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探源到管理实践:兼谈对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思考

作者：冯彦明, 著

页数：246页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51643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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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管理是人类集体活动的产物，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揭示了自然宇宙之原理，也阐述了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活动之规律，从而成为管理所需要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过程，也是管理目标与人生目标统一和实现的过程。本书试图从打破目前对管理学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性的认识出发，追根溯源，分析（现代）管理（学）的中国文化渊源，发现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及传统复归，进而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和灵魂的中国管理学做些探索。本书认为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统一，是理论与应用的融合与统一，是思想与方法的融合与统一，也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统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中国管理学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元论”在管理学领域的体现。

作者简介

冯彦明，河北井陉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五道口）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成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副主任，北京区域经济学会理事。曾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国家林业局项目等10余项，在《经济学动态》《现代日本经济》《区域经济评论》《经济日报》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教材等20余部。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坚持守正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为核心和灵魂，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的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管理学（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

目录

前言

管理是人类集体活动的产物。为了实现集体目标，首先要协调组成集体的每一个成员的行动，协调成员的思想和意识；而为了协调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就要了解人类思想和意识产生与变化的缘由和规律。因此，管理既是“管控”，又是“理顺”；既是据“理”管控，也是管控入“理”。而管控本身就需要“理”，“理”即管控之魂。也就是说，不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学的研究，也不论是把管理看成一种思想，还是把管理看成一种艺术，都要先把握贯穿于管理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揭示了自然宇宙之原理，也阐述了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活动之规律，从而成为管理所需要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过程，也是管理目标与人生目标统一和实现的过程。<p>管理是人类集体活动的产物。为了实现集体目标，首先要协调组成集体的每一个成员的行动，协调成员的思想和意识；而为了协调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就要了解人类思想和意识产生与变化的缘由和规律。因此，管理既是“管控”，又是“理顺”；既是据“理”管控，也是管控入“理”。而管控本身就需要“理”，“理”即管控之魂。也就是说，不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学的研究，也不论是把管理看成一种思想，还是把管理看成一种艺术，都要先把握贯穿于管理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揭示了自然宇宙之原理，也阐述了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活动之规律，从而成为管理所需要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过程，也是管理目标与人生目标统一和实现的过程。<br />目前人们所说的管理学，主要是西方管理学，而且是西方的企业管理学，而且是泰勒制以来的西方（科学）管理学，既没有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管理学研究和成果，也几乎没有考虑与包括国际管理（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管理）、国家宏观管理（治国平天下）、政府管理、军事管理、事业单位管理、社会团体管理等在内的非以实现利润为目标的组织和单位相关的管理学研究和成果，甚至没有考虑存在和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中西方管理学的研究和成果。这导致了以下问题和后果。第一，逻辑与历史不统一。似乎管理特别是管理学过去没有，是在西方工厂化生产后突然产生的“天外来客”。第二，理论与实践不统一。似乎过去的人都在“胡打乱撞”，没有对管理学理论的研究——中国的中庸之道不属于管理学，西欧的东印度公司也没有管理学理论的指导。第三，存在与思维不统一。似乎过去的管理实践都是在不思考，不分析，不审时度势，没有考虑组织、计划、协调等，没有考虑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情况下进行的；似乎过去人们对包括政府、军队、企业等在内的组织的思考都不属于管理学。第四，科学与人类不统一。似乎科学是科学，人类是人类，科学不是人类（所做）的科学，而是对自然的研究，而对自然的研究不是“人”进行的；似乎对人文社会的研究都不是科学，都是不科学的。这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以话语权代替真理，以所谓的科学代替真相的说法和做法，不仅给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也造成了自身的迷惑和自相矛盾；不仅导致“管理学非科学”的疑问，也造成了类似“管理理论丛林”的各学科“丛林”；不仅使管理和管理学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更会造成公司倒闭、危机频发以及“文明冲突”“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丛林本是各种树木共生共长、相互依存的一种生态系统，在学术上可以体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统一、相互支撑，但在“管理理论丛林”中，此“丛林”非生态系统，此“百花齐放”非百家争鸣，而是丢掉了生态平衡的本意，失去了相互启发和借鉴的效能，演化出了公公、婆婆的自说自话，盲人摸象的固执己见和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这在表明一些人缺乏格局和造诣，不了解历史，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华文明，实际上也不了解管理，不了解管理的本质的同时，也表明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需要打一场持久战，构建真正解决人类问题、实现管理和人类目标的管理学需要正本清源，“重打鼓，另开张”。<br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原则方向、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的又一次重要讲话，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开放和包容的文化，不拒绝任何进步和先进的思想和文明，那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显然这既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故步自封，而在于中西文化不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文化不同意味着灵魂不同，灵魂不同意味着看法和做法不同，意味着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当然也就意味着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目标、方法、逻辑等不同。这种不同如果只是爱吃咸的与爱吃甜的，喜欢冬天与喜欢夏天的区别，就只是个人的事情，不必计较和干涉；但如果这种不同涉及是以利为本（唯利是图）还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是胜者独食、侵略掠夺的零和博弈甚至损人不利己，还是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是穷途末路的“增长的极限”，还是持续发展的光明未来，这显然不是研究者一个人的事情，而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探究。<br />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真相学和西方的现象学。真相是现象的本质，现象只是真相的表现形式。人有多个层次和维度，科学研究也有多个层次和维度。从现实看，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目的是通过现象揭示真相，指导人成为真正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让人逐渐堕落为“为食亡”的“鸟”，让人类成为“为财死”的普通动物；科学管理的目的应该是实践和检验管理科学研究的成果，以是否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为评价标准，发现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因此，包括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要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观，树立既见木又见林的整体观。虽然社会科学不能脱离社会，避免不了“主观”和习惯，但“主观”并非都错，习惯也不一定全误。儒家文化向来讲究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第1章）；道家文化提出通过“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而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1章、第42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是否揭示和符合相关领域的真相的问题（自然科学其实也是如此）。即便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既不是数学模型说了算，也不是实证和循证说了算，更不是门生弟子多的专家说了算；既不是利润增加说了算，也不是GDP增长说了算，更不是野蛮和霸权说了算 —是“人”说了算：是让所有人生活得越来越轻松、幸福，而不是让人类不断分层和分化；是将人培养成真正的人，而不是使人堕落成“为食而亡”的动物；是实现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造成人的畸形存在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视。简而言之，是实现了“三赢”而不是仅仅实现“单赢”或“双赢”。这应该是判断所有思想、行为和研究结论、政策建议是否正确和科学的标准和依据，也是判别一个人是专家还是大师的标准和依据。<br />宇宙人生的真相早已经被古圣先贤揭示，体现为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虽然掠夺和生产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真正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从管理学的角度讲，虽然一些人已在研究和证明人的核心作用，研究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在西方主要是企业）的管理问题，研究由人的“测不准”导致的管理的“丛林（权变）”，研究和证明人性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创立了行为科学和实验科学，但这千转百折、点滴突破的过程除了伴随无数次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战争，造成了西方的制度性愚蠢之外，至今也没有，按照目前的思路将来也很难真正地解决管理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当然也包括人类管理问题的真相。如果说《道德经》既揭示人的本质又揭示自然的本质，那么，《大学》《中庸》至少解析和阐明了人生与人性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关于人（人类）的文化；也正因如此，西方要从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联合国总部大厅悬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横幅。这些不仅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前瞻性和智慧，更说明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br />为此，我们试图从打破目前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性出发，追根溯源，从管理和管理学的产生入手，分析现代管理和现代管理学的中国文化渊源，发现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及传统复归，进而为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管理学做些探索。<br />我们知道，管理问题虽纷繁复杂，但从实践到理论，从古代至现代，从国内到国际，无不是“人”的问题，无不是宇宙人生问题，无不需要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智慧来解决。为了体现系统性，同时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在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重新审视管理以及管理学、管理思想、现代管理理论等，展现管理和管理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最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设想和思考。当然，这种表述方式也有不足之处，“如果人的贪婪和嫉妒之类的罪恶是通过系统培养而形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只能是完全丧失智力。一个人受贪心或嫉妒心驱使，就会失去认识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全貌的能力。 ”即没有体现管理的“融合与统一”，因为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统一，是理论与应用的融合与统一，是思想与方法的融合与统一，也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统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