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自然环境与土地利用

作者：[日]高谷好一 著 著 毕世鸿 李秋艳 译毕世鸿 李秋艳 译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10024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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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谷好一（1934—2016年）的代表作——《东南亚的自然环境与土地利用》（劲草书房1985年版）是日本东南亚学丛书的首部学术著作，堪称日本有关东南亚生态学与农业史有机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的开山之作，被日本学界誉为“综合研究东南亚自然的划时代性金字塔尖”。 为阐明东南亚土地利用的整体情况，高谷好一在东南亚各地多次开展详细的田野调查，查阅了东南亚各国大量史料，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东南亚农业史进行了深入论述。该著作不仅全面解析了东南亚各地区大相径庭的土地利用情况，还阐明了东南亚各地区土地利用在结构上的相互关联，堪称利用交叉学科方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典范。该著作由以下三章构成。第一章对东南亚的生态和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总体概括，并将其分为九个生态圈及土地利用区。该章首先阐明了东南亚的基本轮廓，从东南亚的地形、地质、气候、土壤、植被等方面展开论述，这有助于读者整体把握东南亚自然环境。第二章以各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上述九个生态圈及土地利用区的现状分别进行了论述。第三章全面梳理上述九个生态圈及土地利用区各自的历史演变过程。该章将东南亚的土地利用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稻作传播时期、印度水稻技术传入时期、大米商品化初始时期、种植园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

作者简介

高谷好一（1934—2016年），1963年获京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滋贺县立大学教授、圣泉大学教授等职。长期从事东南亚生态的田野调查，2013年获日本政府授予的瑞宝中绶章。主要著作有《热带三角洲的农业发展》（创文社1982年）、《从“世界单位”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9年）、《地区间研究的尝试》（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9年）、《地区学的构建》（Sunrise出版2004年）、《世界单位论》（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0年）等。

译者简介：

毕世鸿，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带一路”研究院 / 区域国别研究院 / 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东南亚区域国别、东亚国际关系史及亚太国际关系等研究。主要译著有《安南史研究 I——元明两朝的安征略》（商务印书馆）、《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北京日报出版社）、《越南政治经济制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等。

李秋艳，长期从事中日文翻译和日语教育工作。主要译著有《安南史研究 I——元明两朝的安征略》（商务印书馆）、《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北京日报出版社）等。

相关资料

该著作不仅对全球东南亚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创见，对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史研究也提出了诸多崭新的历史见解。——桃木至朗（大阪大学教授）作为促进东南亚区域层面理论构建的研究，高谷好一《东南亚的自然环境与土地利用》可谓 20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深见纯生（桃山学院大学教授）关于东南亚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的关系，该著作可谓日本关于东南亚自然环境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对于湄公河三角洲、湄南河三角洲、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综合性研究，更开创了跨学科研究之先河。——山下清海（东京农业大学教授）高谷好一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大胆且鲜明地揭示出东南亚史的时间和空间框架。其研究对象聚焦于景观的变化，使得读者能够迅速俯瞰东南亚生态史的全貌。而对于缺乏生态学相关史料并陷入苦战的文献史学者而言，该著作可谓启蒙之作。

土沙从山地流向三角洲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风化不会加剧。由此可见，山地岩石在到达三角洲之后，其化学性质也始终不变，只是在物理层面变得更加细碎。1977年，川口桂三郎和久马一刚对东南亚大三角洲冲积土壤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很多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低湿地，出现了与三角洲完全不同的堆积环境。例如，在苏门答腊东岸和加里曼丹岛没有像大陆地区一样漫长的河流，因此无法供给土沙。其结果是，在这种低湿土壤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土壤问题，即“问题土壤”过多。

“问题土壤”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酸性硫酸盐土，二是泥炭土。

酸性硫酸盐土是在红树林地带演变为陆地过程中所形成的强酸性土壤。其形成过程如下：海水中原本富含大量硫酸盐。而红树林和水椰林中存在很多吸食这些硫酸盐的细菌，这些细菌使硫酸盐变成硫化物离子。这些离子又很快和土壤中的铁结合，形成硫化铁（FeS），最终形成更加稳定的二硫化铁（FeS2）并沉淀下来。在泥土表面经常有新的细菌活动，并适时产生二硫化铁，同时持续沉淀，导致泥土中的二硫化铁含量越来越高。

随着红树林地带逐渐演变成陆地，含有大量二硫化铁的土壤不断发生新的化学反应。土壤的水分流失导致土壤在空气中开始氧化反应，于是二硫化铁又分解为硫酸和名为黄钾铁矾的亚铁盐。随后黄钾铁矾又进一步氧化，继而分解为硫酸和二价铁，并最终稳定下来。如此一来，红树林和水椰林的土壤呈强硫酸性，也有很多地方的 pH值在3以下。由于强酸性土壤有很强的腐蚀性，显然不适合植物生长。

另一方面，在酸性湿地中形成的泥炭土性质及其形成过程如下：在终年高温多湿的环境中，植物生长异常旺盛，低湿地常年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所覆盖。即使有树木老朽枯死，在这棵树的周边也会很快长出新的树木。由于该地区气候终年湿润，因此枯死的树木也不会氧化或分解，朽木枯枝得以很好地保留下来。久而久之，在酸性湿地中会形成很厚的植物遗体层，这就是泥炭土层。在苏门答腊东岸和加里曼丹岛，一些地方的泥炭土层厚度甚至达到5—6米以上。

泥炭土层的性质较为特殊。首先，其养分极度匮乏；其次，由于植物遗体吸收大量水分，一旦脱水，其体积将大幅收缩。当脱水达到一定程度便会诱发氧化反应，泥炭土层会变成碳酸气体直至完全消失。由此可见，泥炭土层其实是一种虚构的地层、虚假的土壤。

本书特色

本书在东南亚区域层面理论的构建，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目录

前言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总序
孙来臣
从20世纪初期的南洋研究算起，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几近百年。从南洋研究的先驱人物到东南亚研究的后继学者，薪火相传，辛勤耕耘，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资料收集和学术出版诸方面都初具规模、引人注目。<p>筚路蓝缕，以启山林</p><br /> <p>——“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总序</p><br /> <p>孙来臣</p><br /> <p>从20世纪初期的南洋研究算起，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几近百年。从南洋研究的先驱人物到东南亚研究的后继学者，薪火相传，辛勤耕耘，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资料收集和学术出版诸方面都初具规模、引人注目。</p><br /> <p>在21世纪初的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东南亚地区重要战略地位的凸显，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对东南亚研究重视的程度日渐加强，民间对东南亚地区的兴趣也愈加浓厚。 此外，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外语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学者群体也有望逐渐形成。这些都将会在21世纪把中国东南亚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反思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今昔，对照美欧、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状况，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学术环境、学术视野，研究题目与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资料的购置和收藏，资料和外语的掌握，尤其是重要概念和重大理论的创造等方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落居人后，差距显著，要跻身国际前列并引领世界潮流尚需时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还缺乏独创的理论和研究框架。要真正走向世界、产生国际影响，就必须在材（史）料上阅读原文、“脚踏实地”（田野调查），实现从“原料进口”到“独立生产”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完成从“刀耕火种”（ 梳理材料、描述事实）到“工业革命”的飞跃（创造概念、理论和发现重大规律），实现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传统学科（历史、文化、经济、外交、华侨华人等）到前沿学科（包括妇女、性别、生态、气候、环境、医学等）的开拓；而在研究视野上要从微到著，从一（国）到多（国），高屋建瓴，以全球眼光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审视 。以此为基础，进而出现一批闻名中国、享誉世界的重要著作和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些著作的观点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甚至爆炸性的影响，达到不胫而走、洛阳纸贵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要从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学说开始，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最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肯定和承认。</p><br /> <p>有鉴于此，翻译与引进国外的优秀著作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进步与起飞至关重要。明末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思想，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启发意义，而鲁迅“拿来主义”的观点在世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则永不过时。中国近百年来对海外的东南亚研究著作时有翻译，为介绍国际学术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著作的选择、翻译的组织和翻译质量的管控方面都多有局限。为促进中国东南亚研究与海外的交流，促成中国东南亚研究早日与国际接轨，发掘、培养一批优秀翻译人才，并逐步提高学术界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海内外学界的热心促成和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现在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出版海外东南亚研究各方面（包括历史、考古、政治、经济、华侨、宗教、文化、语言、文学等）的优秀著作。译丛下设顾问团（其中包括国际顾问团与国内顾问团）和编委会。国际顾问团由国际上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推荐海外优秀和经典的著作；国内顾问团则由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确定出版方向、推荐优秀翻译人才等。译丛编委会由国内外精通中外文（外文包括东南亚非通用语种与其他通用语种）、热爱翻译、善于翻译、富有学术献身精神的学者组成。编委会成员根据各方面专家（包括编委会成员）的推荐，审查、确定需要翻译的著作目录，负责物色优秀翻译人才、确定翻译人员、审定翻译作品、保证翻译质量等。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译丛最早从2010年开始酝酿，距今已经整整八个年头！译丛于2014年7月12日正式在云南大学启动。同时，为了鼓励翻译，译丛编委会在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又设立“姚楠翻译奖”（2017年1月1日之后，改由北京大学博士王立礼先生私人慷慨赞助），从2015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评选和颁奖。在译丛筹备的过程中，几位热心支持我们的国内外顾问在近年先后作古，今谨以译丛的正式出版慰藉其在天之灵。</p><br /> <p>组织并联合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和资源，系统翻译海外东南亚研究著作的努力在国内尚属首次。译丛这些年一路走来，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其中包括资金缺乏、学术界漠视翻译以及译才难得等。可喜的是，近几年国内外的学术翻译在渐渐升温。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设立了有关中国、南亚和东南亚方面的翻译奖项，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翻译的逐渐重视；国内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连续出版和巨大影响也非常令人鼓舞。特别是本译丛的编委会成员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理念与献身学术的精神，秉持“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杨廷筠语，系其在欣闻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采购七千多部西书运抵中国后，计划组织翻译时所说）的信念，为推动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一直不计名利，默默奉献。 我们也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增砖添瓦、贡献力量。我们也竭诚欢迎国内外学术界对我们的译著进行坦诚而细致的评论，因为我们非常欣赏鲁迅的这段话：“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p><br /> <p>最后，我们衷心希望本译丛以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腾飞开山凿洞、架桥铺路！</p><br />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