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我在--林行止随笔三集

作者：林行止

页数：216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ISBN：9787806762486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收有“书多未曾经我读”、“天才与大师”、“说了没说”、“风光太太好寂寞”等随笔。

作者简介

林行止，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香港《明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的笔政，已结集发行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有《身外物语》等70余册，皆由台湾远景出版集团出版。

目录

节选

有“哥尔夫神童”之称的老虎仔胡德思(Elrick‘tiger’oods)，其中间“老虎”的得名，有段感人故事。胡德思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当时登记的名字只是E1-driek Woods，他的父亲Earl Woods(美国黑人，母为泰国人)于他还在襁褓时加上Tiger一字。老胡德思的朋友以为这是他望子成“虎”心切，事实上，这是老胡德思怀念其越南战场上的老拍档、绰号Tiger Phong的南越陆军上校(原名Phong Nguyen)。越战结束后，他们各奔东西，而他仍念念不忘Tiger Phong，因此替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希望有朝一日Tiger Phong能够通过Tiger Woods与他，联络上。
老胡德思(越战时官拜中校)的希望落空，因为TigerPhong早已瘐死越南集中营。为了替“老虎仔”寻根，美国《哥尔夫文摘》(Golf Digest)派记者往越南查访Tiger Phons的下落，并把Earl woods和他在越南战场出生入死的事迹写成八页长文，刊该刊一九九七年十月号。

日昨厕中读张默僧《厚黑教主外传》中引述李宗吾写《孔子办学》一节，有这段令人绝倒的描述：“孔子当初本是专心办学，不讲什么主义；他对于各种学科，无一不通，惟经济一门，缺乏研究，才聘曾子讲授。他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曾子授课，他不时也去听讲。有天曾子在黑板上写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因用教鞭指着说道：‘严者，侯官严复是也，他译了一本《原富》，名满海内，全国学人，目有视，视严复；手有指，指严复，直算经济学家泰斗!’孔子听了心中想道，严复精研经济学，译了一部《原富》，我曾当高等法院院长(鲁司寇)，深通法制，何妨专讲宪法，著书问世?……”
李宗吾(厚黑教主)从“其严乎”掀出严复，简直胡说八道，笔者几乎笑得断气，古人以“杜康”解忧，笔者以这类天马行空东拉西扯的文章解闷，不亦快哉。
从严复(一八五三一一九二一)想起《历史中的翻译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John Beujamins Pub-lishing，1995)，这本书对把世界文明贯串起来的翻译家有详细介绍(如果没有翻译家，东西文明便无法交融)，认为在历史进程上他们功不可没。该书只以二页篇幅介绍严复，对把西洋文学引介给中国读者的林琴南、把春秋大义译为德文的辜鸿铭，均只字不提。
作者指严复“在历史关键时刻把欧洲的政治及社会科学著作呈现在中国读者之前”，对此大加赞赏；又说严氏以把这些著作翻译为“汉代古文”，同时把内容仿照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编列，因为唯有如此，清朝的大官才看得明白。严复的译文达到他要求的“信雅达”(fidelity and stylistic beauty)准则，“成为英译中的楷模”。
严复定下“信雅达”的翻译准则，但他的翻译是否如此?笔者没资格评说；笔者知道的是他的英译中十分难明，即使其同时代的大学者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一九二九)，读后亦“木宰羊”。梁任公在《生计学(即平准学)学说沿革小史》长文前“例言七则”的第三则这样说：“兹学(生·计学)译出之书，今只有《原富》一种，其在前一二无可现。(《原富》)理论之奥，读者不易，先读本论(指梁氏这篇《小史》)，可为拥响之资。但此论简略已甚，于学科原理无余
地可以发明，而所用名词，又多为寻常书籍所罕见。学者苟不读《原富》，又恐并此而不多莹也。”(见《饮冰室文集》卷二学说类二，页二十一，括号内是引者的说明)生计学、平准学，即今之经济学。梁任公这段话，清楚说明严译《原富》“理论之奥”，且名词多为“寻常书籍所罕见”，因此不易明白，与严氏同时代的大学问家尚且认为“读者不易”，何况现代人。其实，任公所写虽是“白话文”，但如“拥响之资”及“不多莹也”的真确意思，笔者亦不大了了，只能意会而已。
现在人人知道“无形之手”来自《原富》(及史密斯另一巨构《道德情操论》)，但严译中给他“意”而化之，消失了，看来严译不但病于艰奥难明，还病于太“简洁”，事，心人若中英对照，逐段爬梳，相信可发现严译的不少错漏。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日

美国富翁的视野与时俱进，现在已超越国界，尼尔逊那黍于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书所描述的现象，已不适合解释当代富翁的行善模式，比如索罗斯以二十八亿成立基金(去年七十岁正式从投机事业退休的索罗斯，公开承诺在八十岁之前把全部财产——估计仍值五十亿——捐出)，其捐助对象主要为各前社会主义国家，而目的在推动政治民主化；数年前他力主毒品合法化，因而在这方面捐款甚多，成为以鼓吹毒品合法化(drug legalization)为使命的Lindesmith中心的最大财政赞助人。索罗斯在《索罗斯论索罗斯》一书①这样写道：“如果毒品合法化，我将投巨资制造各种毒品，然后以低于成本出售，毒枭将因无法竞争而破产，至此我会逐步提高价格，这有如政府对香烟的课税，我会把所赚的钱用作戒毒用途……。”这也许有点异想天开，但如果有朝一日毒品生产合法化，他的办法的确司把毒枭排挤出市场，同时令街头犯罪减至最低。CNN创办人端纳一九九七年答应持续十年每年捐一亿元给联合国，大大提高美国的国际形象。这类捐款，不仅不再把用途限于文化教育，而且打破了疆界的局限。新一代的慈善家捐款大都有策略性目的，而且对后果十分重视(results oriented)，这即是说，他们慷慨捐输但不会捐出后不跟进，而是对运用捐款的情况十分关注，显而易见，那些效率差
效益不彰的接受捐款组织，今后将无法再获捐助。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发迹经过，读者都耳熟能详，但知道他们是虔诚基督徒和“捐款大王”的，恐怕不会太多。洛克菲勒十六岁作第一次捐款——二元七角七仙，到了一九三七年以九二高龄病逝时，毕生一共捐出五亿五千万元，这在现在是天文数字；他的儿子小约翰一生亦捐出五亿五千二百万元，而参与基金会管理的孙儿辈至二OOO年已捐出十余亿元……。
卡内基的《财富论》(The Gospel of Wealth)脍炙人口，但他的《遗产管理法》知之者则似乎不多。终其一生，卡内基经常为钱太多而烦恼……。他认为豪富将大额财富留给后代，是“最差的选择”，如果这样做出乎爱心，是“误导之爱”(affection misguided)，因为大量财富通常对收受者带来的伤害大于益处，卡内基认为“家传横财”很易令获得遗产者“丧失工作能力”，同时可能“染上与有效运用财富无关的恶习”，他因此劝喻有钱人勿将财富留给后代。卡内基对将遗产成立慈善基金的想法亦不赞同，他指出，以此种方式“遗赠社会”，很易引起人们有这样的联想：“他因无法将财富带走且后继无人，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卡内基认为最富建设性的办法，莫过于有钱人在世时成立基金，由他本人参与管理，卡内基认为人们所以会致富，皆因他们兼具聪明才智、经验丰富和有行政能力，他们一旦将这些长处用于基金管理，必能更有效地服务社会；到了基金创办者逝去，基金不应交由子孙而应交给一个由独立人士组成的信托委员会管理。一九一一年，卡内基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私人基金会，在全美各地兴建了二千多家图书馆；二年后的一九一三年，洛克菲勒基金成立会……，至去年底美国共有约五家基金会。
除了对“遗产”(严格来说，富人在世时以之成立基金的资金不算是“遗产”)应如何运用有真知灼见之外，卡内基对有钱人的生活，亦有很多值得参考的看法。他认为，豪富的第一责任是“树立一种朴实无华、不矫揉造作和不炫耀夸张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依靠他的人提供恰到好处(moderately)的物质供应。达到这种目的之后，豪富应将“余资”成立“以贡献给社会为最终目标的基金，并由他亲自负责行政管理”。……从香港巨富的慈善活动中，大家不难看到卡内基的影子。
在举世闻名的美国豪富中，第一代金融资本家摩根和汽车大王福特，都对福利事业不大热中。摩根银行是联邦储备局成立以前的“中央银行”，其创办人摩根于一九O一年组成财团，以二亿五千万元的代价收购卡内基炼钢厂和于一九O七年十一月独力化解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成为“神一样的人物”，但他的遗产只有六千五百万元，和大众想像的超级豪富应拥有“数不清”的财产不相称，“令美国人大失所望”；他在生时只作零星捐款，死后才由其子将他的图书馆(内藏柴可莱、狄更斯、拿破仑的手稿及米尔顿《失业园》存世的残余墨迹)捐给社会。至于福特这位特立独行、性格怪异的大工业家，他称慈善事业为“商业化人道主义”，对之从无好感，因此生前的捐款只有四千万元，这当然是大数目，但比起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人把绝大部分财产捐出，便属小巫；不过，他因为税务理由而于一九三六年成立的福特基金，在复利滚存之下，至今已膨胀至近百余亿元，在盖茨成立基金之前，为美国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
大体而言，官办福利事业的功能性并不明显，而且官僚架构重叠，浪费情况严重，远不及私人基金会有具体目标及有效率，是彰彰明甚的；因此，官办与私办福利并存、平衡发展，社会才算健全。

我们常常听到这句口头禅：“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对于这句话，人们会毫不思索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不公平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就此种下了“阶级仇恨”；其实，这句口头禅的确是现实的写照，只是，这种财富现象，在法治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并非客观坏境、社会制度所形成，而是主观因素所促致。
这怎么说呢?
研究股市投资者的行为，对理解这种财富两极化现象大有帮助。
富裕阶层的投资者，有租金、利息、股息以至其他I花八门的固定收益，因此并没有于短期内在股市上发财的急切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有“等待”的本钱，而这种本钱又使他们变得甚有耐性，这样，他们就不会作出任何冒险的投资决策，冒险性低稳健性高，等于他们的财富不是“来得易去得快”，而是稳定增长。众所周知，投资学的第一法则是风险与报酬成正比例，即冒险性愈高的投资回报率愈大，这种诱因令普罗投资者不惜冒险犯难，全力以赴，希图一买即中，一夕致富，结果成功率有如“鱼卵与鱼”——能够长大成鱼的鱼卵，万中无一。
由于求财心切，对发财有迫切性，普罗股民对于一切能够迅速发财的项目都大感兴趣，为此通常都会倾尽所有投入；赌博就是一个大家明白的例子。以赌注与财产比率看，富裕阶级不过是以零用钱“怡情”，而急图跻身富裕阶级者则通常在赌“身家”。赌博永远是一场“你(闲家)输我(庄家)赢”的零和游戏(赌博只有金钱转手而无创造财富功能)，“闲家”能从中致富的，机率亦和“鱼与鱼卵”一样。
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者”是有机会摆脱这种命运的，而此中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不可“赌尽”，不论从事哪种投资，都应坚持量力而为，而“量力”的标准是所投入的资金，万一全军尽没亦不致影响工作和生活。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向来坚决反对买空卖空；我们以为这种有高度风险的玩意，是有实际需要而进行对冲的投资者或职业炒家的专利。普罗投资者如急于发财而不惜冒险，只会令“穷者愈穷”更具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