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靠前比较研究丛书法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

作者：刘敏

页数：140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72002922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法国作为拥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在教育领域与我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研究法国教育和教材建设情况，将对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的管理和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金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法国基础教育教材的编制情况、管理体制和发展历史，涵盖了教材的编写、编辑、出版、审查、选用、评价等方面，并提供小学、初中、高中历史教材作为案例，从内容框架、呈现形式、编写特点、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描述等角度进行深度剖析。书中还关注了在法国方兴未艾的数字教材，涉及数字教材的开发、使用、选用、遇到的困难和未来前景。

作者简介

刘敏，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法教育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法国教育、教育政策与治理、国际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与guojiaji和省部级科研课题20余项，著有Education Polici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Educational Professio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法国大学治理模式与自治改革研究》《大学治理：理念、模式与制度》等。 姚苇依，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国教育、教材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研究》，译有《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 周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国教育研究。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中小学教师、基础教育研究人员教材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反映了国家意图塑造的文化特质和公民特性。
本书系统而全面地呈现了法国基础教育教材编审、使用、评价的过程和标准，以及数字教材的开发、使用、选用、遇到的困难和未来前景等，并以历史教材为例，剖析了教材所承载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
作者力图通过这种“剥洋葱”式的阐释，透视法国教育及其文化和民族特性的内涵，为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提供借鉴。

目录

节选

第三章 法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出版与选用
第一节 法国教材出版与选用的历史
法国官方对教材的管理主要在于否决内容中出现违反道德、宪法及其他法律内容的教材。同时，国民教育部并不强制使用教材，教师享有教材选择权。是否使用教材，使用哪一家出版社的教材，均由教师决定。
实际上，法国这种较为自由宽松的教材管理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由严逐渐放宽的过程。自法国大革命起，为了促进国家团结和民族团结，政府开始统一全国的教学内容，历任政府都将教材视作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起初，政府通过公开选拔的形式组织人员编写官方教材，所有学校均需使用官方教材进行教学。但这一制度本身违反了1793年议会通过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迫于作者、书店以及印刷厂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1802年，法国政府废除了只短暂实行了4年的教材国定制，将教材编写、出版权下放到了民间。
一、 19世纪上半叶：严格的教材审定
教材编写、出版权的下放并不意味着国家放松了对教材的管控。19世纪初，法国通过成立文学委员会和数学委员会开始推行教材审定制，只有通过审定的教材才能够被列入学校教材候选清单，教 师不得选用清单外的员会[1]（Conseil de l’Université）。在王朝复辟时期，公共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d’instruction publique）和大学委员会相继行使教材审定权。如果学校希望使用通过审定外的其他教材，需上报委员会批准，必要情况下需上报样书。1833年，《基佐法》（Loi Guizot）规定小学教材管理实行双轨制度。公立学校教材依旧需要由政府任命的专家进行事先审定，但私立学校可以自由选择教材，同时政府保留教材的否决权。自1850年起，《法卢法》（Loi Falloux）将这一教材双轨管理制度推广到了中学阶段。
同时，国家通过限制出版社的活动来间接对教材实施管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1811年，政府规定教材审定机构不再接收教材手稿。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规定让印刷书商成为作者和政府之间必不可少的一环。作者因此不得不成为教材出版团队中的一员，其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同时，出版业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出版社不仅要获取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的出版特许证，对于教育类出版物来说，除了所有出版物普遍需要遵守的行政规则，在出版前还需要 提前上报内容简介。为了能够获得出版许可，为了能让教材通过审定，出版社自然开始迎合当局的期望，作者作为出版团队中的一员，权利进一步受到了限制。逐渐地，这一缺乏透明性的制度开始引发不良竞争。19世纪30年代初，《基佐法》规定各市镇都必须开办一所小学，这让出版社看到了极其可观的利润。为了取得地缘上的优势，各大教材出版社纷纷开始在巴黎设立办公室，教材审定机构很快就被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出版社渗透。而那些仍旧在外省[2]的出版社由于其他教材。1808年，这一权力转移到了大学委其教材不受重视，被迫逐渐退出了市场。法国教材出版业出现集中化的现象。
1865年，时任国民教育部部长的维克多??·??杜鲁（Victor Duruy） 开始对所有年级的教材推行否决制，即教材的使用无须再得到政府的事先审定。大学区区长和学区督学分别负责监管辖区内的中学和小学教材，若教材中出现了违反道德、宪法和法律的内容，大学区区长或督学将上报至学区委员会或省委员会进行审议。同时，国民教育部每年会公布推荐教材名单，但并不强制使用。1875年，国民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每年4月由校长组织教师对过去一学年使用过的教材进行总结，并一同讨论下一学年所要选用的教材，最终将教材选用清单上报至学区及国民教育部。国民教育部将组织总督学及其他人士成立委员会，对上报的清单进行审核。虽然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余地，但鉴于国家对教材出版业的严格管控，实际上教材的管控权依旧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法国的教材出版也依旧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的手里，且巴黎成为教材出版社的聚集地。
二、 19世纪下半叶：逐渐放宽的教材管理
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一教材出版集中化的局面才得以扭转。首先，1881年《出版自由法》的颁布减轻了出版社在行政方面的压力，同时降低了出版业的准入门槛。其次，自1833年《基佐法》规定小学教材实行双轨选用制度以来，法国的教材选用权就开始逐渐下沉，教师的专业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其自由选择教材的权利最终在1881年被正式写入法律。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在出台政策，逐步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尤其是1881年法国义务教育的推行更是为这一时期教材出版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这一系列的有利因素不仅促使部分出版社开始发展教材出版业务，更是催生了一批新教材出版社的成立，其中不乏如今法国教材出版业的巨头，如德拉格拉夫出版社（成立于1865年）、阿提埃出版社（成立于1878年）、纳唐出版社（成立于1881年）等。同时，出版社的增多自然带来了教材选择的多样化（见表3—1），从1868年的200种教材，到1878年的683种，再到1888 年的744种，短短20年间法国的教材版本增加了2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