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1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第2版新编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汉语言文学系列

作者：编者:叶君远

页数：226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ISBN：978730017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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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同学们更广泛地接触我国古代文学作品，认识古代文学的特点，了解古代文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规律，体悟古代文学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加强人文修养，提高审美能力，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属于一门历史性学科。大家知道，任何一门历史性学科，都是由基本史料和基本观点构成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来说，所谓基本史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作品，此外，也还应包括诸如作家生平、社会背景、重要古籍的体例与流传等一些基本常识。所谓基本观点，是指对于作家作品成就的评价，对于重要文学现象的分析，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等等。

作者简介

　　叶君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课程：“中国文学史”“古代名作赏析”“文史要籍概说”“古代诗体流变”“清诗研究”“吴梅村研究”等。

目录

节选

　　《中国古代文学史1（先秦至魏晋南北朝 第2版）/新编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汉语言文学系列》：　　作为一个史学家，对其写作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其历史观。司马迁的历史观可以说贯穿于《史记》写作的始终，从历史材料的取舍安排，到全书的体例、结构、描写手法、遣词用语无不深受其影响。因此，要想论说《史记》的文学成就，不能不首先谈到他的历史观。　　司马迁是一个有着进步历史观的史学家，其进步的历史观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他对于经济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关注。《史记》中设了《平准书》《货殖列传》两篇，讲述生产交易和货币流通情况，这是历史著作中的创例，表明他开始自觉地总结、研究经济问题，表明他多多少少看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这个问题是为先秦儒家和史家所忽略的。《货殖列传》云：“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又云：“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种认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的看法，也可谓卓见。再如他对于“天道”和“君权神授”观的怀疑。历来的统治者为了证明其王朝的建立符合天意，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必然性，总是喜欢宣扬“天道”，鼓吹“君权神授”，因而编造了许多神话、仙话，把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开国皇帝吹得无比神奇，无限夸大他们在历史中的个人作用。而司马迁却不是这样。他在《伯夷列传》中曾发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史记》写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既写了其宽容大度、知人善任的一面，也刻画出了他无赖行径和流氓气质；写“今上”武帝，更是用了许多笔墨去揭露其愚昧、残忍、挥霍无度、刻薄寡恩等弱点与丑行；语意实在是不大恭敬，等于把“受命皇帝”从神坛上拉到地上。　　下面着重谈谈司马迁历史观中“藉人以明史”的思想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因果观。　　先说“藉人以明史”。司马迁修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人作传？当然，有些人是不得不写的，例如帝王，因为关系到历史纪年，为修史所必需。但此外，仍有广泛的选择空间。他所选择的人物，不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取决于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张丞相列传》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选择什么人人史的原则：“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陶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就是说，这些丞相不过是充数罢了，都是些无所作为的人，所以他用一句话带过了好几位，并不给他们一一作传。后来的史官大多数不是这样，对于那些大官，不管有功无功，有为无为，都一一为之作传。司马迁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丞相作传，相反，他却选取了许多下层人物入史，如游侠、倡优、商人等，并且常常笔酣墨饱，充满激情地加以刻画。最典型的例子是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作传，并且将这样一个出身佣者的人列入“世家”，这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他甚至把陈涉同儒家心目中的古代圣人相提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充分肯定了陈涉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他所以这样写，就是因为他认识到陈涉在历史上的作用远非那些徒居高位的庸碌官员所可比拟。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司马迁为人立传的原则，体会他“藉人以明史”的思想。梁启超对此极为称道，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一评价是很切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