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德龙著
页数：390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20306959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处于学术总结期与转型期的清代文话，表现出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古典文章学最后的辉煌。 《清代文话研究》在普查清代文话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清代特有之学术风会与时代思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清代文话展开研究。宏观的理论专题研究基于对具体文话文献的提炼总结，力求宏中有微；微观的专书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话个体与相关理论或文体的关联，希冀微中表宏。
作者简介
蔡德龙，1981年生，安徽霍邱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2010），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7）。主要从事古代散文理论与文献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多项，获广西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三次。在《文学遗产》《文献》《南京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国学研究》等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上编
第一章 文话的辨体与溯源
第一节 文话的体制特征
第二节 文话溯源
第二章 清文话的总貌与特征
第一节 清文话的成书形式
第二节 清文话的研讨文体
第三节 清文话的经典化与文派理论的传承
第三章 考据与文话
第一节 作家修养论中的考据
第二节 文话与考据著作的交融
第三节 考据与古文的学术论争
第四章 理学与文话
第一节 康熙帝：实用主义理学家的文道观
第二节 李光地：清初理学重臣的文章观
第三节 方宗诚：晚清理学复兴下的桐城文章观
第五章 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
第一节 演绎式与归纳式的文体分类
第二节 “以至简之门类□括文家之体制”
第三节 归类与分体并行的两层结构法
第四节 时代思潮与文体分类
第六章 清文话中的繁简论
第一节 唐宋古文运动与繁简观的变异
第二节 文章学内部的繁简重估
第三节 汉学视域下的“古人文法”
第四节 骈文中兴与“繁复”价值的再认识
第七章 “骈散合一”观与清代骈文话编撰的冷清
第一节 骈文话的稀见
第二节 稀见缘由探究
第三节 骈散合一的大势
下编
第一章 康熙《古文评论》与清代文章学的指向
第一节 文法论
第二节 文体论
第三节 雅论
第二章 田同之《西圃文说》与明代文章学的回响
第一节 《西圃文说》引文考辨
第二节 融汇诗学异彩的文章观
第三章 张星鉴《仰萧楼文话》与骈文“文言说”的接受
第一节 张星鉴生平与著述
第二节 《仰萧楼文话》的成书与命名
第三节 与阮元“文言说”的离合
第四节 《仰萧楼文话》中的骈散文作家作品论
第四章 吴铤《文翼》与曾门文论的纠杂传播
第一节 《文翼》与《曾文正公论文》
第二节 曾门文人与《文翼》传抄
第五章 蒋励常《十室遗语·论文》与文话、评点的结合
第一节 “先躬行而后文辞”
第二节 《十室遗语·论文》的成书
第三节 辩证的古文艺术思维
第四节 推崇“恣肆”的文章风格
第六章 平步青《国朝文棷题辞》与清代文集叙录
第一节 《国朝文橄题辞》与《国朝文棷》
第二节 江西古文的叙录
第三节 浙文的谱系
第七章 徐湘潭《论文绝旬一百七十五首》与论文绝句的创制
第一节 清人的批评文体自觉与论文绝句的创制
第二节 “诗以论文诗更史”——散文史的诗意构建
第三节 批评文体的文学追求与体制生新
附录一 文话的创体之作——吕祖谦《丽泽文说》考论
第一节 《丽泽文说》的佚文辑录与辨析
第二节 《丽泽文说》的理论价值及创体意义
附录二 清代文话简目
参考文献举要
本书部分章节初刊刊物
后记
节选
《清代文话研究》： 第三节 方宗诚：晚清理学复兴下的桐城文章观 清代理学在经历康熙之盛后，声势渐弱，到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理学影响更是微弱。嘉道以后，理学出现复兴势头，尤其是咸同时期发生了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王朝内外交困，需要借助理学挽救颓势①。桐城人方东树、方宗诚皆是晚清出现的理学学者。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又号毛溪居士、西眉山人，安徽桐城人。他曾以从兄方东树（1772-1851）为师，习古文法。东树本为姚鼐高足，桐城派古文名家，他面对汉学家对桐城文家的排斥，著有《汉学商兑》，重申“宋学”而攻击“汉学”。方宗诚既以东树为师，亦复研习程朱理学与桐城古文，是整个桐城派中，理学气息最浓的理论家。其《柏堂文集自叙》云：“余少承家学，喜研穷义理，攻词章。质薄才庸，不足以缵先绪。而师友之见之者，咸谓：‘于斯理颇有发明，文事虽未工，抑其末也。’”《清史稿》卷四八六称：“宗诚能古文，熟于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他著有《论文章本原》与《读文杂记》两种文话，《论文章本原》凡三卷，《读文杂记》不分卷，凡七十条，二书均出自《柏堂读书笔记》，且均从理学角度论文，是清代中晚期理学家文话的代表著作。另著有《桐城文录义例》，为《桐城文录》的凡例，评论了清代桐城本地的重要文家，实亦有文话性质。 方宗诚虽以方东树为师，但因年岁晚其近半个世纪，二人所处时代有所差异。方东树撰《汉学商兑》时，汉学“其风尤炽”，故东树攻之不遗余力。而道咸以后，汉学末流之弊已显，汉学逐渐失去了主控学界的话语权。咸同以后，调和汉宋已成为学界新的潮流。方宗诚对汉学的态度不再像其师方东树那样激烈，姚鼐曾列“义理、考证、辞章”三种为文之事，方宗诚在调和汉宋的背景下，也大方地将“考证”作为衡文的重要标准，他在与人合编的《桐城文录》中，指出选文标准是：“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他甚至在文话中还多处提及考证之学，显示了新的学风下理学家对汉学态度的变化。方宗诚以“经济”论文也能见出新的时代风气，他将其归于桐城本地文学传统：“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他认为，桐城乡贤方东树、姚莹分别引导了桐城人为文对义理、经济的重视。当然，这是在《桐城文录序》中的论述，自然全部归因于桐城先贤。实际上，咸同以后，论文重视“经济”，强调经世致用是普遍风气，曾国藩对此也有很大影响。方宗诚曾在曾国藩幕府中治文书，也应受到曾国藩的一定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