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来广东基督教的文化扩散与整合

作者：薛熙明

页数：382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10514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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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基督教文化在广东的扩散与整合也是极具代表性的。　　近年来，西方宗教文化地理研究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在西方宗教来华主要口岸的广东也不例外。这一领域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例如基督教在广东发展历史、教案、教堂建筑、慈善事业、教育、教友群体和地区分布等的研究得到加强，从中总结了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某些历史规律、教训和启示，都是可喜的。但如何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在当前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特别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服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薛熙明博士的《十九世纪以来广东基督教的文化扩散与整合》一书付梓，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非常值得重视。　　首先，选题得当，深得要领。基于广东特殊区位和历史特点，梁启超曾言：“广东言西学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西方宗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人广东历史悠久，期间虽也有过对立和斗争，但岭南文化强大的包容性，或使这些文化本土化，或相互融合、共存共生、和而不同、平行不悖地发展起来，形成多元一体、多源同归的文化格局。基督教是一个典型，它传人广东历史很早，信众很多，至今仍呈上升之势，且广泛分布在广东各个族群、各个地区，已成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等闲视之。故研究基督教在广东形成发展历史、时空扩散、与当地文化冲融、文化空间和群体分布、区域分异等特点和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构建和谐社会，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同样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作者简介

　　薛熙明，男，1972年11月生，湖北十堰人。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与旅游社会学。从事的研究领域包括民族文化地理、宗教文化地理、灾害社会地理、旅游社会学等方面。已出版论著2部，在国内外期刊及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目录

节选

　　《十九世纪以来广东基督教的文化扩散与整合》：　　经济繁荣的广东也为国外殖民势力垂涎已久。通过鸦片战争以后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包括关税、航运、经商、传教在内的诸多特权。不平等条约的签立使广东民众陷身苦海：广州、汕头、北海、江门、三水、海口等多个口岸相继开放，大量关税被英美等国获取；外国商船被允许进入内河，中国内河的木轮航运业极度萎缩；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市场，本土商品滞销，进而造成手工业工人大批失业；经常性的战争赔款使本就生活艰难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力负担，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盗匪横行、社会混乱。　　殖民者的入侵，对于广东民众来讲是愁苦，对于传教士而言却是幸事。通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传教士先后获得了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和内地传教的特权。晚清来华传教士，但凡与民众或官府发生争端，都会诉诸本国领事，通过外交渠道与清廷交涉，甚至动用殖民武装，以武力相威胁。正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力庇护下，基督教各差会才能不断扩大在广东的传教范围。　　而另一方面，一些不法传教士本身就是殖民者。有的作为间谍潜入我国广东各地搜集战略情报，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F.A.Gutzlaff）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1年至1838年间，多次到中国东部沿海侦查商情和军情；①不少传教士还同时兼任本国殖民政府的高级雇员，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如美国传教士伯驾和裨治文（E.C.Bridgman）都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尽管并非所有传教士都是殖民势力的跟从者，但是在华殖民者的统治毕竟为传教士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八、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　　澳门与香港位于珠江口外侧，历史上都属于广东，近代以来则成为西方文化圈的外缘地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央政府将市舶司移至澳门，使得这里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了在澳门的赁居权。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和珠三角的许多居民陆续进入澳门定居。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澳门人口已达10万之众。①澳门不但是广东商品运销出境的重要口岸，还成为外来宗教向广东传播的坚实基地。鸦片战争之前的教禁时期，清朝廷仅允许在澳门的外国人可以信仰天主教，从而使这里成为香山、顺德、番禺等毗邻澳门地区天主教徒的乐土。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基本也都是先以澳门为跳板，再至广州传教；在非常时期，澳门更是新教传教士和信徒们的避难地。尽管澳门以天主教占优，罗马教廷对澳门新教的发展也颇有限制，但是在基督教人粤的早期阶段，澳门仍然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