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听传媒系列纪录片制作教程

作者：谭天,陈强编著

页数：258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

ISBN：978781135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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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从史学角度入手，将众多纪录片大师有关这一命题的理解和论述罗列起来作一种概观性介绍，以期帮助读者建构起对纪录片的初步印象，本书对纪录片的主要类型也作了较为全面、详细的介绍。

作者简介

　　谭天，教授，高级记者、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委员会理事、广东省广播电视协会理事、广东媒体战略研究会研究员、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传媒经济、网络传播、纪录片等。著有《电视策划学》、《记者的世界》、《纪录之门——纪录片创作技能与理念》等书。发表论文逾百篇，主持研究项目有：《广东电视内容产业建设与发展研究》、《电视节目形态研究》、《内地电视在香港传播研究》、《澳亚卫视发展战略与频道定位研究》、《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发展研究》等。　　　　陈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讲师，中国传媒大学硕士，暨南大学在读博士，曾在江西教育电视台工作6年，从事新闻报道和节目制作；2003年到暨南大学工作至今，主讲纪录片创作、电视摄像、电视新闻等课程。

目录

节选

　　《纪录片制作教程》：　　1938年上半年，香港青年摄影工作者林苍、徐天翔、金昆组成青年摄影团来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帮助下拍摄了《西北线上》，记录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著名作家丁玲、延安军民的生活和延安风光。1941年6月，这部影片更名为《延安风貌》在香港上映，这是第一部在香港公开上映的记录延安情况的影片。西北影业公司拍摄的《华北是我们的》则是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映的唯一一部直接反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的纪录影片。　　1938年，荷兰纪录片工作者尤利斯·伊文思来到处在抗战硝烟中的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拍摄结束后，他把自己的“埃姆”牌手提摄影机和2000米胶片送给了八路军。1938年秋天，著名的摄影家吴印咸和电影艺术家袁牧之一起带着这架摄影机和在香港购得的摄影器材来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同年10月1日，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开机拍摄，该片的拍摄历时两年多，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影像素材。1940年年底，袁牧之带着《延安与八路军》去苏联完成后期制作，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冲印出来的拷贝当时没能送回国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该片才得以放映，但还有很大一部分胶片散失于战乱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三大国营电影企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科教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科影”）分别专司新闻纪录片、军教片和科教片生产。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拍摄了不少新闻纪录电影，如《新中国的诞生》（1949）、《朝鲜西线捷报》（1950）、《红旗漫卷西风》（1950）、《大西南凯歌》（1950）、《解放西藏大军行》等，与苏联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1950）和《解放了的中国》（1950）均获斯大林奖一等奖。新影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为国家级新闻机关，记录、报道重要国事活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直到今天，各种纪录片所用国内电影资料都是取自这三家制片厂的影片资料档案库。　　1958年5月1日19点，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实验性广播，当时接收到的仅有500台由苏联进口的黑白电视机；当天19点15分，播出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片长10分钟。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国家对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而宣传成为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在这种政治背景和创作气氛中，很自然地会影响到纪录片的风格、样式以及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只是一种工作关系，只是在共同制造一个英雄神话，很少会有普通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当时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电视台以及电视台新闻部三级领导共同审查的电视新闻纪录片的“三堂会审”制度，被认为是安全播出的保障体系并一直沿用至今。“安全第一”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变成当时新闻纪录片创作人员的一种自律，但这同时也制约了他们主观创造力的发挥。　　从1958年5月至20世纪70年代末，仅北京电视台新闻部拍摄的专题纪录片就将近500部（集）。这些纪录片题材集中雷同，风格老套单一。而且当时使用的是16毫米摄影机，不能同步录音，声音和画面只能分开录制，使得当时经常亲自审片的周恩来总理“让人们在电视片上听到老百姓自己说话的声音”的求真朴实的想法无法得到实现。这时候的新闻片与纪录片并没有严格的区别，通常短一些的叫“新闻”，长一些的叫“专题”。都是用胶片拍摄，电影放映是其主要的播出渠道。对于其传播效果，并没有人太在意，基本上是一种单向性的灌输方式。这一时期的许多纪录片除了在电视台播出以外，同时还能在影院系统播放。相比电视台播出，电影播放在当时是一个更为主要、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尤其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新闻短片，经常作为故事片播映前的加映片。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生产了新闻纪录片1717部（集），大大超过前9年的总和，1960年更达到l228部（集）。　　1958-1960年拍摄的约70部艺术性纪录片，绝大多数都是在追求速度和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完成的，且几乎全部都是粗制滥造的宣传片，只有几部质量较好而受观众欢迎。当时认为新闻纪录电影不仅是“报纸的兄弟”，而且是“艺术的姐妹”，主张纪录电影也可以有夸张、有想象。后来的《收租院》便成为这一类型纪录电影的代表作。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优秀的专题纪录片在屏幕上相继上映。这些主要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电视风光片，这类纪录片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秀丽，如《厦门风光》、《苏州园林》、《长江行》、《芦笛岩》等；第二类是电视风情片，以介绍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如《瑶山行》、《欢乐的傣乡》、《黎乡风情》等；第三类是电视文化片，以展现祖国的文物古迹和灿烂文化为主，如《古迹三最》、《名肴三品》、《梵净山》、《泰山》等。此外还有大量反映祖国建设新貌的纪录片涌现。这些电视片逐渐淡化了新闻属性，强化了审美意识，增强了纪实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