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

作者：陈黎明

页数：307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

ISBN：97872090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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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现当代课程问题史论丛书：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所研究的现当代教育，其主体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即通常所谓的当代教育，但其中更有深意，即当代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阶段或发展时期，对于当代教育的认识必须置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整体当中，《中国现当代课程问题史论丛书：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的研究主体或重点在于当代教育，但必须以中国现代教育的总体框架来统摄，必要时还需将研究的上限推溯至民国乃至清末。《中国现当代课程问题史论丛书：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提取中国现当代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分析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歧见；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实质；梳理“课纲”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描绘所提取的课程问题演变的轨迹；阐述著者对所提取的课程问题的认识；总结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规律。

作者简介

　　陈黎明，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聊城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院院长、语文教学论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学》《中国当代识字教学法研究》《高师语文教学论》《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语文学习心理论》，在《中国语文》《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参编国家级和省级高校规划教材《现代汉语》《汉语应用语言学》《中学语文教学法》，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等7项。　　　　王明建，教育学博士，现为聊城大学教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文课程史，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语文建设》《语文教学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李剑萍，现为天津城建大学常务副校长（正校长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聊城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审查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代表性学术专著有《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中国现代教育史》等4部，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学导论》和《校长领导与学校效能的实证研究》《大学教学论》等著作7部，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教育部人文社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独立或首位获得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励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项，是教育部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本书特色

陈黎明、王明建编著的《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所研究的现当代教育，其主体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即通常所谓的当代教育，但其中更有深意，即当代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阶段或发展时期，对于当代教育的认识必须置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整体当中，本书的研究主体或重点在于当代教育，但必须以中国现代教育的总体框架来统摄，必要时还需将研究的上限推溯至民国乃至清末。本书提取中国现当代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分析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歧见；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实质；梳理“课纲”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描绘所提取的课程问题演变的轨迹；阐述著者对所提取的课程问题的认识；总结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规律。

目录

节选

　　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乃至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爆发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激烈的阶级对抗中，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此前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多元思想格局骤然隐退，学界的反思进步主义教育哲学与官方的整顿教育秩序扭结在一起，30年代前期德、意法西斯主义的传输、诉求更激活了休克已久的军国民教育。留德归国的朱家骅执掌教育部于战前，是国民政府推行专家行政过程中党化、政治化最彻底、最顺利的学者之一；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则主教于战时，是民国任期最长的教育部部长。二人皆仰体蒋介石之意旨，厉行专制统一，抑制个性自由，奏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20余年间教育政策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教育上专制统一的最集中、最高级表现，莫过于制定、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早在广东国民政府后期，为了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配合北伐，就曾提出并推行过党化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7月和8月，教育行政委员会先后撰拟、议决《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和《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就是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①。于是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中，用国民党党章取代学生守则，训练中学毕业生兼备宣传党义、组织党务之能力。党化教育把学校、教育纯粹当成政党政治的附庸工具，混同了教育与革命、普通学校与党校的区别，抹杀了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开启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端兆。我们不能因为它曾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起过一定的组织、发动作用便给予肯定，因为它后来沦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帮凶才大加鞭挞，而要认识到其在作俑之始，就是对教育真义的否定，只是在坏人用它来打好人之前，好人曾经用它来打过坏人罢了。正如原子弹的确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核武器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人类的毁灭性灾难而出现的。　　后来，为了避免对“党化”理解的歧义，1928年5月，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第二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4月，国民政府通令颁行。①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实际上是维护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教育宗旨，与党化教育一脉相承，不过存其专制之实旨而易其偏激之外衣，包装得更加精致，更加冠冕堂皇，因而也更易堵塞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口实，更具迷惑性与接受度。它经党、政最高机构通过法定程序制定、颁布，改变了以往采用的谕旨、教育部令、总统令等立法形式，极大增强了权威性和普适性，迅速、有效地填补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民初教育宗旨形同虚设而新的宗旨久议未决所导致的政策真空，并且相继制定有关实施方针和法律法规，逐步构建起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搭架起对教育实践的影响通道，保证了教育宗旨的调控力度。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立意在“民”，彻底扭转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人”着眼的倾向，复归专制统一之路向。正如当时的教育部次长马叙伦在其颁布之后所做的公开解说中总结的那样：“鉴于过去的失败，应当极力纠正，将放任主义，一变而为严格主义，要取严格主义，教育宗旨里面所定的各项才可以做得到。”②当然，三民主义教育在推行中，对进步主义教育哲学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策略，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框架之中，一面强调“根据本党主义，确定教育宗旨”，一面又要求“须以发展儿童本位教育为原则”；③一面强调“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教育中”，一面又要求“应尊重个性，使之自由活动，而发挥其特长”。④这从1932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总纲》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⑤这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借鉴以往经验，以使三民主义教育推行起来更加有效，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教育思维的进化，蕴含了自由主义教育家参与制定教育政策时所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