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海涛
页数:337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3
ISBN:978710021847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作者在高校开设、讲授语言规划课程已有十多年,本书以过去五年间(2017-2021)的课程讲授录音为基础,讨论了语言规划及相关领域的历史、理论和发展。全书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分为八讲:前三讲旨在介绍语言规划学科的基础知识,梳理、分析语言规划的典型案例、定义变迁及历史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以鸟瞰视角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语言规划学科的概貌;第四至第六讲以理论为导向,重点关注语言规划研究的经典理论框架,介绍了陶里、豪根、库珀、巴尔道夫等人提出的相关理论,并探讨如何运用上述理论开展具体分析,突出理论构建及其应用在语言规划研究中的作用;第七讲主要讨论与语言规划密切相关的国际语学(即,国际语言交流的优化或超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并以目前世界上专享的全功能型计划语言(世界语)为例探讨计划语言的社会化问题,进而阐明计划语言对语言规划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八讲的主题是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尤其是自晚清以来中国近现代的语言规划活动,从历时角度回溯百年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国家共同语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海涛,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两次获省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称号。国内外多种语言学出版物的编委会成员。连续八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用多种语言发表过涉及数十种人类语言的成果300余篇(部),12项成果获教育部或省级优秀社科成果奖。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及本书是一本语言规划领域富有新意且较为重要的兼顾普及与提高的教学研究参考书。
目录
第一讲 语言规划导论
第一节 语言学与语言规划
第二节 从案例看语言规划
(一)汉字的统
(二)希伯来语的复兴
(三)世界语的创制
(四)拉丁语的传播
(五)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
(六)小结
第三节 语言规划与语言起源
第四节 语言规划的基本属性——问题驱动
(一)伊斯曼提出的研究问题
(二)李圣托提出的研究问题
(三)斯特肯堡提出的研究问题
(四)关于问题驱动的思考
第二讲 语言规划的定义
第一节 术语“语言规划”的诞生
第二节 语言的社会功能分类
第三节 语言规划的定义变迁
第三讲 语言规划的发展
第一节 语言规划的学科归属
(一)语言规划与应用语言学
(二)语言规划与社会语言学
第二节 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
(一)语言规划的历史概述
(二)从工具观到资源观
(三)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的转变
(四)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
(五)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
(六)从语言问题到语言生态的转变
第三节 语言规划流派
第四讲 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一)
第一节 语言规划理论框架的重要性
第二节 陶里的语言规划评价理论
第三节 豪根的“四格模型”
第五讲 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二)
第一节 哈尔曼的“声望规划”
第二节 阿格的“7i模型”
第三节 卡普兰、巴尔道夫的语言规划目标框架
……
第六讲 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三)
第七讲 国际语、国际语学和语言规划
第八讲 中国的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基本文献选目
节选
《语言规划讲义》:汉魏以后,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进一步加大,形成了一种单纯“看”的语言,这就是文言。而以口语为基础的语言,便叫作白话。我们假设先秦时期,就是书同文政策时期写下来的东西,和当时人们口中说的东西差不多。但是文和言逐渐分离了,书面的文字为了保持稳定性总是滞后于口语的发展,这在世界各国的语言里都是如此。法语、英语也是这样,特别是法语里有好多字母,今天根本都不发音。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发音,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字母。因此,有些字母开头发音,现在不发音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汉语也不例外,而且汉语将这个过程发展到了极致。西方语言大多采用拼音文字,即便言文分离也不会太离谱,要改起来相对也容易一些。但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如果不专门学,光看字是读不出来的。慢慢地,我们的书面语就凝固了,几乎很少有变化。那么,文言是谁讲的?是读书人、上过学的人讲的。你平常在家跟家里人说的就是正常的话,白话,因为你是个正常人。但是你上学了,要学会写字、学会做文章,这时候就要学习文言。文言的语法、文法、用词等都有讲究。比如我在这里讲课,如果你们是古代人,不管我现在怎么说,你们都会用文言来记录我说的东西,也就是用两千多年前人说的语言来记录我今天说的话。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2000年的时间,语言会发生不小的变化,但要用2000年前的文言记录现在说的东西,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语言演化的学者来说,严重的“言文分离”,使得我们很难通过追踪文献来发现语言的变化。因为所有上过学的人写的东西,或者说只要他一写东西,即便在正常情况下记录的也不是当时说的话,而是用另外一套、很久以前就基本稳定的书面语来记录,也就是自动把口语翻译成文言,导致口语的变化无从追踪。我们有几千年的文献,但是文献语言大多是凝固的,变化不大,这就导致好多容易获得的史料并不是很适宜作为语言演化研究的语料。为此,我们要找白话,要找在不同时期,非主流的一些人写的东西。如果年代较远的找不到,就可以找离得比较近的,哪怕是近几百年的。白话是各个时期都有的,比如说,一个人面向劳动大众讲课的时候,说的话可能更偏向白话一点。这些东西留存下来,虽然可能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更可能是文白相间的东西,因为记录者毕竟是读书人,而过去会识字、写字的人又少,因此没法完全反映当时口语的状态。这对研究来说既是问题,又有好处:一方面,人为的言文分离导致研究语料的选取很困难;但另一方面,文言的凝固性又可以超越时空,几千年几乎不变,只要上过学,学过文言,就能读懂,这其实就是一种书面的共同语。尽管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语言、方言不少,很多之间不能互通,但是只要你写出来,就都能明白。也有人将这种书面交流称为“笔谈”,虽然说的不一样,但写的东西能互通。总的来看,秦始皇施行的书同文政策,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如果没有书同文政策,没有文字的统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欧洲的情况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欧洲很多国家之间的语言差别不大,从互通性的角度来讲,可能比我们要好,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分属许多国家。他们很晚才注意到共同语与统一国家的关系问题,导致欧盟机构的正常运转不得不依赖于英语,而英国已经不是其成员了。我们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书面语、共同的文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形成文书行政的国家管理体系和凝聚国家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汉字为基础形成的书面共同语利在千秋,跨越了5000年的时空,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语言政策如果在恰当的时候制定了、实施了,确确实实会起到非常重要、非常深远的作用。书同文政策实际上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最有效的一个语言政策,我们对它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