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经楼兰:1906-1908

作者：(英)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

页数：316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5982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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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西域游历丛书集斯坦因这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资料于一体，对上述考古报告进行整合修订，使大众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经过和成果。丛书共15册，本册出自《西域考古图记》：1906 年 12 月，斯坦因来到楼兰遗址，逐一调查和编号楼兰遗址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木雕、陶片、纺织品、古钱币等各种器物，结合出土的大量文书和文献考证了楼兰的兴废。

作者简介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肖小勇，博士，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出版《北城村——冀中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与文物研究》等著作与教材6部，《西域考古图记》等译著7部。巫新华，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内陆亚洲考古，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目录

节选

第八节 楼兰遗址的汉文文书 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我已努力记述了所有有关我在楼兰遗址现场发掘和调查的情况，以及后来对所出文物的考证。我还要回顾一下从此古代居址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此古代居址的资料，并阐明汉文史料可能提供的有关其性质和起源的证据。
首先“衙门” L.A（东组遗址）附近古代垃圾堆发现的大量汉文文书及文书发现的地点，点燃了从中可能搜集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资料的希望。这个期待被沙畹先生的翻译证实了。他仔细、清楚地翻译了除最破碎和最模糊的文书之外的所有文书，从而使非汉学家也能理解它们。我对此项很有价值的帮助和对沙畹先生甚至在出版前就慷慨地交给我随便使用而深表感激。因为这些文书相当古老，且通常是用非常潦草的手写体书写的，不仅大多保存得很差，而且太过碎小，内容充满难懂的行政琐事，这一切都使判读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只有在沙畹先生对这些文书进行详尽处理后，我才能尝试了解一下它们透露出来的有关该遗址的历史性质和当地情况。
首先，大量文书的性质确定地支持这个由考古证据得出的观点，即最重要的废墟 L.A是一个军事基地，由古代中国军队驻守，以守卫从甘肃西缘的敦煌到塔里木河以北主要绿洲线上的重要古道。我们从中看出古代中国首次西征中亚就是沿这样一条路线进行，它大约开通于公元前 110年，通过敦煌以西沙漠到楼兰或罗布地区，而且这条路线在整个汉代都在使用。但重新回顾一下这些话，我们现在将看到文献本身不足以确定这条路线的确切走向。尽管考古证据充分表明楼兰遗址位于这条沙漠路线的西端，但文书证据的确认对解决如下重要的疑问还是特别必要的：更东面极端荒凉的沙漠景观，必定令人对古道从此通过这个认识的正确性生疑。
从汉文史料告诉我们的一切，以及至今尚未改变的广泛的地理事实清楚表明，古代中国治理塔里木盆地时期，对中国商人、行政官员和士兵而言，最为重要的总是这条沿天山南麓从库尔勒往西到喀什噶尔的大道。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即北路，也就是史书中的“北道”，最初随着中国的力量进入中亚，大量丝绸输送到费尔干纳或大宛，然后进入古代索格迪亚那和巴克特里亚。保护这条伟大的贸易之路，抵御匈奴及其天山以北游牧部族的侵袭，是古代中国治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目的，也是古代中国在西域设立行政机构的主要目的。
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到那条绿洲道路最短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甘肃边境上的最西部农业区敦煌，沿库鲁克塔格山脚，经罗布沙漠过楼兰遗址，然后到达塔里木河转向东南流的拐弯处。但现在从塔里木河的这个拐弯处到敦煌—若羌商道上最近的井之间，即使是按最直的路线走，也要穿过 240多英里完全无水的沙漠。而这种情况即使对于今天的商队而言，要完全利用这条古道也是不可能的。
在汉代及其以后的一个世纪，库鲁克达里雅的存在，就像它解释了楼兰遗址的存在一样，消除了此道路西半段用水和放牧的困难，这是事实。因为在那里，古道无疑是沿着这条当时有水的“干河”的河床通到营盘。 1915年我在那里找到了同时期的废墟，从孔雀河很容易到达那里。但对于这条古道的东半段，在楼兰废墟和敦煌商道上的库木库都克井之间有 120多英里完全无水，像现在一样，在古代这段地方必定是一道严重的屏障。只有到 1914年我调查时才发现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这条古道事实上的确通过这个最可怕的、全无生命的盐碱沙漠。同时，假使这个事实没有被从楼兰遗址发现的文书如此清楚地证明，我们将难以相信，使中国的贸易和影响远达西方的先驱们，竟是使用这样一条通道。
曾经有水和生命的三角洲后来变得干涸起来，导致古楼兰遗址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发生变迁。这种变迁是如此显著，而且如此具有广泛的地理学意义，以至于我们很有理由要对大量署有精确日期的文书深表感激。这些文书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此遗址居住的年代下限。沙畹先生分析过的文书中，有不少于 15件署有年代，相当于公元 263 —270年，而且都在 L.B.II（西组遗址）或这个“衙门”边的垃圾堆中发现。只有两件，分别相当于公元 263 年和 264年，上面的“年号”是魏朝末代皇帝的，其余的都属于公元 265 —270年，即西晋开国皇帝武帝在位初期，即泰始年间。我们从《晋书》中知道，他在三国时期的帝国内部纷争结束之后，在西域建立了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权。至于赫定博士发现的文书，根据赫尔·希姆利的初步报告，上面的日期似乎也在公元 264 — 270年之间，我们可以可靠地作出结论，这是沙漠道路和守卫其西头的军事基地交通特别频繁与活跃的时期。
《晋书》的记载证明，整个武帝在位年间（公元 265 —290年），中国内地都与西域保持着持续的政治关系。书中多次提到在公元 270 —287年间，有大量使节从中亚各国甚至远达大宛（费尔干纳）和康居（撒玛尔罕）前来朝贡。我们还从书中知道，公元 283年鄯善或罗布王遣子入侍。武帝之后，这种关系据说就完全终止了。但古代中国对楼兰遗址的影响并未随着武帝统治的结束而终止，我们的文书中有两件记载的年代相当于公元 312年和 330年。所说的最后那件是块木简，发现于 L.A.I，记载着给某位胡人付钱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那个年代的记法很重要，它传达出一个清楚的信号，那就是遗址的最后废弃离它不远。这年是建兴十八年，建兴年号的使用始自公元 313年。但由于这个年号与晋代最后一位影响中国北方的皇帝的统治一起结束于公元 316年，显然，如沙畹先生所正确指出的，这个小军事基地到那时已完全与帝国中央政府断绝了联系，是完全靠自己来维持的。只有这样，在隔绝的状态下，这个哨所才会继续使用这个过时的年号，却根本没注意到这个年号已被废弃了 16年之久。
然而，处于行政隔绝状态中的并非只此一地。大量重要观察表明，这种隔绝也影响到塔里木盆地尚存的其他古代中国军事驻地。楼兰遗址不只是一个偏远的哨所，它位于一条重要的交通线上，因为“衙门”附近的垃圾堆提供了 4件文书残件，它们是直接从“西域长史”发出或发往“西域长史”的。“西域长史”是古代中国政权在塔里木盆地的最高代表。有一件文书写着长史得到并转寄一个命令，让某官员于指定之日出发，前往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出，它位于甘肃。遗憾的是“年号”缺失了，木简也不完整。因此，不能确定这个命令是源自帝国的中央政府，还是源于公元 4世纪实际作为独立诸侯统治甘肃西部的张氏家族的某地方首领。另一件木简残片，只是一块“薄片”，它任命一位官员为“西域长史文书事郎中”。第三件提到“大将军右长史（名）关”。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保存完好的矩形简具有考古意义，它肯定曾盖着一个装有官方报告或诉状的小盒，上面以通常方式写着：“因王督致西域长史，张君坐前，元言疏。 ”从盖的形状和大小判断，文书本身很可能是写在木片上，且可能已被此高官大臣拿走了。但这个盖子被扔进了“废纸篓”，上面写着过时的年号，留以向我们证明该官员从此通过。
另一件重要得多的文书很可能是因类似原因而残存下来。除一些木简外，这个发现还包含一份起皱但完整的纸文书，包含西域长史李柏寄给焉耆或喀拉协亥尔王的草拟信稿。《晋书》在有关公元 324年发生的几个事件中，提到了同一个人物。信的要义是安排与焉耆王的一次会面，这表明李柏是在前往塔里木盆地途中写的。除了与后者有关的一些残片，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该信稿的一个副本，这表明李柏的信很可能就是从楼兰驻地发出。因此，可以有把握地作出结论，穿过沙漠和经楼兰遗址的古道在那时仍在使用。
保存得较好一点的是一封纸信，信中以准半官方的形式报告了解决某些高官的调动这类行政事务。一件文书提到某次军事行动，报告一支军队调到可能很远但现在还不明确的地方，另一件文书则报告从某烽燧顶上观看到的一场战斗。但大多数官方记录只是些从办公室扔到垃圾堆中的“废纸”（即木片），所记只是说明了那些人的职责范围和性质。我们清楚看到，他们的工作主要与某个中国军事基地的食品供应、军队和可耕地的维持有关。这个军事基地是用来守护和保持某段最早连接中国和中亚的大道畅通的前哨基地。然而记录的这些非常琐碎的行政事务却表明它们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详细反映出了实际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在中国越过中亚的政治扩张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并显然曾有助于使这种扩张在广阔而巨大的自然障碍面前维持数世纪。
大多数文书是当地谷仓官员关于谷类的储藏和发放的报告和命令。大量木简提到主簿人员和其他官员，它们表明了有关此仓物资供应的对象和相关物资的供应量。它们也表明采用了详尽的管理制度，如必须出示要核对的存货清单和确认发给的序号或收据的那些人的名单。文书的详细叙述中，记录着给每个士兵、小职员等，或小分队的配给。据此，我们得知批准给每人每天的谷类定额。有一件文书内容很长，介绍了保存和核对粮食配给账目的方法。
除当地要塞的供应物资外，还提到给过往官员和其他人员提供供给。因为这个拓居地位于并不适于持久耕作的三角洲，资源有限，供给方面遇到了困难。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一些文书中得到了明确的证明，在这件文书中领受者被指示“今权复减省督将吏兵所食条所减”。另一件残木简，命令“宜渐节省使相周接”。
沿贸易大道的交通提出的供给要求，一定使最初意在使当地这个军事基地保持自给倍加重要。我们从《汉书》知道，从最初中国军队进入塔里木盆地起，军队不仅要保证控制其掌握着的要地，还要变成屯田士兵，以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坚持下来，这就是中国采取的基本政策。我们在楼兰遗址出土的有关农业活动的文书中，发现了明确的证明，表明了为此目的所作的有系统的努力。例如有的文书记录着不管是已灌溉和待灌溉的，还是尚待开垦的土地的分配情况，所记的是某指定屯田部队的耕作情况。文书中还有一些内容：有关播种等的特别命令；一位主管农业劳工的官员，即督田掾；特令某部长官给北河的一顷田进行灌溉；命令大量种菜以作冬储；锄头、铲刀、锯子（即臿、大钻、斧、锯——译者）等的存货清单，明确证明进行这些活动所用的农具是从一个中心仓库发给士兵的。在一件文书中有一个名称是“胡锄”（即胡臿——译者），很可能是叫作砍土曼的广肩锄，这种工具现在被塔里木盆地当地的农民所使用，汉族农民对此却很陌生。
拓居地必须对灌溉用渠道和堤堰进行适当的维护，这个重要性不必特别强调。我们在好几件文书中发现了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在一件文书中，提到了水曹请绳。水曹，相当于今新疆绿洲中的米拉卜伯克。一个报告一条渠堤的情况说，这条渠堤有 6处缺口，渠水溢出。这个报告恰当地说明了总是威胁着新疆河流下游三角洲农业的危险。另一方面，提到有 501人正在对渠堤进行修复，这表明应付这次危机的劳力资源不是完全无关紧要。还有一件文书，记载着将负责监视某堤坝的某士兵请回。在另一件文书中，我们看到了与同一块三角洲情况有关的另一次危机，其性质和缘由与这次完全相反。在这封信中，自称为水曹助理（即从掾位——译者）的赵辩报告说，大队保护人当夜已过城南，并报告说于某日找到了水。情形似乎是那时因为河道转移，水源干涸，某地区的河岸丛林变得不能用来放牧，因此不得不将这些人派到一定距离的地方去寻找充足的水源。
文书表明，主管这个拓居地的那些人虽然采取了和平优先原则，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军事性质。它们包含有关于武器的报告，例如弩或刀剑不能再用了，以及关于备作甲胄和头盔用的皮件，关于用来铐牢战俘用的黄铜铐的报告。大量存货清单的记录等，提到了药品，似乎来自某军用品店店主的办公室，后来的发现物则表明了敦煌边境沿线士兵实行着医疗保健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指明单个士兵的实例中，我们发现他们被描述为“胡”，所有那些精确指明族别的士兵，族名都说成是“大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这些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这个军事基地和可能也在其他更重要的西域要塞的中国军官雇用的雇佣兵，相当比例是外族人，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优点在于他们是匈奴世仇的后裔。
《汉书》的一条著名记录告诉我们，“大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是怎样被匈奴在公元前 2世纪从南山平原先驱赶到索格迪亚那，然后又驱赶到奥克苏斯河中游的古巴克特里亚，最后到吐火罗国。《后汉书》记载他们势力范围的主要位置就是这些地方，而事实上他们建立贵霜王朝之后又征服扩张到兴都库什以南并进入印度西北部。我们对大月氏统治奥克苏斯河中游直到白匈奴或埃夫塔里特公元 5世纪初期来到这段时期的情况知之甚少，因而对公元 3 —4世纪古代中国人继续以半过时的方式称为大月氏的那个地方的民族的种族组成，不能作出明确的评价。无论如何，有些事情则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只要天山北部匈奴的侵入还在不断危及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和通往那里的大道，中国人以其政治上的睿智就不会认识不到从因同样受到匈奴威胁而显得可靠的强大西邻招募军队的好处。考虑到塔里木盆地的人似乎具有不好战的性格，然后和现在一样，考虑到好像源于《后汉书》证明在“西域”是如此频繁的那些国内的阴谋和对抗的复杂情况，这个权宜之计事实上自然就形成了。这种制度建立起的传统似乎一直持续到晋代，甚至到来自匈奴的危险被削弱以后，并充分解释为什么会在如此遥远的东方出现印度—斯基泰人的雇佣军。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大致属于同一时期的汉文文书中，也见到“大月氏”出身的人。
在楼兰基地残存下来的文书中，只能间接地追踪到古代中国中亚政策的一些证据。它们提到的军事事件主要是关于个别士兵的小事。如一位军官严重失职而遭受惩罚，因他未与某不幸的士兵相伴，致使该士兵落水溺亡；一名胡兵带来的口信，以作为预先的通知。从其他文书中，我们得知有人途中逃跑，有关于某胡兵装备的详细报告，包括一件毡衣等。
无论如何解释，我们发现那时几乎没有经此基地进行贸易的迹象。
保存下来的私人信件提供了有关向东和向西持续交往的证据，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贸易文书的缺乏。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能够可靠地被认出为私人信件的文书似乎都写在纸上，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新的书写材料用起来更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私人信件不必像公函那样需要长期保存。一封署为公元 312年的信，写信人提到从玉门关出发。玉门关位于前往敦煌的道上。
另一封信的残片，提到了敦煌的贸易情况。还有一封残信，是留在东边的某人写给前往西域的旅行者的。
当我们再转向显然是写自西方的信件时，有趣地发现它们一再提到焉耆的事情。一个叫玄的焉耆土人，给两位做官的朋友带来相当详细的消息，消息说出了某些高级官员包括长史的行踪。
一则报告提到了一些牵涉到焉耆王臧的政治事件，也提到了龟兹。有一件文书记载的是一则开战宣言。纯属个人内容的私人信件中，有一件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很完整，发现时还保持其原形，卷起来准备寄出。信中，一位西行旅途中的未婚年轻女士，给留在后面，也许是在楼兰遗址的叔父寄去消息和祝愿。另一件较大的文书残片里，表达了一种更可怜的情绪，它包含一位妻子流露出对不忠诚的丈夫放荡行为的抱怨。
我之所以将包含有楼兰之名的文书留到最后才谈，是因为它们对下一章要讨论的有关遗址原名的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一件文书特别重要，因为它表明楼兰之名在公元 3 — 4世纪很有可能用于废墟 L.A所代表的军事基地，虽然不是绝对决定性的。
在这件文书中，一位下级军官谦恭地向上级报告道：“文书前至楼兰拜还守堤兵廉。”显然，我们在这件文书中得知一种半正式的“暗示”，藏存那件文书的地方可能相当于楼兰，即那封公函所寄往的地方。另一件文书对这个结论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它是一份申请，是一个叫白疏恽的楼兰土人提交给一个姓张的会计的，在
L.A.VI.ii发现的其他文书中似乎也写有这个名字。另外必须加上赫定博士从 L.A.II发现的提到楼兰的四件文书，这四件文书赫尔·希姆利的论文作过简要论述。其中两件，似乎是将楼兰作为收信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