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标准化与公共服务提升:来自苏州市的创新实践

作者：田晓明等著

页数：414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

ISBN：978756721173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从政府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抽象行为准则出发, 基于公共服务特性和要素, 探讨了公共服务标准化。以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13大领域的标准化实践为对象, 既涵盖了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 又突出了苏州市的城市特色, 特别是对公

作者简介

　　田晓明，博士，苏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副校长，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艺术学院院长、东吴智库总负责，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苏州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人事考试专家，苏州市东吴人文学者。主要从事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7项。著有《中小企业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等学术专著3部，参编国家规划教材《管理心理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中国软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散文集《心海泛舟》。　　　　钮雪林，1962年生，江苏吴江人。1980年参加工作，历任苏州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接待办主任。现任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兼任苏州市城市综合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江波，1973年生，江西九江人。苏州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与心理支持研究所所长，苏州市公共服务标化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心理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副秘书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工业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广告与消费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精品应用工程项目等10多项课题，著有《广告与消费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等学术著作9部，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全国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李平，1963年生，江苏张家港人。1983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历任张家港市东沙镇党委书记、张家港兆丰镇党委书记、苏州市张家港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现任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分管标准化工作。

本书特色

田晓明、钮雪林、江波、李平编著的《综合标准化与公共服务提升（来自苏州市的创新实践）》一书，从政府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抽象行为准则出发，基于公共服务特性和要素，探讨了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不仅践行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也探索了企事业单位服务标准化。以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环境保护与公共服务、公共信息服务、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公共科技服务、旅游、服务外包、金融、物流等13大领域的标准化实践为对象，既覆盖了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又突出了苏州市的城市特色，特别是对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有关理论、基本流程进行了梳理。

目录

节选

　　《综合标准化与公共服务提升：来自苏州市的创新实践》：　　（2）专业化。韦伯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分工问题，他把专业化和人类理性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理性关系和组织根据专业技术进行分工。他认为，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必须采用考试方式，注重知识、专业能力和培训。专业能力替代了个人效忠，权力和责任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这些权力和责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在组织之中。专业化分工不仅提高效率，而且消除了等级社会的人身特权。　　（3）理性化。在韦伯的理想官僚制中，组织的构建形成、部门分工、职位设置、成员选拔，一直到组织的运作、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由法律制度明确规定。这些法律规则由组织成员协商达成，或由组织内的上层提出，但其成员以理性思考权衡而接受。上至组织的最高领导，下到基层普通职员，组织的任何成员都依据这种规则行事，他们服从的是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是因人而异的举措或个人的偏爱与喜好。　　（4）非人格化。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制排斥个人魅力，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感情的支配②。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也不是服从附着在命令者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　　科层化适应了政府组织的结构需求；规范化满足了对法律、规章的尊重和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抑制；专业化体现了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追求；理性化和非人格化适应了技术流行的现实，适应了行政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4.官僚制理论的意义及局限性　　韦伯在否定以忠于人为内核的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忠于组织、法律与制度为要旨的现代等级官僚制模式，以其精巧合理的层级结构、理性合法的权威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政治中立的专业化分工等特质，摒弃了经验管理过程中的人治因素，减轻了政府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依附等现象，既打破了君权等思想对民众的束缚，也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现代官僚等级制凭借其理性、准确、严格和可靠等特性，在众多国家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了政府技术化水平的提高，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在其所产生的那个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官僚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抛却了人性因素，把人看作是一个个机械化的零件，这样必然会把人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从而产生冷漠的官僚体系。官僚制强调制度和程序的作用，但是过分强调制度和程序就会限制个性的发展，使成员趋于规避风险、墨守成规，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优秀人才的引进造成不利影响。官僚制强调等级制度和权力的集中，会使权力无限膨胀，这种膨胀的结果使官员爱权、贪权，对民主造成极大的威胁。官僚制过分强调专业化分工，使组织机构发展得比较臃肿和专业畸形，使得内部协调和沟通变得困难，信息传达失真，从而降低组织的效率。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官僚制，而是吸收其合理内核，突破其局限性，用其优而避其劣。（二）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最早由克里斯托夫·胡德（Christopher Hood）在1991年提出，它是以经济学为基础、以政府市场的协调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观点主要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政府面临的因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引发的行政改革。这场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后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这场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批判和完善的基础之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推动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1.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西方传统公共行政建立在两大理论基础之上，即政治与行政两分思想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与行政两分思想认为政治是国家决策，而行政是执行国家决策，两者必须严格区分。官僚制理论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实行政府部门的权利和任务专门化，以协调层级组织和等级控制；在行为程序上通过技术或法律的规则来控制职务行为和约束行政行为。但随着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这两个理论基础都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政治与行政在实际中是无法完全分离的，公共行政人员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因其具有专业知识而经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甚至直接制定政策，必定会影响政治。因此，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按照官僚制组织起来的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反应迟缓；政府履行决策的行政裁量权不断扩大，政府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行政人员固守陈规，缺乏创新精神.服务质量低劣；信息社会的发展促进产生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这进一步加剧了官僚制的缺陷与现实的冲突。政府改革只能采取更多的等级控制、更细的规则约束，从而陷入僵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