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与接受研究

作者：张景华著

页数：13,272页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50688432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与接受研究》主要研究翻译史，力图贯穿思想史和学术史，涵盖了代表性的学术思潮，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但对各个阶段的研究各有所侧重。在章节的总体设计上，以历史进程为线索，从鸦片战争起，到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沿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论述。具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及规范工作，分清末和民初两个阶段论述；第二部分描述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影响西学术语译介的两大学术思潮；第三部分重点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期间西学术语译介史上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翻译家；第四部分描述甲午战争之后到新文化运动期间，西学术语译介的两大标志性历史事件；第五部分论述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

张景华，男，博士，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担任教育部学科评估专家、教育部专业认证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审专家、湖南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湖南省译协常务理事、中央文献翻译基地兼职研究员等学术兼职。曾获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讲英汉互译、翻译概论、科技翻译、翻译文化史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及省级项目4项，出版《翻译伦理》、《译者的隐形》等专（译）著4部，参编高校英语专业教材两部。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外语类核心期刊20余篇；获湖南省外语与翻译成果奖三次；学术论著在CNKI中被转引1100余次。

目录

节选

　　夷夏话语的首要表现便是其世界地理概念，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皇帝君临四方，万邦来朝。所以，世界地理概念人华首先为夷夏观念所束缚，要突破数千年以来所形成的集体文化心理绝非易事。西学术语globe与“地球”的对译曾在清末中国社会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其实，早在明末《坤舆万国全图》中，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地球”与拉丁文术语globus对译，“地球”就已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②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南欧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以及耶稣会士们都是在“大地球形说”的基础上进行远航探险的，利玛窦也是“地球说”的信奉者和践行者。①利玛窦在制作地图时，也运用比利时地图学派圆锥投影方法，以赤道为中线将地球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并标出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南极圈和北极圈，还划分了热带、温带以及寒带，并就此厘定了一批近代地理术语，如南极、北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五带、欧逻巴、利未亚洲、亚细亚、大西洋、红海、加拿大、古巴等。利玛窦还把the Pacific Ocean译为“宁海”。②后来，李之藻也充分意识到“地球”这一译名与“地圆说”的关系，并在《请译西洋历法等疏》中详细论证：“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体皆圆，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③“地球”所持的学理基础是“地圆说”，西方的“地圆说”与中国夷夏话语系统的中“天圆地方”相矛盾。所以，即使到了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界仍视“地球”这一概念为洪水猛兽，其根源是无法接受构成这一术语的世界地理观念。从字面意思来看，“天圆地方”就是一个成语而已，但是，这一表述是维系中国夷夏话语系统和封建帝王体制的重要学说。早在先秦儒家经典《周礼》中就提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④如果说《周礼》中的天地四方是一种地理概念，那么《易经》中的天圆地方就成为了国家秩序和道德伦理概念。在《系辞·上》中有：“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⑤由此可见，天圆地方是区别上下、尊卑和贵贱的基础。于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天圆地方”说不仅是中国传统地理学说的基础，而且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和伦理内涵，这种伦理政治的内核就是传统的“夷夏观念”，即中国是居于世界中央的“泱泱大国”，并以此来认知世界和处理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尽管“地球”这一术语及其学说为守旧知识分子所抵制，其思想还是在清末中国社会打开了缺口。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了解西方和研究世界地理，这一期间涌现了很多介绍近代地理知识著作，如《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瀛寰志略》等，比如1848年刊刻的《瀛寰志略》卷一专文介绍“地球”这一术语：“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公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士不及十之思。泰西人推算甚详，兹不赘。”①其作者徐继畲不仅借此绘制了两幅的圆形地球平面图，介绍了经度、纬度、赤道、北极、南极、北冰海、南冰海、太平海、大西洋、佛朗西、米利坚、英吉利、西班牙、亚墨利加等许多近代地理术语。术语与普通词汇有所不同，术语是学术发展和意识形态所积淀而形成的关键词。因此，术语不但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取向，而且是为特定的话语系统服务的，接受某种术语就意味着接受某种话语系统。对于清末中国知识界来说，接受“地球”这一术语就意味着接受“地圆说”，所以，知识界仍好用“坤舆”“乾坤”和“世界”等传统地理术语与earth和globe对译。与明末相对开放的学术语境比较，冯天瑜认为“地球”与一系列地理术语进入中国社会，其实为近代中国吸收域外知识，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念创造了“语文条件”。但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限制了这些术语的接受，这些“语文条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②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术语翻译作为知识加工的手段，虽然可以为目的语文化输入先进的科技知识，但是没有适宜的接受环境，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极其有限。夷夏话语的另一重要观念就是认为华夏的礼仪教化、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周围的番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蛮夷小国、化外之民。这种观念在清末中国社会根深蒂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选的“总统”对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概念，因此19世纪针对西方政治术语president的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刻下了夷夏话语的痕迹，翻译时采取了矮化或丑化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手段，以突出西方作为“夷”的野蛮落后，把president翻译为“酋”“酋长”“大酋”；叶钟进在其写于鸦片战争前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