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举要

作者：瞿林东

页数：45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10020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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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的介绍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普及读物。凡九章，从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本书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瞿林东，生于1937年，安徽省肥东县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等职。师从白寿彝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颇有建树，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史学史教程》等。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与爱《中国史学史举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语言简明流畅，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适合社会大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阅读。作者从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等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

目录

节选

　　《中国史学史举要》：　　唐朝在建立之初，一方面大力修撰前代史，一方面重视国史的撰述。据《唐会要》卷63至卷64关于史馆的记载，有“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项，涉及史学的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仅其“修国史”一项，所记起于贞观十七年（643），止于大顺二年（891），足见唐朝统治者和唐代史家对于国史的重视，唐朝国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三个方面。起居注是按“君举必书”的古义，史官所记皇帝的言行录。《新唐书??褚遂良传》谓：“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记每一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国史是根据起居注、实录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资料撰成的纪传体皇朝史，它跟先秦时期西周和各诸侯国的国史是有区别的。唐朝的国史撰述，以修撰实录成绩最为突出。据《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著录，唐代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开元起居注》3682卷两种；而实录则自《高祖实录》至《武宗实录》，共25部。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在唐朝形成传统，此后成为定制，直至明清。《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唐代史家所撰国史有：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史》80卷，吴兢撰《唐书》100卷，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唐书》130卷，亦作《国史》106卷、113卷。这是在不同时期，经过许多史家撰写、续作的不同稿本。唐代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代历史留下了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等所撰《顺宗实录》了。它们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　　唐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重视谱牒和礼书，是这个时代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特点。唐代谱牒之学承魏晋南北朝之余绪，亦曾盛行一时，谱学家代有其人，官私谱牒屡有制作，成为唐代史学上一重要现象。私家撰述，姑且不论。官修谱牒，其荦荦大者有：《氏族志》100卷，唐太宗时高士廉、岑文本等撰；《姓氏录》200卷，唐高宗时孔志约、杨仁卿等撰；《姓族系录》200卷，唐玄宗时柳冲、陆蒙先、徐坚、刘知幾等撰。这是盛唐时最重要的3部全国总谱。其后还有：《百家类例》10卷，唐肃宗时贾至撰；《元和姓纂》10卷，唐宪宗时林宝撰：《皇室永泰谱》（一作《永泰新谱》《皇室新谱》）20卷，唐代宗时柳芳撰；《续皇室永泰谱》10卷，唐文宗时柳璟撰；《皇唐玉牒》110卷，唐文宗时李衢、林宝撰。这些书，尚存的仅《元和姓纂》。唐代重谱牒，郑樵有中肯的论断：“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通志??氏族略》序）可以认为，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唐代门阀政治的命运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礼书的撰述是同谱牒撰述相辅而行的。唐太宗时，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等撰《大唐仪礼》（即《贞观礼》）130篇，分吉、宾、军、嘉、凶、国恤6个部分。高宗时，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130卷，删去国恤，存五礼。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这是盛唐时期的3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通典??礼一》序）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晋书??礼志》序）；“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隋书??礼仪志》序）这是以“天意”的名义来“雕刻人理”、“增辉风俗”；而这“人理”、“风俗”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尊卑之殊”的等级秩序（《通典》卷59“男女婚嫁年几议”）。盛唐时期的3部礼书与3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出来，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10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30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30卷、《续曲台礼》30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于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新唐书??礼乐志》序）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隋唐皇朝时期，主要是唐皇朝时期，官修史书曾一度显示出人才上的优势、文献上的优势和组织工作上的优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后起的历代皇朝中，官修史书也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创造性终究是很有限的。史学的创造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学”的私家撰述来推动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