大门又
被关闭了30年。
指南名册上列举的400家公司能让我们清醒地感受在美国公司的黄
金时期，美国制造业明显的区域差别。60年过后，其中许多公司已经成
为历史。今天，Glemby发网已成为旧货跳蚤市场上的收藏品。饱受争
议的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是，使许多更知名的公司转向国外，从其驻中
国的分厂向美国出口赢利商品。美国很多曾经依靠这些公司为其提供长
期稳定就业机会的城镇，因此陷入了困境。这些公司以前的员工也同样
如此，那些因为丧失了当初薪酬尚可的制造业职位的员工，不得不在一
些新服务行业谋取职位，致使薪资大幅减少。对他们来说，情况尤其糟
糕，而这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⑥除20世纪90年代末境况较好的几
年外，自1973年越战后，即离岸外包开始兴起的大致时间以来，美国
普通工人的实际薪资一直在持续下降。其他受害者包括那些无力向国外
投资、而又必须越来越向进口商品的“中国价格”靠拢的小型国内生产商。
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价格”都低于其材料成本。
1946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仅限于指南中所列的商品：香料、茶叶、
竹制品、藤制品、瓷器、丝绸、马海毛和桐油。今天的各种商品中，仅
有少数几种中国不生产，并且再过几年，中国将能够生产任何商品。相
比之下，除航空产品、医疗器械和用于建造工厂的车间设备之外，美国
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是化肥、油籽、木质纸浆、棉花、油脂、蜡、谷物
和野生兽皮之类的东西。两国在有序互换贸易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美国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对这种倒退情形负有责任。实际上，如果现
在要找新的公司名称，最好查阅上海、北京或广州等地的美国商会不断
补充的目录。每个新增条目都是有关从某一较高成本国家转移过来的某
一新业务、新工厂或新办事处的记录。新增加的名称反映出公司转移项
目在价值链上的稳步上升，这是最近新一轮对华离岸投资的特征，它们
越来越多地代表高精技术生产、生物医学、IT、电讯领域和金融及其他
专业服务。
任何地方的技术工人都有理由关注中国这种快速挺进高价值领域的
趋势。总体来说，不能输送到中国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了。就业机会的
流失并非是我们唯一要担心的。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求进口大量的
原材料，这将对全球自然资源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2004年，全球日
用品和能源价格暴涨，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消耗了超过全球8％的石油、
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1％的煤炭和33％的钢材。⑦在
中国国内，几乎每座城市都面临空气质量迅速下降、水资源和能源持续
短缺等问题。同样难以承受的是，美国自身的严重负债经济非常脆弱，
需要依赖中国每年以美国长期国债之类的控股形式大量购买美元资
产(2004年价值2 000亿美元，2005年价值约3 000亿美元)。⑧在一
种现代最危险的贸易状况下，全球的“兜底消费者”(consumers of last
resort)正在依靠中国的外汇收入所提供的低息贷款来继续购买中国出口
的商品。即使是最坚定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也不认为这种利益的一致性
(并非共同利益的结果)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长远规则。同时，中国最近
对国外投资的垄断对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经造成根本性的压制
影响。 ’
此类关注已为大量媒体所跟进，目前已演变成对中国势力急剧上升
的关注，习惯性地被称为“威胁”。二十几年前，当日本上升为工业超
级大国时，其中部分媒体也煽起了同样的敌对宣传。最近，中国收购美
国公司的努力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忧虑：联想公司收购IBM的PC部门，
海尔公司竞购美泰公司(Maytag)，最为敏感的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CNOOC)试图购买尤尼科(Unocal)石油公司。不同于20世纪80
年代的日本，今天的中国被美国强硬路线者视为战略对手，公众对新的
亚洲巨人的惧怕会太轻易地被寻找替罪羊的那些人所操纵。结果，中美
关系周期性地恶化，只能靠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与金融之间的相互
依赖性而得到缓解。但是，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复兴之间还有另外一个重
要区别：日本的振兴主要是靠国内增长；而在中国最近的增长中，国外
公司投资者的作用太过明显，且已激起这些公司原来所在国的强烈反应。
中国成为美国政治游戏的替罪羊
让我们看一下卢·道布斯(Lou Dobbs)事件。卢·道布斯是美国有
线新闻网(CNN)的头号商务评论员。2003年初，他作出广受欢迎的
决定，将其晚间电视节目完全转向对美国外包公司的敌视性报道。对这
个一贯忠实于自由企业事业的“终身共和党人”而言，不爱国的美国公
司纷纷将其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的现象促使他热衷于抨击公司的贪婪。
同时也激起了他与强大的有组织商业团体之间的敌对状态。道布斯的
CNN网页开始跟踪一千余家“要么将美国工作机会输送到国外，要么
雇佣国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美国工人”的美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已经记
录或收集所有此类信息)。作为该网站的补充，《出口美国》(Exporting
America)一书则更加尖锐，它明显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痛惜国家知识
宝库、技术及其中产阶级生计的丧失，谴责“三十多年来失败的美国贸
易政策”，旁敲侧击地警告“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紧密勾结”。⑨
与道布斯的2004选举年著作一起问世的另一本书是《权力错向哪
里》(Where the Right Went Wrong)，这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对自由贸易决策者“经济叛国罪”的最新指控。⑩这位最著名的右派人
物转而痛斥跨国公司，布坎南的“美国第一”倾向还包括散布美国历史
上时常伴随经济民族主义的反移民和排外情绪。@沙文主义(“打击中
国”是其最顽固、最可恶的表现形式)并非布坎南之类的保守的基督
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唯一专利。比如，美国劳工联盟在保护其成员就业
机会的努力中并不反对利用排外情绪，而劳联产联(AFL-CIO)内部仍
在使用“打击中国”一词，恰似于民主党与共和党机构之间的派系争斗，
结果是不幸的。如何明察公司对资本流失和就业机会转移的负面影响
所应负的责任?这一问题过多地让步于指责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中
国往往成为用于满足某些现成的政治议程的需要或缓解普遍性的个人
伤害感受的替罪羊。
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几乎没有任何产品是百分之百由一个国家生
产的，跨越国界的高度流动性已成为经济生活的现实，任何形式的提倡
“我们”反对“他们”的讨伐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损失最严重的注定是
那些与其海外同行竞争的工人，不管是非熟练工人还是经过高级培训的
员工。因为这是一场跨国公司业已玩了数十年的纯粹的逐利游戏——经
济学家们称之为“全球劳工套利”。
尽管公众已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是如何损害美国
国内人员生计的，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就业机会转
移受益者的国外员工也面临着非常类似的挑战。信息缺乏使人们更倾向
于指责那些“获得”工作的不知名的外国人，而这些人通常被越来越多
地认定为中国人。这些中国员工的生活和态度被大众想当然地认为或形
容为大众想像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比如，当美国人专注于国内就业损
失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因国有企业的
关闭、重组或出售(预计未来几年，还会再有1／3的国企员工将下岗)，
或最近因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农民的要求所造成的压力等原因，中
国的就业机会的损失高于美国数百万之多。⑩事实上，受公司全球化和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影响，中国的就业损失与美国的就业损失一样严重。
另外，流动失业大军的产生——大约为1 5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民
32 x寸试图保住工作的中国人构成的威胁，与美国公司离岸外包对美
国员工所带来的威胁是同样的。因为他们的前途目前已经紧密相连，美
国人的面包和牛奶不仅受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工人的就业机会的影响，同
时还受中国内地和西部省份失业农民渴望就业问题的影响。这些地区已
经成为国外公司的下一个投资前沿阵地。
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给工作岗位转移赋予人性化特征，它们通
常是以中美贸易统计或最新就业数据为表现形式的。人们对中国转型经
济中的工人尤其是对本书重点讨论的在外国公司的中国员工的渴望、恐
惧和信念知之甚少。在我对这些中国员工的采访摘录中，读者将碰到一
些新类型职业人员——爱国的工程师、白领小姐、自由职业者和灰领工
人，他们都供职于来自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美
国和欧盟的经理手下。正如我的研究所提示的，所有这些大陆员工通常
被前来寻求顺从的劳动力和快速利润的外国经理们简单归类。其结果是，
经理们往往将多数工作场所的冲突归咎于文化差异。在他们心目中，中
国人尚未成为“现代人”，仍然沿袭数千年形成的集体思维方式。换句
话说，他们成为理想的公司人才的潜力受到了当地文化特性的制约。
确实存在这种差异，但是我发现，由于尚未建立工作规章的新工业
环境的不可预知性，冲突原因远非如此简单。经理期待什么和员工愿意
做什么并不是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结果也不纯属当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也不仅仅与那些对该区域劳工市场有兴趣的人员相关。中国在全球经济
中的关键地位意味着每个人都将与该非正式契约的结果存在利害关系。
为收集材料，我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采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
企业员工。其中大多数公司都位于从上海东海岸新兴城市中心——浦东
至古老的上游城市苏州和无锡之间的工业走廊内。⑩就高新技术公司——
我的主要采访对象——而言，该走廊几乎具备完整的供给链。长江下游
地区正在快速取代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国外的直接投
资资金正在流向比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价值更高的产
业。实际上，长江三角洲经济正日益成为中国争当“世界工厂”的高技
术中心。尽管不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但是上海自身快速发展的服务部门
也正使中国挑战印度以成为“世界办公室”，因为所有这些发展都是以
在亚洲的整体相对优势为基础的。为进行本书的研究，我还访问了中国
西部地区、台湾地区以及在华的印度公司，希望在这些相对于美国成本
差异更小的地区探寻公司是如何管理工人并使他们相互竞争的。
东亚地区的工作与商业被日渐打上公司自由贸易的烙印，在像上海
这样正准备成为下一个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复兴城市显得尤为明显。在
上海，我试图与作为自由贸易往来的主要前哨的美国商业团体取得联系。
通过对美国商会官员和成员的正式采访以及数小时社交式的聊天，我了
解了当时那些在总统竞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将离岸外包的首
席执行官们贬称为“本尼狄克·阿诺德”⑧们的动荡时期，该城市公司
外籍人员的心理状态。通过商会，我能够追寻到这些远居他乡的美国人
是如何从战略上影响至关重要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
中国缺少民工
上海的国外投资者正渴望尽其所能将高端生产业务——如产品工
程、设计和研发快速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完成这些转移的主要障碍并非
广为人知的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我发现，真正的障碍在于很难以合理
的价格找到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从我开始与上海外籍商务人员打交道的
那一刻起，我就听到了经理们关于当地工资成本高、合格员工数量少或
不守信用的抱怨。这否定了投资者聚集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其廉价、充
足的劳动力资源。几乎每份危言耸听的关于外包的新闻报道都提到中
国大学每年输出40万名工程系列专业毕业生。报道暗示，诚实的美国
人怎么能与这支庞大的技术工人产业大军进行竞争呢?答案似乎并非那
么简单。
熟练工人缺乏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这可能适用于任何受供求关
系影响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其他原因则与“中国特色”有关：如独生子
女文化造成的出生率下降，当地习惯对公司标准产生影响，新曝光的经
济压力和就业机会所滋生的无限制利己主义。但是我听到的关于员工缺
乏对公司忠诚度的事越来越表明另有原因。经济全球化似乎开始让工人
作出一些无法预料的事。
由于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国外投资接受地(2003年超过美国，
2004年净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她通常被视为以公司为牵引的全球化
的主要得益者。然而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已不再是秘密，即使是对那些目
睹每月数百万美元投资流向他们城市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
密。通过观察这些公司在其他国家如何到来、随后又离去的现象，他们
已经有自己的判断。我所采访的许多员工都认为没有理由忠诚于其经理，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理不大可能是他们长期的老板。私营企业日益加剧
的人员更替——我发现某些高技术领域的更替率高达40％，也许是这种
态度最明显的表现。在他们不断追求最廉价的劳动力的过程中，跨国公
司已明确显示无意承诺任何形式的就业保障。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工人沉
迷于习惯性跳槽，他们似乎正在以牙还牙。与他们和雇主之间的脆弱关
系截然相反的是，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发展国力以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
赖的远大目标，是维持本文中所述的技术工人对公司保有忠诚的更普遍
的动力。
在劳动力低端市场，远离家乡从内地来到沿海地区工作的流动工人，
与所在工厂的关系尤其脆弱。在所有发达国家，低薪出口区都产生了较
高的人员更替率。但是在中国，任何雇佣模式的重大变动都将被其庞大
的劳动力队伍所放大，因而变得更为明显。2004年春节长假后，超过
200万名流动工人(约占广东省劳动力总数的10％)未能重返珠江三角
洲的出口加工厂。每年这个时候人员更替率都很高，但这次这个数字却
是史无前例的。从其净影响来说，这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组织劳动力撤
离岗位的案例之一。从性质上来说，它与始于1997年的国有企业工人
大规模下岗后“像一阵狂风似的”工人反对浪潮很不一样。⑤
中国的评论员们纷纷对这种放弃预定职业现象作出解释，原因在于
民工们对10年不变的工资水平的深深不满、沿海地区生活费用的上涨、
法律保障的缺乏和众所周知的有损工人健康的不达标工厂环境。⑩部分
干部借机赞扬政府最近实行的农业税减免政策，该政策使农民觉得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选择比广东和福建等地的血汗工厂更有希望。◎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表示这是共同抵制非法工厂环境的结果，并公开呼吁中国南方
雇主遵守国家劳动法。该地区的出口承包商大多数都在争夺微薄的利润，
并且不得不以可怜的口号——“及时支付工资”为招牌进行招工。⑧这
种措施针对的是中国最大的劳动纠纷问题：拖欠流动工人工资。⑤看到
雇主们处于不利地位，工人们于是放胆继续走出工厂，非组织罢工四处
蔓延，受害者涌向法律援助中心。作为中国向法治化社会艰难转型的一
部分，这些中心越来越多地受理劳动纠纷。⑧尽管政府努力缓解劳动力
不足的情况，并且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30％，但2005年劳动力不足
的情况依然如故，甚至进一步扩大，导致许多工人纷纷拥向东部上海
及近邻城市，以寻求更好的待遇。由于中国南方许多小公司陷人人力
缺乏的危机状态，国际商业舆论界已发出警告。《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忠实地问道：“中国是否缺少民357”⑤
在一个拥有巨大的劳工资源以及如此之多的失业人员和寻找工作的
“流动大军”的国家，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部分人口统计学家将出生
率下降视为可能的原因，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国
外投资者仅愿意雇佣十几岁的女孩(打工妹)——最廉价、最温顺和最
可消耗的劳动力。因此，较高技能的岗位，也只有那些刚毕业或有一定
国际商业和工作经验者有资格申请。数百万懂技术但在国有企业工作过
的工人被视不合格的员工，不能接受再培训以适应符合资本主义职业道
德规范的更严格的纪律。劳动力短缺是由持有偏见的管理需要造成的，
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年轻人和弱势群体。但是即使在视为可接受的劳
动群体范围内，以及在那些符合他们挑剔性标准的工人中，公司经理也
面临着员工的不可靠性问题，而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灵活性”。
本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证据(尽管不一定是最终的证据)，即资本
持有人所欣赏的便捷的国际流动性可能正在带来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
不会保证长久留下的员工。他们是工作可在一夜之间被转移或外包出去
的可消耗工人的另一面，他们纯粹是全球经济的产物。实际上，全书突
出介绍的高校毕业生能够与工资较高的西方人及其他东亚地区的同行们
相比较，仔细权衡他们的技能在全球工业链中的适用之处。因此，他们
很清楚他们当前对其雇主的价值。其中许多人也明白他们在恰当的时间
处在恰当的位置，这种意识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作用。某些情况下——
比如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将导致工资呈螺旋式的上升，这种
情形正在使其雇主感到烦恼。
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正在利用一切可用的权力杠杆来解
决瓶颈问题，以求满足国外投资者的需要：充裕、廉价的熟练劳动力。
这是一长串优惠项目中最新的一项。作为所谓的“自由贸易”的一部分，
这些优惠项目是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所不得不提供的。投资者前来投资是
期望能够永久享受免税假期和税务减免、实际上免费的大片土地、现代
化的基础设施和电讯、公共事业费和其他运营成本折扣以及没有被认真
执行劳动法和环保条例的软保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为阻止公司流向中
国，公司所在地官员不得不进行类似妥协，．进一步削弱了许多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城市和地区的税收基础。直到最近，诸如
此类的优惠政策一直在迎合寻求低成本生产的公司。现在，这种模式已
经升级为满足价值链高端投资者的需求。
如果能够实现人才过剩，且当前的工资暴涨现象得到控制，则外国
公司向中国转移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业务和空前数量的高价值投资资金的
渠道将变得顺畅。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迁移相比，过去几年深受痛惜的
美国工作和资本流失只不过是涓涓细流。“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够阻
止它，”某美国跨国公司区域主管向我保证，并随意引用了一段他最近
听到的上海笑话：“很快，美国就只有律师才有工作了。”鉴于目前律师
助手之类的低级工作对外输出的速度，即使这样一种说法也可能只是一
种乐观的估计罢了。
探求工作外包背后的秘密
除了强化顺应离岸外包这种不可抗力的意识外，类似这种评论将营
造一种恐慌气氛，使那些害怕失去工作的人变得愈加脆弱。自认为敲响
警钟的外包评论家们经常制造一种恐慌气氛，迫使员工接受削减工资和
作出其他让步，以使其工作保持在红色警戒线之上。我反复听到员工们
谈起经理们如何利用这种威胁(即使是在中国内地)，以榨取员工更长
的工作时间或额外的工作热情。尤其在那些必须与印度、台湾地区、新
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同行们比较前途的员工所在的工厂，这种情
形更加明显。反之亦然。
本书讲述的故事无意耸人听闻，但确实是鼓励大家作出明智的选择。
自由贸易的公司支持者曾经广泛宣扬外包的整体利益远远大于代价。在
这场游戏中无疑存在短期得利者，但自由贸易者关于丧失就业机会和投
资的工人群体将获得长远利益的观点却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我们将不
是在就业与美元损失的实际数据中，而是在工资下降的压力以及就业不
安全感长久氛围的确立中，看到离岸外包的最持久的影响。外包并非一
种短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它正快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视
为一种社会和经济标准，并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对职业本身的看法。
在后工业化社会中，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成为个人——而不是雇主或国
家必须承受的负担，工作越来越没有标准，工作不再决定个人的身份。
由于外包正快速跟随这些变化，职业的定义正在发生突变，更接近于其
词源的意思——只在其履行过程中存在的各自分离的“一块”或“一份”
工作。
自由贸易理论家同时坚持认为，类似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将自动产
生新的高价值工作以替代流向国外的工作。但是过去所有的事实都表明，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新产生的工作质量更差、工资更低并且利润更少。
此外，东亚经济目前都处于同一场角逐战中，热切追求技术类工作。这
些工作历来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员工与生俱来的权利。⑤
关于外包的争论实际上仅仅是对公司行为背信弃义记录最近所表达
的普遍反感。30年来的资本流失使世界各地的社团变得支离破碎，陷入
困境。面对脱缰野马似的公司外包的现实，每个国家、都市和城镇确实
有权采取任何措施来保留就业机会，以便工人能维持生计，当选的官员
有义务作出反应。美国各地都已经对此逐项制定了大量法律条文，对自
由贸易政策的普遍反对对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全民投票结果产生了重
要影响，抵制了旨在进一步放开劳工和资本市场的欧洲宪法。
但是意在限制破坏的国家立法也有其局限性。要使公司对任何人而
不仅仅对其最大的股东负责，必须制定新型的社会契约。在应当具备区
域性约束力的同时，任何此类合同的适用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它跟那
些通常被无论是双方自行达成还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的自
由贸易协议所忽视的人权和环境标准一样。认可这些标准的压力来自于工
会、非政府组织(NGO)和另类全球化运动下属的众多激进团体。@但是
确保实现这些标准的愿望只能来源于跨越国界分享知识、策略和目标的
工人和员工内心深处的友爱之情。只有当他们能与其雇主以同样的轻松、
信任和信念进行相互沟通时，才能实现这一点。
本书无意提供关于建立上述全球标准和友爱的实用规则。但是本人
关于对中国工作岗位转移的描绘确实强调急需此类措施。比如，我的主
要目的之一就是发掘隐藏在“知识转移”——公司的委婉说法是白领外
包——背后的秘密。从某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转移商业资产已不再像转移
工厂或办公室那么简单。它越来越多地代表着从体面地享用高薪员工思
维的一种技巧，并在世界上更廉价的地区推广这种做法(使用另一个公
司委婉说法)。相对于通过下一班船将车间设备海运出去，这是一种更
加复杂和令人担忧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更加阴险的过程，尤其是对
那些被期待与雇主共谋的人，这些人努力发挥自身的才智，积极培训他
们可能的替代者。
想像未来什么样的技术将被开发出来以更有效地利用大脑中是科幻
小说要实现的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任务。但是，这些基本步骤已经成为
多数跨国公司的日常工作，并且正在竞相开发更高级的运作模式。知识
转移也不是最近的发明。知识工作者正在经历的去职业化实际上只是19
世纪手工工匠所经历的去技术化的翻版。当时的企业家使用新的工厂技
术和其他行政手段来削弱工匠们对其自身工作节奏和计划的控制。同样，
必须利用他们身上他们的行业知识。
今天，知识转移的人文和经济范围跨越了广阔的地域，但其结果并
非一成不变，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命运的错误预言提醒我们，
不能轻易推测是中国政府纵容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果。历史并未奖励那种
自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最近的改革阶段也不例外。但是如果说预言还像以前一样那么躲躲
闪闪的话，那么中国观察这个古老的引人注目的游戏却改变了很多。西
方人为那片遥远、古老的土地上最近所发生的伟大演变所震惊，我们再
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今天，我们的生活以及很多想法和事物都与中国紧
密相连，这迫使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五、聚焦苏州
鉴于所有中国新兴工业区环境质量急
剧下降，苏州的绿色发展计划是迟来的反
应，是否令人满意尚未可知。政府官员将
倡导均衡的、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发达国
家城市中心的都市化政策。但评论家们认
为，苏州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靠两个
著名工业园区的巨大成功——苏州新区和
苏州工业园所带来的经济实力。
中国制造”的标签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
I 改变中国只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形象。尽管主要城市中心的
IT和其他服务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多数工作仍然
是制造业方面的，远多于其他行业，不过，已不全是劳动密集型工作了。
高科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有赖于一支能够不断提高技能以满足国外投
资者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后，我就发现公司对技术
工人的这种依赖性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公司作出的全球投资分配决定都是建立在此类劳动力资源的潜在可
用性的基础上，这也决定着中国高价值工作从业人员的命运。另外，如
果当前的技术短缺被证明只是暂时的，那它将鼓励华盛顿和其他国家政
府那些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卓越成就将严重威胁亚洲乃至其他地区权力平
衡的人们。至少有些人认为，刚毕业的中国工程师是新的“黄色威胁”
的来源。
为实地采访这些熟练的技术人员，并发现他们如何应对这些巨大的
压力，我不得不离开上海，沿江而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上
海市政府就开始将工业设施从上海移出，而上海曾经是一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主要制造业中心的城市。寻求更廉价工厂用地的投资者不得不沿着
长江三角洲走廊走向内地，而这条走廊已经成为中国技术驱动型制造业
的重心。2004年第一季度，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日益繁荣的城市(苏州、
昆山、镇江、无锡、南京、杭州和宁波)占据了中国外贸总额的35％，
其中包括400亿美元的出口和430亿美元的进口。①2003年，该地区的
国外直接投资已达到255．7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0％，远远超过
了珠江三角洲的137．4亿美元，它仅比2002年增长了18％。②经历改革
初期10年发展的滞后期后，长江下游地区正在重获传统意义上的中国
经济轴心的地位。
在去往该走廊的旅途中，很容易发现这片大地上所发生的变化。在
穿越具有数千年农耕历史的长江三角洲的路上，很难看到空旷的地带。
这里看不到四处蔓延的城市风光，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生产方式混杂、繁
忙的景象，从传统的农业耕作到高科技生产，包罗万象。因为这里是中
国最富饶的土地之一，果园和农田仍然保留了下来，仍在使用灌渠和水
库构成的密集的灌溉网，水面不时反射出耀眼的光。破旧的小船停靠在
草棚和凉亭遍布的村落旁。垃圾随处堆放，洗过的衣服到处可见，树上、
篱笆上、小船上和所有能用的横杆上都晾晒着衣服。毛泽东时代遗留下
来的破旧的烟囱厂房的水泥墙上，仍然保留着忠于国家生产的大字标语。
一处处柳园式中国庭院——拱桥、鱼塘、垂柳和上翘的屋檐，与新式复
合住宅混杂在一起。整洁的新建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那些成群出现的是
新的工业建筑——平顶、方正、覆盖高科技房顶的仓库，一排排像货运
列车一样长的低矮厂房，以及许多光彩照人的后现代主义的盒式建筑。
这些盒式建筑带有业主的商标，但谁也不知道在里面发生着什么。到处
都可以看到起重机在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