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德坤,陈传芝著
页数:371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2032719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宋代寺院碑文书写研究》通过对宋代寺院碑文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宋代多维度的佛教信仰,在丰富多彩的寺院碑文书写中,得以确立和呈现。对于佛教的现实价值,虽然官方、民间和寺院的立场、认识不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和冲突,而是互相补充与呼应,最终通过文人、僧侣和平民的碑文书写,建构了宋代佛学文化的基本思想面向:人生福祉、心灵自由与社会和谐。这一结论,无疑对当下整合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赵德坤,男,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禅宗文献与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文艺研究》、《宗教学研究》、《红楼梦学刊》、《北方论丛》、《中华文化论坛》、《中国韵文学刊》、《文艺评论》等刊物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三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研从校级到部级课题八项。多次获得省、厅级学术成果奖。
本书特色
赵德坤、陈传芝著的《宋代寺院碑文书写研究》梳理了宋前寺院碑文的历史演进情况,指出其书写趋势为从官方到民间,从庄严到世俗的转进,这一论述为宋代寺院碑文研究奠定了基础。对碑文文类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定义(当然仍有可商之处),为文献材料的收集制定了标准,因此其统计数据大体可信。辨析了碑文作者的身份,在文人、僧人之外,特别是发现了一些平民作者。德坤指出:“这一庞大作者群的出现,改变了寺院碑文作者的传统格局,它意味着佛教文化的普及程度超过往代,已然渗透到广袤民间的各个角落。”这一发现颇有意义,恢复了宋代寺院碑文书写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碑文作者身份的确立,是本书的一大关键。其后第三章“僧侣佛学期待”,第四章“文人佛学诉求”,第五章“民间佛教信仰”皆由不同身份的作者书写推衍开去,其论述形成较为严密的逻辑链条。
目录
第一章 宋代寺院碑文概述
第一节 寺院碑文的历史演进
第二节 宋代寺院碑文的文类
第三节 宋代寺院碑文的作者
第二章 宋代寺院碑文的文献价值
第一节 宋代寺院碑文的史学意义
第二节 对僧史僧传的补充与垂示
第三节 对人间佛学话语的承载与传播
第三章 碑文凝聚的僧侣佛学期待
第一节 对佛教精神的阐扬与坚守
第二节 对佛陀境界的追求与修为
第三节 对高僧大德的缅怀与礼赞
第四节 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
第五节 苦心经营的淑世思想
第四章 碑文敞开的文人佛学诉求
第一节 山水之旅的寺院发现
第二节 诉诸碑文的佛学省思
第三节 儒学视野的儒释之辨
第四节 撰文勒石的教化之念
第五章 碑文蕴含的民间佛教信仰
第一节 抄经立幢荐福先人
第二节 造塔塑像庇佑至亲
第三节 崇奉观音有求必应
第四节 尊信弥陀栖神净土
第六章 宋代寺院碑文的价值观构建及意义
第一节 碑文之于寺院的佛教价值
第二节 碑文之于文人的自省意识
第三节 碑文之于民间道德信念的引领与塑造
第四节 碑文之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启示
附录 基于《全宋文》的宋代寺院碑文统计表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宋代寺院碑文书写研究》: 中国寺院碑文的作者,具有历时性的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了解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及其内在规律。自魏晋时期至宋代,寺院碑文的作者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阶段,以政治与文化高层为主;隋唐阶段,以文人为主,同时出现大量无名作者和僧人作者;宋代,则进一步泛化,作者出现于所有的社会阶层,而文人士大夫显然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径路显示出中国佛教日益世俗化、民间化的演进方向。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据现有文献,我们清楚地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碑文的作者有: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邵陵王萧纶、陈后主、谢灵运、沈约、王僧孺、陆倕、王中、刘勰、刘孝绰、刘孝仪、张绾、王筠、任孝恭、宗士标、徐陵、虞荔、温子升、邢劭、王褒、庾信等。经过分析,这一作者名单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从作品的数量看,此一时期最重要的作者,当为梁简文帝(16篇)、梁元帝(12篇),其次是沈约(8篇)、徐陵(5篇)。其次,此时寺院碑文的作者,总体人数并不多,社会身份也不复杂,要么是皇族,要么是显宦,均属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核心人物或重要角色。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作者名单中,几乎囊括了南北朝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如谢灵运、沈约、徐陵、庾信、王褒等,这意味着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一时期的寺院碑文的作者为什么是这样的构成呢?这需要对所列诸人的佛学修养及其文化背景予以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典型的动乱之世,朝代更迭频繁,征战杀伐不断,生命个体脆弱不堪,人生无常之感格外突出。值此灾难之秋,社会不同阶层对生命存在具有同样的迷恋与困惑,佛教适时地成了一个时代精神的疗养地。然而,不同的文化阶层,面对佛教,其理解与接受的层次与方式,是迥然相异的。虽然底层民间受苦最深,但他们无法成为佛教精神的解释者,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农民的命运极其密切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十分依赖有机的过程与自然现象。经济上则极少导向合理的体系化,以此之故,农民大致上只有在受到奴役化或赤贫化——不管是由于本土(国库财政或领主),还是外来的(政治的)力量——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①而知识精英阶层就不同了,他们精致的思维能力、敏感的生命触觉以及高远的精神视野,决定了他们面对此在之劫难,必将做出深沉的追问与有效的根究。因为“知识分子之渴望救赎永远是源自‘内心的困顿’,因此,较之于非特权阶层所特有的、由于外在之困穷而期盼的救赎而言,就显得离生活更遥远,更为理论化和体系化。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探索,其决疑论推衍至无穷尽,赋予其生活态度首尾一贯的‘意义’,由此而发现与其自身、同胞及宇宙的‘统一’。”②职此之故,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之精义,必须首先经由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理解与接受,才可能进一步通过恰当的途径,传输到广袤的民间社会。对于佛教文化的认识,必然从佛经翻译和经义的阐释开始,而这一深湛精致的工作,只能由高僧和中国学人担纲。因此,首先从学理实质层面认知佛教的,当然是文化精英阶层。这是此一时期寺院碑文作者少而精的原因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