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性

作者：张政文，施锐，杜萌若著

页数：239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

ISBN：978701014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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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康德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性》把康德作为轴心人物，从“问题史”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构建与转型的诸多核心问题展开历史考察。康德文艺美学话语中存在着审美与政治、形式之维与道德之维的多重张力，这成为启蒙与现代性工程中的理论焦点。康德美学在根本上推进了西方形式主义诗学、抽象艺术、中国现代美学等各个领域的变革进程。　　《康德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性》借鉴了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和“误读”理论，重点考察以先验人类学为旨归的康德美学移植与文学艺术理论及实践领域的“误读”影响。康德美学以纯粹抽象思辨为特色、极少涉及具体文艺作品案例，而对于西方现代文艺发展的推动力却远胜于建构了宏大艺术史体系的黑格尔美学，《康德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性》致力于在理论上深入阐发这一奇特的现象。

作者简介

　　张政文，1960年10月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黑龙江大学校长、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文艺美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年从事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等领域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曾荣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成果奖20余次，先后出版学术专著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施锐，女，1981年生，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美学及艺术史。　　　　杜萌若，男，1971年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诗学。

本书特色

康德不仅是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中国近现代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美学家。本书尝试突破国内康德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就康德论康德的旧有模式，把康德作为轴心，宏观概括康德有关审美现代性建构四大基本问题的立场，阐述康德美学与德语世界诗学、音乐美学、艺术史学、艺术设计学现代转型之关系，论述了康德美学在英国浪漫主义诗学、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美国抽象主义艺术、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的接受和影响问题，贯串出“现代性”诸多领域的各个链条的脉络。同时又考察了康德思想影响与接受中的种种“变形”现象，从“文艺美学”的角度阐释了康德的现代性。很有新意。

目录

节选

　　《康德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性》：　　德意志启蒙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之间还存在着另一重重要关联，主要发于17-18世纪之交法、英两国的“古今之争”是贯通这一重要关联的枢纽性大型文化事件。　　“古今之争”首先爆发于17世纪末的法国文艺理论界。1687年1月27日，法国文艺理论家佩罗在法兰西学院宣读了《路易大帝的世纪》一诗，公开反对厚古薄今，与崇尚古典的布瓦洛发生了直接的思想冲突，佩罗与他的同道圣厄弗若蒙等人认为，根据人类进步的法则，今人理应而且已经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有超迈古人之处，反对以布瓦洛为代表的尊崇古希腊、罗马文艺为理想极则的古典主义思想。“古今之争”的战火很快由文艺学领域蔓延开去，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名作《书籍战争》就以诙谐的笔法形象地勾勒出了关于现代与古代在诗、哲学、科学、政治等诸多领域孰优孰劣的巨大争执概貌。“该论争更像一场伴随有许许多多小冲突的持久战，而非只是大战一场，它铺天盖地地展开战斗，涉及了无数问题，但论战双方最终都没有分出胜负，而是陷入了某种僵局。”　　克里斯特勒敏锐地发现，看似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古今之争”其实“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诸多发现而引起的”，17世纪科学革命的巨大成就标志着现代人在科学领域已经远远将古人甩在后面，再明显不过地体现着人类的进步，由这一今胜于古的个案自然会推演出下面的问题：科学领域的人类进步是否可以贯通文学艺术、人文学科以及人类道德的领域？事实上，正是这些领域才成为这场论争真正的战场。文学艺术、人文学科以及人类道德的领域存在着人类进步的法则吗？这些领域中理想过去的“黄金时代”是否是不可超越的？佩罗派的答案为是，布瓦洛派的答案为否，而布瓦洛派的观念正是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那里一脉相承的。　　对于古代在文艺复兴时期相对于现代的绝对优势，布克哈特的概括清晰有力：“1400年以后人文主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人们的天赋本能，从那时起，人们只是靠古代文化来解决每一个问题。”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强调把古代经典作为一切教育的始基，他们确信，古典作家至少在语法、修辞、历史、诗歌、道德哲学等领域是完美无缺、不可逾越的，现代人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亦只是无限地接近他们的巅峰。文艺复兴时期的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贬低数学，对科学的发展不甚关注，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人类进步现实的巨大冲击在这时尚不存在，因此，这一时期至多只是出现了“古今之争”的些许萌芽，而且这些许萌芽中，“厚古薄今”的基调也是不可动摇的。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17-18世纪之交的法、英“古今之争”的总体格局体现为现代明显占据了对于古代的上风。这主要是由于17世纪科学革命中科学理性的成功太过震撼，自然科学事实上已经顶替了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成为法、英启蒙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启蒙时代的英、法思想界，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牛顿无可争议地被推崇上了至尊英雄的宝座。　　德意志启蒙尽管也把弘扬科学理性、发展自然科学作为一大重要工程去着力实现，但是，科学理性在根本上未能取代人文主义传统中人文理性在德意志文化精神建构中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应该与宗教改革这一德意志特殊的最重大前启蒙文化事件有着本质关联。宗教改革作为德意志启蒙的“潜意识”或冰山底基奠定了它无可动摇的人文关怀本位的特质。在这重意义上，德意志启蒙在气质方面遥接意大利文艺复兴，较之英、法启蒙远为切合于早期人文主义崇尚古风的血脉，在“古今之争”中明显地偏向于古代之维，“对古代的眷恋以及对现代发展的焦虑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德意志文化当中”。诸多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用“第二次人文主义”的说法来命名他们的思想宗旨，从这一命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直观到德意志启蒙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精神亲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