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哲学视域下的英语辞格系统研究

作者：何爱晶

页数：276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03069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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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尝试运用心智哲学中比较成熟的理论来对英语转义类修辞格的形成机制进行新的解释和说明。但本书的目的不是对单个的英语修辞格进行研究，而是对英语辞格进行分类研究。因此本书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构一个新英语辞格系统，二是针对转义类辞格的生成机制展开研究。研究表明，修辞格是修辞性表达“格式化”的产物，其生成过程就是一个内部语言“涌现”为外部语言的过程。在修辞性话语从语言思维涌现出来被表征的过程中，意向性起到了关键和定位的作用，贯彻于整个生成过程。对转义类修辞格生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在统一的解释框架下进行分析，但由于各类修辞格有各自的特征，因此在解释的过程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其心智活动进行描摹。转义类修辞尽管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但从本质上而言，转义的实质是一种语言变异，是将非字面义以一种异于常态的方式表征为字面义。因此，所有的转义类修辞格我们都可以抽象为“AISB”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实质就是两个概念之间的拓扑变换，变换产生的心智基础是认知主体在认知上将两个概念视为“同一”。在这一过程中，意向性处于统揽全局的关键性地位。正是在意向性指引下，认知主体才能将自身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转换为感受，并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实现从语言思维到语言表征的“涌现”，从而形成修辞格。尽管对于修辞格的认知是从说话人为中心迁移到了以听话人为中心，但这其中所涉及的心智因素大致相同。促成语义正确识解的正是言语双方对概念真值意义的同一性把握。

作者简介

何爱晶，女，1971年4月生，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三峡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导师。2003—2006年于江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6–2009年就读于西南大学，师从文旭教授，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201O年5月加入河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同合作导师徐盛桓教授合作从事“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的系列工作。在站期间出版专著《名一动转类的转喻理据与词汇学习》；至今已发表科研论文近30篇，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在《现代外语》《当代语言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学刊》《中国外语》《外国语文》等外语类核心刊物；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及其他地厅级项目共七项。2015年10月A2014年4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作为访问学者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学习。

目录

节选

第一章 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任何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已有的成果之上的，在展开具体的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梳理，以确定研究的起点和方向，避免走弯路。因此，在本章我们将对英语修辞格的发展概况进行说明，并进而对21世纪国内外英语修辞格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第一节 心智哲学形成的背景及意义 一、心智哲学产生的背景 西方哲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关注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些本源性问题到关注语言世界的“语言转向”，第二次是从关注语言世界到关注主体的认知能力的“认知转向”。两次转向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催化了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诞生，而且确立了“主体-语言-世界”这一崭新的三元世界观。 之所以说“主体-语言-世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是因为语言哲学诞生之前的哲学研究，要么在本体论世界观的指引下聚集于客观世界本身、尝试探讨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要么在认识论世界观的指引下力图挖掘人的“认识”（包括能力、来源、方法和途径等）。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无论是唯理论对理性直觉的推崇，还是经验论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和总结，都是建立在认知主体和客观世界直接关联的二元世界观的基础上的。随着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哲学家们逐渐发现这种二元世界观虽然简化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但却无法对一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无法回答一些哲学本源性的问题。 语言哲学的转向标志着“语言”作为一种介质进入认知主体和客观世界之间，语言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由此产生。 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哲学家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究不再是从认知主体直接通达，而是通过语言世界进行解读；同样，客观世界的呈现，也不是直接由主体来反映的，必须经由语言“转译”。显而易见，这种新的三元世界观的哲学探究因为引入了语言世界而使认知主体和客观世界勾连起来，从而将心身（mind-body）关系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以解决唯理论所无法解决的个体认知差异的问题，最终回答诸如“我们是谁”和“我们的心智如何工作”一类的哲学拷问。 二、心智哲学的价值和意义 心智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哲学发展的巨大进步。心智哲学将心智推向前台，对心智系统中的意识、意向性展开深入的研究。它的先进性在于哲学研究走出了自我思辨的孤岛，不再游离于各个学科之外做与世隔绝的哲学沉思，而是尝试着通过渗入各学科的研究实践中去了解某门具体学科的研究进展从而接受各学科的挑战并回答各学科的理论难题。当代西方心智哲学经历了从物理主义到功能主义再到心智的表达理论和计算理论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显学。其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智哲学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视角 西方心智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物理主义到功能主义，再到心智的表达理论和计算理论的发展历程，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 其中约翰 罗杰斯 塞尔（John Rogers Searle）及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乔治 莱考夫（George Lakoff）是心智哲学发展的两个重要人物。塞尔的贡献在于将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进行了贯通，架构了一座沟通“语言-心智-社会”的桥梁，从而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心智。莱考夫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和马克 约翰逊（Mark Johnson）共同提出了被人们称为认知科学三大发现的三个重要命题：心智的可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抽象概念的隐喻性（Lakoff & Johnson，1999）。莱考夫等所提出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勾勒出了心智哲学的涉身性特征和经验性特征，从而打开了哲学研究的新视界，提出了与20世纪追求“纯客观”的科学完全相悖的新的哲学研究方法。 （二）心智哲学搭建了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桥梁 如前所述，心智哲学是在认知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裂变而成的一门新的学科，而认知科学的核心任务是探索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因此心智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论证心灵和智能的本性和工作机制作为自己学科的核心目标。在这一学科目标导向之下，心智哲学必然要与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多门学科交叉合作，事实上，心智哲学就成了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桥梁。 这种交融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心智哲学通过吸纳各门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来对哲学研究中原来一些模糊的概念进行补充性研究，并重构了一套新的哲学研究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无疑，心智哲学这种异于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哲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决定了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将持续为各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给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智哲学是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连接点。 （三）心智哲学促进了哲学各分支领域的发展 哲学所研究的是宇宙的性质、宇宙内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一些关于世界的最基本和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个体对知识和获得知识所持有的信念，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历来被认为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古代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都采用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辨性研究。但心智哲学的土壤是认知科学，这就使得它天然地就要跟脑科学与神经科学发生纠葛，从而对心智的活动过程加以说明，并如同其他与认知相关的学科一样，对心智本性和工作机理展开研究。而几乎所有的哲学分支领域都要用心智本性和工作机理来为其哲学理论框架进行论证，因此心智哲学已成为整个哲学领域的理论增长点。可以说，“心智哲学开创了一个经验为基础的、以综合方法为特征的哲学发展的新时代”（蔡曙山，2010：8）。 第二节 英语修辞格研究简述 一、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修辞始现于古希腊，作为一种为自己辩护、维护自身权利的“言说的艺术”或“说服的艺术”，修辞“术”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修辞之所以能够在古希腊兴旺发达，与当时奴隶主民主制度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尽管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针对贵族和奴隶主等少数人的“民主”，但在公民内部每个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当时的辩论之风极其浓厚，人们都热衷于通过辩论的方式来说服他人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辩论方式往往没有底线，违背道德，传播错误的价值观，被认为是一种“诡辩术”，遭到了柏拉图（Plato）等哲学家的强烈反对。柏拉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求真务实”的原则，倡导人们在论辩时应该追求真知，拒绝浮夸和诡辩。 正是由于柏拉图等人的坚持，修辞研究在公元前467年从感性阶段过渡到了理性阶段，修辞学家们围绕着修辞理论进行了探讨，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修辞学研究成果，除了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 of Plato）之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修辞学》（Rhetoric）从不同角度对古希腊的修辞学进行了独到、深刻而系统的审视和再表述，是西方修辞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然对修辞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继古希腊之后，古罗马成为修辞学研究的另一个重地。这是因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古罗马在侵占古希腊城邦的同时也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包括修辞学。古罗马时期修辞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马库斯 图留斯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论雄辩家》（De Oratore）、马库斯 法比尤斯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的《论言说者的教育》（Institutione Oratoria）等等。3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修辞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状况。4世纪，传统的希腊修辞实践开始复兴，主要代表人物是圣 奥勒留 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他的理论同以往的古典修辞框架有所不同：主张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将修辞思想贯穿于基督教活动中，将修辞学与神学调和起来。 修辞学在动荡中不断得到发展，中世纪时期，古典修辞学不断进行深刻反省，更多的是为宗教服务，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古罗马学者和政治家提乌 曼利厄斯 塞维林 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他通过对古典话题理论的“哲学化”，将修辞学从其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具体实际的社会条件中抽象出来，最终改造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这一古老学科的生存和延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4—17世纪，西欧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强调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并将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核心观念，利用“人道”代替“神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意识观念。在文艺复兴中，修辞学复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修辞学家们挖掘出先前的古老修辞学家的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作品，进行深度学习与继承，从而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树立。修辞学不再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而是逐渐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进入17世纪后，随着欧洲“理性与科学”时代的来临，迎来了“理性与科学”时代，传统修辞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以勒内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想要向大众传递理性思想，但矛盾的是，他们在否认批判修辞的同时，在其作品中又不得不运用这种修辞手法去说服人们；以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认为经验和感觉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比理性主义更乐观一些。整体而言，19世纪是修辞学的没落时期，但又不得不说，即使在没落时期修辞学也在不断地顽强生长，其生命力从古到今逐渐壮大，这也正是修辞的魅力所在，人们批判它却又不得不继承并挖掘其精髓。 当代西方修辞的结构特征和理论形态都发生了转变。以弗里德里希 威廉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修辞观为典型代表：他解构了“真实”和“欺骗”这对压在修辞头上的概念，并为修辞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代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学科性，修辞学与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用学等学科实现了融会贯通，修辞意识、视角和方法在其他学科研究中多有体现。 除此之外，当代修辞学研究还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修辞学家们注重探讨研究修辞学的本质，不再局限在对其修辞格的描述性研究；二是修辞学家们致力于修复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三是重新定义了修辞的内涵，将目光投向社会，试图利用修辞去解决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当代的修辞学研究也面临着这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修辞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学科纽带还不够完善，这使得修辞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小众”的研究，有些偏离语言学研究的大本营；二是尽管当代的修辞研究理论层出不穷，但尚未出现一种被广为接受并能够对修辞学研究具有统一指导意义的理论。 二、西方修辞格研究回顾 上文我们对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体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修辞学经历了一个“起源—发展—鼎盛—衰落—复兴”的过程。作为修辞学核心内容的修辞格研究自然也大致遵循了这一发展脉络，下面我们将对西方修辞格的盛衰和复兴进行说明。 （一）古典时期修辞格的发展（公元前500—公元400年） 一般认为，古典修辞学指的是公元前500—公元400年（包括古希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