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

作者：刘慧英

页数：227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6

ISBN：978710800132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作者简介

刘慧英副教授:女，汉族，硕士生导师，1970年3月出生于新疆伊宁市。1991年于北京农业大学获蔬菜学学士学位。1998年于石河子大学获蔬菜学设施园艺方向硕士学位。2003年于浙江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蔬菜生理生化。现为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副主任。近年从事的科研工作主要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兵团项目一项；校博士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各一项。参加国家级项目两项，自治区、兵团项目4项。获自治区、兵团科技进步三等奖各一项，自治区教学成果三等奖一项。另外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相关资料

序

刘慧英的书稿——我要说几乎是——使我大吃一惊。
一些年前，我与—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显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占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门已是女权主义者了。我当时的绝对主观的感觉是，她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的心情恰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妇联的工作干部。当然会有哪，一个才高九斗的正在看好的强力型女作家愿意调到妇联去搞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妇女工”。她们爱搭不理、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外国女性的提问。
于是我插嘴说：“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
于是我看到了提问者的困惑与失望的表情。那糊涂劲儿与我们方才的样儿并无二致。
也许我的话根本翻译不过去。许多民族的语言一切名词都要区别阴性和阳性，或者是男作家，或者是女作家，或者是复合的男女作家们，而我们的语言培养的是不分性别属性的对于作家、人、学生、服务员、发言人直到动物的中性属性的认可，中性才是本体本质，而男作家女作家、男服务员女服务员……中的性别称谓，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定语。比如发言人的特性、价值与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他是发言人而。与他们的性别无关。英语里要：区分男发言人(Spokelnan)女发言人(Spokewoman)对于我们炎黄子孙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我还在回答—·个向找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过：“在我们国家，女作家的风格叫可能一般比较细腻一些 此外，不论在取材还；是主题还是使命感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并无区别。”(我想我是；怀着对于我国妇女半边天的充分自豪与弘扬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极大优越性的自觉来这样回答问题的。)是的，我们男女作家一起写四人帮的肆虐，写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公社的悲喜剧，写官僚主义的麻烦……同悲喜而共哀乐。至于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五十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记录片的题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兵女警察都有了……至于女作家，她们比男作家还“厉害”呢……我们还有什么妇女问题(除了边远农村)吗?
刘慧英的书稿改变了我的许多认识与观念。我惊讶于我在女性问题上的皮相与粗疏，粗读了这份书稿我不禁惭愧于自己的视而不见与麻木不仁。
正像刘慧英以丰赡的材料与雄辩的论述所表明的，男权价值标准男权历史意识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真是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
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题困难得多!
……

目录

节选

将女人的容貌作为取悦于男人的本钱自然是为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性质所决定。在那样的社会里年轻女性除色相之外一无自身价值可言，绝大多数女人都不过是依附于男人、供男人驱使作乐的玩物，即使是相濡以沫的妻子也不例外，一旦“色衰”，便难免被休弃的命运。霍小玉与李益初次相遇时即有此忧思：“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损。霍小玉以“女萝”和“秋扇”自喻，体现了男权文化所赋予女性的特定的形象意义：女性是一种没有自我意愿、自我决策权利和自我行为体现的物化了的附庸——攀援着男人的植物或被人闲置的纳凉工具。“女萝”和“秋扇”在此再形象不过地体现了那种女性历史遭遇和命运：女人只能是取悦男人于一时的被观赏、被玩弄、被践踏乃至被抛弃的被占有物，她不能也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和自觉——只能是攀附在男人这棵大树上存活的“藤”或“花”；年轻女性的美貌——直言不讳便是色相，则如盛夏时的扇子，能笼络住男人一时，而一旦到了“秋凉”便免不了被搁置或被嫌弃的命运。因此，美貌和年轻便成为千古不变的男权文化传统中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千古不变的追求(它同时也是女人对自身的根本性追求)。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中国文学擅长描摹少女、少妇的青春美，而很少涉及或几乎完全否定中老年妇女的女性魅力；与“才子佳人”平行的另一种婚姻程式——“老夫少妻”，也是一种脍炙人口的文学形象关系程式。人们喜欢貌美女性，更喜欢年轻的貌美女性，如果只具美貌而不再年轻充其量也只落个“人老珠
黄”。中国男人对女性的这种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同样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
地被驱使和驾驭。
在封建文化结构中女人无主体性可言，幼年时代是其父亲的女儿，一迈入豆蔻年华便得被寻觅夫家，出嫁之后她便只具有别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从姓氏到整个身心都系于丈夫的掌
心内，她的一生是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下的名份之中——为女为妻为母。除此而外，她没有其它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因此，婚姻是否“幸福”是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无怪乎霍小玉一涉足情爱就担忧自己所攀援的这位“主子”——李益是否可靠，是否会使她遭受“无托”和“见损”的命运结局。在封建婚姻和性爱中女性或者被男人“托”——成为男人的宠物，或者被男人“损”——成为被遗弃的残物，而无法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的价值和地位。
“才子佳人程式”中女色的封建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对男人才华的追求则比较隐晦曲折。封建社会衡量人(尤其是男人)的价值标准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出身门第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
人的荣辱、尊卑和贵贱，因此作为人生的重要抉择——选定配偶的婚姻自然要讲“门当户对”了。《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起初钟情于小玉的花容月貌，但最终还是迫于母命，或者说是为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实际权衡而放弃了与霍小玉的爱情，与门当户对的卢氏结为“秦晋之好”；《莺莺传》中张生则因与莺莺间的情爱是“始乱”而终“弃之”。这样的爱情虽然一时山盟海誓、缱绻缠绵，最终却是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一瞬即逝。女人不过一时充当了男人情欲的发泄工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人最终要去“门当户对”地“明媒正娶”，而将往昔的欢爱看作是一种逢场作戏的“风流”际遇。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女人是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一样，女性文学本身涉足最多和最深的也是爱的主题，这一主题至今仍然陷于困惑之中，它没能找到一个终极的完满答案，这也是女性未趋于完全解放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爱情，这一为世世代代的文学家所讴歌的永恒主题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生存及审美的意义不是我们在此所能遭尽的，我只想从女权的角度，更准确地说是从女性的角度指出，爱
情确实是一种激发人奋进的力量，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与土地对封
建宗法制度下农民的生存意义一样，将爱情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是几千年尚未解放的妇女被羁绊、被束缚的——个象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离不开土地，纵然受尽剥削、饥馑和各种天灾人祸的侵扰，农民视土地为生命这一点不会变；即使不远千里逃遁他乡仍将心心念念怀着“思乡病”，生前不能了却此愿，也盼死后叶落归根，回归到家乡的土壤里。女人对爱情也怀着一种与此相近的拳拳之心。女人与农民同样面临着匮乏，农民匮乏的是粮食，虽然他们终年在农田里辛劳耕作；女人匮乏的是爱，虽然她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播撒着爱、向往着爱，而收获到的却很少很少。近现代的女性为了从这种爱的单一性中挣扎出来而苦苦奋斗，她们有了自我的追求——也是时代对她们的要求，然而随着这种新的自我的出现，女性在自我与爱之间的徘徊加深了，女性不能也无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要么完全放弃自我成为传统的女性角色———贤妻良母，要么完全抛开爱情和家庭，或改变传统的女性角色，与“世俗”保持距离。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妇女生存状态，因而它们各自给生活在不同的状态之中的女性们带来无穷的烦恼和困惑……。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则出现了一股女人对男人失望、怨恨的情绪——由于女性地位日趋升高而显得男人不那么伟岸和强壮从而导致的这种女性心态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它仍未能最终摆脱古老困惑的缠绕，这种缠绕太紧、太深地羁绊着女性，使她们很难走出这种历史和时代的巨大阴影。本章所要剖析的就是纠缠于这个古老困惑中的种种女性心态。

凡是读过舒婷诗作的人大概对《致橡树》都会有难以忘怀之感，它是舒婷早期最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篇之一，也是几十年中爱情诗的巅峰之作，它浸透了自“五四”以来女性的最高独立意识，同时又流露出细腻而温馨的女性气息。“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它道出了女性既要与男性完全平等又要保持个人独立的意愿和自觉意识，在这里女人不仅不是男人的“陪衬”，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附庸和摆设。与此同时，舒婷还粗略地描绘了二—卜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心目中向往的“男子汉”意象：“你有你的铜枝铁干，象刀，象剑，也象戟”。我们从这种意趣盎然的诗句中不难体味出诗人对传统意义或自然意义上的阳刚之气的崇敬和礼赞。除《致橡树》之外，舒婷还曾写过许多爱情诗，虽然在诗的总体构想上往往充满着朦胧和多义，然而女性寻求理想、美满而又充满生机的爱情的向往以及女性心目中的“男子汉”意象却并不模糊和隐晦，在《中秋夜》、《自画像》及《无题》等诗篇中，一方面读者能鉴赏到一种超越于传统母性之外的独立不羁、直面人生但又不乏温柔妩媚的女性气息，另—方面也能体验到诗人对坚定、深沉、宽厚的男人气质的向往和爱慕。如果我们对《中秋夜》作一种狭义的解读，那么，“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的诗句则是舒婷心目中男子汉深刻有力的最外化的描述。
在舒婷诗的意象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双重性：女性作为已经获得了独立意识的主体所具有的总体人生追求已经基本纳入健全发展的轨道，然而她们在看待男人方面，虽然也已在很
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的男权价值秩序，但却依旧残存着传统价值取向的痕迹。这多少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对男性的传统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是否是女性突破男权束缚的最关键
或最后一道堤防?
时隔两三年以后，这些简明而又蕴意丰富的诗意被小说家张洁、张辛欣、王安忆等化作了具体特定的艺术形象。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波希米亚花瓶》、《七巧板》乃至《沉重的翅膀》塑造了一系列虽然身份履历不完全相同而气质及性格简直呈一种程式的“男子汉”形象——他们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刚强坚毅，他们一般大大地年长于女主人公，因而被人称为“慈父型的情人”。男人的力度和深度与舒婷爱情诗所表达的十分相似。王安忆的成名作《雨、沙沙沙》虽然在意象和背景上过于单薄，但通过少女的情愫而描绘的“男子汉”形象却具有与张洁和舒婷的意向同样的内涵。与舒婷诗的意象最为接近和相仿的是张辛欣笔下的情绪宣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主人公诉说心声：“每当我在生活和事业中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我很想依在一个可信赖的肩膀上掉几滴泪，流一流心中的苦恼……”这仿佛是舒婷《中秋夜》“坚实的肩膀”、“疲倦的头”和有力的双手等凝炼诗意的散文化抒情。舒婷写于1976年的这首《中秋夜》可能受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较大影响，便它更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感受相思索，“心，不知在哪里停泊”，则体现了诗人对女性生存的迷惘和悲哀。1983年张辛欣以《最后的停泊地》为题叙写一个女演员不幸的情感生活，以“停泊地”来象征女性寻找爱情归宿以及人生归宿。这不知是得之于舒婷诗句的启发，还是此题与彼诗在遣词造句上的巧合。它们都显现了女性对本位价值的一种追求。最有意思的还是张辛欣在小说中对男主人公外表形象的描绘：“敦实的身材，宽宽的肩，短短的平头，一张线条饱满的脸”，还有那“厚实的手掌”，如同一个主题的两种画法，舒婷绘的是写意画，而张辛欣描的是工笔画，形象具体化和特写化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文坛上的女作家们在描绘理想男人时竟有如此为时一致而意义相近的整齐划一实在令人诧异！这大约从另一方面应了张辛欣的那句话：“尽管男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差异，但一般来说，对标准女性的评价和要求却差不多”，我要说，尽管女人各个相异，然而对标准男性的评价和要求在许多方面几乎趋于一致。从这种整齐划一以及以后女性文学走向对男人的讥讽和嘲弄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渊源对女性直接或间接的熏染以及它的变化和发展。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在一开始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故事模式，仍然清一色地炮制着强胜伟岸的“男子汉”形象，在这一“浪漫”天地里徜徉的人有的稍纵即逝，有的流连忘返。虽然这些女作家年龄参差不齐，但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有的尚未恋爱或结婚，有的则离婚多年而未能“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的则还刚刚迈入新婚?总之都还处于对爱情和男性的“憧憬”阶段。更况且，整个生活的封闭状态尚未完全打开，她们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崛起的，在文学传统及文化素养方面缺乏广泛涉猎借鉴及年长日久的训练积累，因此尽管在做女人方面她们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感受，而在艺术表达。上却无法很快找到恰当的符号、语言以及结构等。另外，即使作为“妇女先锋”的她们，同样也深受传统男权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种观念的根本点——男人是强胜的，女人是柔弱的——对她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压抑和制约，即使在她们全面否定了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之后，这种压抑和制约仍然无法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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