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第四版·数字教材版)(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作者：刘勇 李春雨

页数：492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

ISBN：978730031388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凝聚主编和多位骨干教师多年来丰富的教学经验，吸收近期新学术研究成果，采用全新授课理念打造。教材按照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发展顺序组织章节，有详有略，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在时间上，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必要的隔阂，使其前后融为一体;在空间上，以内地文学为主体;在体例上，史论与作品相结合，并增加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插文，使教材更为活泼。自2006年出版至今，广受全国师生好评，2008年获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第四版修订做了很大删改，删减了一些有争议的论说及不必要的叙述，使行文更为流畅，篇幅更适合教学。每章新增“文学·人生·社会”专栏，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出发，引导学生思考面对社会问题与现实人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怎样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简介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特聘“长江学者”，“马工程”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席专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种，成功申报2018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第一最和省部级课题，科研成果曾分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与一等奖。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获评北京市精品课程，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获评北京市精品教材。李春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国际汉语教师证书》面试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中文教育与文化传播。近年来，先后在《文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代表性论著有《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北京文化的异域审视》、《比较视野下的北京文化》、《中国当代文化传播与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文化·文学》（中、英文版）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个项目。

目录

节选

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五四”时期文学 ○“左联”时期文学○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现代文学的根本特点中国现代文学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先导，真正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用时间来衡量，它所包蕴的巨大丰厚的思想容量，它所象征的破旧立新的时代品格，使得现代文学具有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气象。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是开创新文学与新文化全新格局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过程，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与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腐朽、落后、反动文艺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以“三个十年”认识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目前对现代文学史分段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三段式”的文学史观，即将现代文学的历程描绘为:1917年―1927年“五四”十年的文学;1928年―1937年左翼十年的文学;1938年―1949年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文学。这种分法抓住了三十年内不同时段社会的主流思潮，用社会思潮来概括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力图让文学成为承载政治革新理念、促进思想启蒙的利器。维新派的文学革新，从“诗界革命”“新文体”到“小说界革命”，形成一种直面危机、抒写真情、表现现实、促进改革的风尚。1899年，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口号，借鉴日本和西方文章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力求创造出一种“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在于思想新颖，文白夹杂，平易畅达，笔锋饱含感情。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移借日语中“革命”一词，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力图深化晚清已有的诗歌变革运动。1902年11月，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成为“小说界革命”的正式开端。晚清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而一度中断。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使一度沉寂的思想领域，再次呈现生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有密切关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2月18日，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新文学的建设目标是“三大主义”，即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赋予了文学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它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我们常把新文学称之为“五四”新文学，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现实生活为土壤，那么为什么是“五四”?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文学与历史、与社会、与政治的融合。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开启了新文学的进程。因此，在文学史的讲述中，一般认为新文学的正式发生要早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1919年的“五四”成了新文学的命名，一直到今天文学史都用“五四”新文学来表示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那么，用“五四”来概括新文学是不是把新文学政治化、革命化了，是不是窄化了新文学、新文化的内涵?“五四”作为一场民族生死关头的政治革命，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因此，用“五四”命名新文学，不但没有限制新文学，反而赋予了新文学更深的内涵。1915―1919这五年，全面变革的“五四”时代，为新文学培养了新青年，拓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创作内容。“五四”新文学诞生在中国文化生态巨变的革命时刻，新文学之“新”绝不仅仅在于语言文字的革新，更在于思想意识、理想抱负的革新。第一，新文学的发展虽然轰轰烈烈，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文学运动，影响的是与文学相关的人，是文学层面的事情。而“五四”代表着国家、民族的觉醒，“五四”影响的是全民族的生存，关乎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其意义远远大于文学运动。所以，以“五四”这一场全国性的、与世界产生呼应的政治运动，来命名新文学，提升了新文学的意义和境界。第二，以“五四”命名新文学，赋予了文学超越文学本身的使命。“五四”新文学意在推翻传统文学的格局和体制，更要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和秩序，以“五四”命名新文学使文学革命具有了社会革命的价值追求，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紧密联系。作为文学革命主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专号7期，这些专号包括“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这些专号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立足于中国革命的诉求，立足于社会未来的发展。“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收获了一批优秀的文艺成果，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和缺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倾向的复杂、摇摆，一方面影响其创作上对西方理论和艺术手法的“消化不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现实斗争经验，生活范围狭窄，致使其作品中带有较重的感伤颓废色彩。1928年革命文学的兴起一扫文坛低迷苦闷的气氛，初期革命文学的特色和局限，在蒋光慈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更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家更注重作品的战斗性，“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导下，以揭露旧社会、旧家庭的弊病和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黑暗现实为使命，诞生了《家》《骆驼祥子》《雷雨》《日出》等经典作品。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争严峻形势的需要，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有较大发展，利于战时宣传等短促有力的作品活跃一时。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落实“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解放区在文学与艺术各个方面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系列重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的首尾两端――“1919”和“1949”，连接着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巨大转折点，赋予了现代文学独特的价值和使命，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交汇点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质，蕴含了现代作家对社会、现实、历史与人性深沉的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