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净土上的烽烟

作者：王文进

页数：208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1087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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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里，你会发现，北魏鲜卑族不但将荒废已久的洛阳城，重新建造成一座中国有史以来规模很大的都城，并且在城里的各项活动中，更展现着极为缤纷生动的人文色彩。地志的正确、历史的批判和文学的优美，帮助我们掌握北朝文化的真相，进而了解南北文化透过怎样的基础来完成一次伟大的融合。

作者简介

王文进，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治学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主，兼以六朝的历史感，抒写现代散文。论著有《仕隐与中国文学——六朝篇》《南朝边塞诗新论》《南朝山水与长城想象》，散文集《丰田笔记》等。

本书特色

北魏帝国的辉煌与衰落， 一部幸存人间的传奇巨著。 读懂中国历史的十本书，名师大家的解读 畅销台湾四十年，一家人共读的经典

目录

节选

北魏洛阳城的寺院　　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虽然费尽心力地想保存洛阳城各方面的形貌和数据，但是全书最醒目的仍然是佛寺建筑。一方面由于：书名既为“伽蓝记”，即使是借此为幌子转而叙史存真，也必然要由佛寺的描写开始；另一方面由于：北魏的洛阳城的确是个佛教王国，这种浓厚的宗教色彩，也使得杨衒之在构思一部帝国兴亡史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佛寺为全书的骨架。　　据杨衒之的说法：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才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也才只有四十二所。结果到了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最多的时候竟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即使在孝静帝天平元年（524）京师迁邺城，洛城残破之后，仍留有四百二十一寺。由此可以进一步想象出北魏当时佛教信仰的盛况。杨衒之在武定五年回洛阳时，就在这四百多所寺院中，选择了六十几所加以描写。选择的标准则以“大伽蓝”为主，像永宁寺、景明寺等，杨衒之往往用力陈其构造之美。至于规模中小者，如果背后有重要事迹攀挂着，也会详加介绍，像宣忠寺、追先寺等，主要是借题发挥。我们若要对洛阳城佛寺作建筑上的考察，大致上还是以大伽蓝为主。　　在《伽蓝记》一书中，最先出场的是城内卷一的“永宁寺”。永宁寺在洛阳诸寺中的兴建次序，根据服部克彦在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的考察，应该是排列第七，就单以城内诸寺算起，也还有一座宣武时期（500—515）的瑶光寺建造在前。而杨衒之特意以灵太后时期的永宁寺开首（516），系因永宁寺乃全洛阳建筑最高峻，装饰最华丽的佛寺。永宁寺的历史几乎象征着北魏洛阳城的兴盛衰亡。　　全文中最撼人心魄的是：永宁寺中有一座高达一千尺的佛塔，换算成公制等于今278米，几乎要和法国塞纳-马恩省河上埃菲尔铁塔的312米媲美。就算我们采取《水经注》低标准的“四十九丈”来计算，也高达一百三十多米。在将近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出现这么高的建筑物，确实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根据《伽蓝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出：永宁寺的平面布局是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前面有寺门和院墙，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可见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有佛塔、佛殿的出现，但是在有些正式的寺院建筑中，佛塔仍然为全寺的中心。所以杨衒之在永宁寺中，最用力描写这座千尺的浮图。首先叙述灵太后“掘基至黄泉下”事，暗示其塔基之深。今配合《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及1973年考古勘察所得，知道塔基面积方十四丈，深至地下水，塔基以上则为九层浮图，为四方立体形，共有四面，每面各三门六窗。门窗全部漆上红色，十二扇门上，又钉了五千四百枚金碧辉煌的五行金铃。在九层塔身上“有刹复高十丈”，刹是塔顶竿柱，直耸上天。塔顶上又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金盘周匝垂满了金色铜铃，又有四道铁锁将刹系在塔顶的四个角上。不但这四道铁锁也各自悬有金色铜铃，其他九层塔的每一层屋檐四角也分别悬挂着这种金色铜铃，一共是一百二十个。所以一旦夜深人静，晚风袭来的时候，所有铜铃的声音可以响彻十里方外。　　这么一座高峻华丽的浮图，由于塔身九层都是用木材做成的，所以只要碰上火灾，就毁成灰烬。果然在永熙三年（534）的时候，一场大火就结束了永宁浮图十九年光辉灿烂的生命。　　王侯贵族逐华的金窟　　北魏到了宣武孝明胡太后之世，政事日益混乱，百官生活奢烂，尤其一些王公领头竞相以丽宅美食相互夸示角逐，国力更因此而消耗殆尽。杨衒之在卷四法云寺条中写“王子坊”一段时，生动地反映出这种现象出来。　　“王子坊”就是“寿丘里”，占地非常之广。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这东西二里广，南北十五里长的地带，都是皇族所住的地方。据杨衒之所说，这里的王公外戚“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河间王琛。他成日只知大起宅院，广置妓乐，和城南的高阳王雍争衡。当他为秦州刺史时，并不注意政事，即一味热衷于西域的名马，甚至不惜远至波斯访求。终于得到一匹叫“追风赤骥”的千里马以及其他名马共十几匹。这些马娇贵得都是用银器作食槽，金器作锁环，就这样河间王琛终于把诸王折服了。他对自己这种行为非常自负，常常说：“晋朝的石崇只是平民，都敢于穿华美的衣服，住巧丽的室第，我身为堂堂魏室王族，岂能不过着豪华的生活？”于是又在后园中盖了一座“迎风馆”。“迎风馆”的规模更是令人目眩眼花。有一次令章武王看了以来，回家病倒卧床三天。因为章武王一直认为天下只有高阳王雍比他富有，没想到居然又多了一个河间王压在他前头。杨衒之这段文字生动地写出当时王侯争相逐华的心态。　　再看卷三高阳王雍的情形。高阳王宅第之华美，杨衒之称为“自汉晋以来，诸王豪奢，未之有也”。尤其是他对饮食的考究，更是惊人。“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方丈于前。”难怪洛阳诸王争相以他为角逐的对手。　　整个洛阳城就是笼罩在这种挥霍无度的风气中，北魏之亡和这个因素当然不无关系，所以杨衒之在叙述这些奢华景象时，笔端时常流露谴责之意。像写王子坊一段，在极力描写诸王争奇斗妍之后，收尾之处杨衒之突然提起河阴之役的惨剧，来和前面场景两相对照，今昔相比。河阴之役是洛阳由盛入衰的大浩劫，是北方边塞军士对洛阳萎靡生活最严厉的谴责。杨衒之把这件事重新提醒，其心境可想而知。　　经济活络的市集　　中国北方自永嘉之乱后，分裂的政治形势使得商业活动也陷入低潮。在两汉时期，中国经济虽然是以黄河流域为据点，但是经济网的范围，则随着国势的强大与统一而笼罩整个中国。汉末三国以来，帝国分裂为三，中间虽有西晋短暂的统一，无奈根基未固，旋又进入五胡十六国的割据之局。　　前秦苻坚将混乱了半世纪的北方理出一个小康局面。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大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才会造出像赵掇、丁妃这一些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的富商来。可惜前秦的安定也是昙花一现，随着淝水之役北方再度是风起云涌兵戈曳地，一直到北魏灭凉，北方才真正有统一的安宁。　　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但是长江流域已进入刘宋的朝代，南北双方的贸易活动仍然只能分别在各自的国境内进行。中间偶尔有边界设市、交易的情形出现，但那是在双方政府监督下进行的活动。并且经过北魏入侵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之役后，这项活动也自元嘉二十七年（450）以后撤销。剩下的是南北使者利用报骋的机会，偶尔作些珍奇异物的交换与小型的贸易，以及民间商贩冒险越境鬻货。　　所以北魏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只有两大宗。其一是和西域东方诸国的贸易，其二是北魏国境内本身的贸易。这些活动在迁都洛阳之后，正式蓬勃地发展起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开始铸“太和五铢钱”，庄帝接着在永安年间续铸“永安五铢”的措施，充分显示洛阳城当时经济的活络，急需货币制度的支持。　　杨衒之对于洛阳城的经济性格，也有极生动的描写。　　中原文化的重镇　　（1）历史掌故的追溯　　首先我们注意到：杨衒之特别喜欢强调历史文物的存在。从序文一开始，就详切地介绍某门汉时叫某门，魏晋时叫某门，再来就是高祖沿承门名的情形。似乎有意开门见山地将北魏和汉魏晋历朝紧紧相连。在叙述洛城各地景物时，凡是涉有历史掌故的东西，杨衒之大都不轻易放过，像卷二明悬尼寺条，提及石桥建造历史时，杨衒之特别根据实物指出此桥建于汉阳嘉四年，然后趁机严厉指责东晋戴延之及南齐刘澄之的错误。因为戴、刘二人分别在《西征记》及《山川古今记》中，误认石桥建于晋太康年。杨衒之接下去则笑二人系因“生在江表，未游中土”，言下之意，对于自己能生在中原亲览古物极为自负。其次杨衒之对于现有建筑物的“前身”也极喜欢重加挖掘指认。像赵逸这个人物的功能，大部分是用来指认前朝旧物的。他第一次在卷一昭仪尼寺中，就断言寺旁的水池是石崇的家池，池南就是绿珠楼，引起时人遥想昔年绿珠之容。第二次在卷二龙华寺中，又指出建阳里的土台是西晋时的旗亭，令人想起当年击鼓罢市的场景。第三次则是在卷二建阳里条中，指出杜子休宅乃是西晋时的太康寺，并且是龙骧将军王浚平吴之后所立的。第四次则是在卷二秦太上君寺条中，指出晖文里是晋时的马道里；延实宅是蜀主刘禅之宅，延实宅东的修和里是吴主皓之宅；李韶宅是晋朝张华之宅。第五次是在卷四宝光寺条，指出宝光寺系晋朝石塔寺。杨衒之如此不厌其烦驱使赵逸来引古证今，就是为了加强北魏建筑的历史感，进一步让人相信北魏确实是继承了传统的一切。　　（2）南人窘态的揭露　　表面上，北魏朝廷对于投奔的南人甚为礼遇。像萧宝寅在景明三年奔魏，尚南阳公主，封会稽王，后进爵为齐王；萧综来降，尚庄帝之姐寿阳公主，授齐州刺史，均宠渥有加。事实上民间对这些南人并不尊重，动辄呼来奔的南人为“吴儿”，甚至将其所居之地称为鱼鳖市，就连萧宝寅也不愿意与“夷人同列”，急着想搬离归正里。由此可以看出北魏人士在对待南人的态度上必然有极傲慢处。另外像王导的后人王肃在北奔后，虽然深受高祖宠爱，但是在一次宴会中，仍然不得不把南方的鱼食比喻成邾小国，而将北方肉酪奉承为齐鲁大邦，将南方的茗饮折辱成“酪奴”。由此可以看出北朝社会必然弥漫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才会对王肃造成这心理上的委屈。　　（3）南北正统的辩论　　杨衒之除了用以上两种方式来暗示北方的绝对优势之外，更在景宁寺条中，让南北人士当面举行一次争辩，以判定孰优孰劣。这次辩论的缘起，是由跟随萧宝寅一起北奔的张景仁引起的。张景仁和萧衍底下的主书陈庆之在南朝时就有交情。永安二年，陈庆之奉命送北海王元颢入洛即位。张景仁于是在家中宴请陈庆之。同座的还有北魏司农萧彪、尚书右丞张嵩。由于彪也是南方人，当中唯有杨元慎和是中原人士，陈庆之于是借着酒意鼓吹众人南奔说：“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意思是说北魏国势虽强，终究是胡族，若要谈正统的传续，还在江左的南方。因为从秦朝时候就移承下来的玉玺，现在就在梁朝手中。杨元慎听后，立刻义正词严地反驳说：“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　　这一段文字是史书中南北之争的经典之作。杨元慎的意思是说你们江左只是在一个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已，不但土质不好，又潮湿又多虫蚁，更可怕的是人鸟也混杂在一起，再加上浮沉在南方三江五湖的偏僻之处，完全受不到中原礼乐制度的熏陶。虽然表面上你们也有君臣的制度，但是一些用途都没有，还不是时常发生以下逆上的事情。像刘劭就弑杀他的父亲宋文帝；宋武帝更发生和其母乱伦的丑事。还有更不堪的是身为公主之尊，居然敢开口要求面首服侍。你在那里待太久了，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事看多了，反而不知道个中的丑陋。像我们北魏才是受天命而定都嵩洛的，周围有五座名山镇护着，又能德化天下。哪像你们这些南方人，既然仰望德义前来，喝我们的水，又吃我们的粮，却说出这么不明体统的话来。　　陈庆之听了这席话回到江南后，从此对北方人士钦佩异常。透过这场辩论，杨衒之的确把北魏的地位跃升为中原文化唯一的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