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骨冰魂:美国汉学家傅汉思著述选译随谈

作者：管宇 著

页数：256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51537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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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玉骨冰魂：美国汉学家傅汉思著述选译随谈一书旨在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展现傅汉思的汉学成就以及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贡献。全书共分六章，每章选取2至3篇作品，选译了傅汉思在中国古诗研究、乐府研究、古诗翻译、昆剧推广、书法和现当代文学推广五个领域的著述共11种，并翻译了其子傅以元和友人康达维为其撰写的悼词。每篇作品正文之前设有“导读”栏目，正文之后设有“点评”栏目，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傅汉思作品的背景、特色、价值和意义。第一章“西方文论探索东方诗韵”聚焦傅汉思对古诗的专业研究，第二章“世界视野诠释乐府文心”聚焦傅汉思对乐府的专业研究，第三章“推陈出新传译诗彩华章”聚焦傅汉思对古诗的英译和批评，第四章“凤鸾和鸣共奏昆曲佳音”聚焦傅汉思和张充和夫妇对昆剧的在美推广，第五章“中美联壁弘扬汉墨珠玑”聚焦书法和沈从文文学在美国的推广，第六章“慈父良师彰显家风学养”聚焦亲友对傅汉思的评价。

作者简介

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1916—2003），德裔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诗的译介与研究，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先驱，是首位对中国文学做纯文学研究的西方学者，被誉为“一位同时精通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文学的杰出教师”。傅汉思集中国古诗研究专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和中美文化交流先行者三重身份于一身，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管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英语口译专业硕士。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特聘教师。
学术领域为海外汉学、翻译与国际传播。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主持及参与完成厅局级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傅汉思中国古诗英译研究》，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收入馆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外传播》《世界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译著5本，其中4本为中译英、2本为独译。

本书特色

本书是国内研究傅汉思的专业学者管宇的最新著作，对国内首次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相关研究的系统译介，选取傅汉思汉学研究的不同侧面，全面展示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本书选译了傅汉思在中国古诗研究、乐府研究、古诗翻译、昆剧推广、书法和现当代文学推广五个领域的著述共11种，并翻译了其子傅以元和友人康达维为其撰写的悼词，另为每篇著述添加了介绍性的导读和学术性的点评，旨在向普通读者和学者直观而全面地呈现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的思想、成就和贡献。
傅汉思是美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做纯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当代著名的汉学家，他是美国唐诗翻译与研究的权威宇文所安在耶鲁本科至博士阶段的导师，也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的中国古诗启蒙老师。他曾招聘美国汉赋翻译与研究的权威康达维至耶鲁工作，影响并塑造了北美墨梅研究的权威毕嘉珍。
傅汉思在学术研究和个人情感上都与中国的渊源颇深。1947年，应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邀请，傅汉思前往北大西语系担任副教授，讲授拉丁语、德语和西方文学。北大活跃的学术环境和北平浓厚的文化氛围对傅汉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陶染，在其心中埋下了汉学的萌芽。以北大教员宿舍所在的中老胡同32号院为核心聚点，他与沈从文、杨振声、季羡林、金隄、袁家骅、冯至、夏志清、夏济安、朱光潜等学者都交往甚笃，其中沈从文对其产生了最早的汉学启蒙。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撮合了其妻妹张充和与傅汉思这对汉学伉俪的佳偶良缘1948年11月19日，傅汉思与张充和成婚，婚礼上的介绍人之一便是沈从文。
傅汉思与张充和定居美国后，二人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张充和为傅汉思的各类著作撰写书法，帮助其理解晦涩的字词篇章，以实际行动辅助傅汉思的古诗翻译和研究事业。而傅汉思也积极参与到张充和的昆曲、书法和诗歌事业中。他协助张充和在欧美大学公开表演昆曲共36次，负责普及昆曲艺术、讲解剧情、翻译唱词、吹笛打鼓等工作，二人极大促进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中国雅文化在美国的传播。

目录

前言

　　序言
　　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梦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葛桂录
　　在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批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特殊群体。季羡林先生早在为《汉学研究》杂志创刊号作序时就提醒世人不可忽视西方汉学家的重要价值：“所幸在西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还有一些人‘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人数虽少，意义却大，这一小部分人就是西方的汉学家。……我现在敢于预言：到了21世纪，阴霾渐扫，光明再现，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时候，西方的汉学家将是中坚人物，将是中流砥柱。”季先生还指出：“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一向是重视的，但是，过去只限于论文的翻译，只限于对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与借鉴。至于西方汉学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所怀有的特殊感情等则注意还不太够。”<p>　　序言</p><br /> <p><br />　　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梦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p><br /> <p>　　葛桂录</p><br /> <p>　　在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批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特殊群体。季羡林先生早在为《汉学研究》杂志创刊号作序时就提醒世人不可忽视西方汉学家的重要价值：“所幸在西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还有一些人‘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人数虽少，意义却大，这一小部分人就是西方的汉学家。……我现在敢于预言：到了21世纪，阴霾渐扫，光明再现，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时候，西方的汉学家将是中坚人物，将是中流砥柱。”季先生还指出：“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一向是重视的，但是，过去只限于论文的翻译，只限于对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与借鉴。至于西方汉学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所怀有的特殊感情等则注意还不太够。”</p><br /> <p>　　事实上，海外汉学家将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兴趣关注点与学术研究对象，特别是不少汉学家本着一种良善的交流愿景，怀揣着美好的中国文化梦，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潜心从事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成为向域外大众解读与传播中国文化最可依赖的力量。在外国人认识中国逐步拓展深入的过程中，海外汉学家的汉学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既可以帮助外国人接受和梳理中国知识，又可以帮助他们在这种研究互动中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汉学家独特的“非我”眼光是中国文化反照自身的一面极好的镜子，也必将成为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的一方重镇，它昭示的是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正是在他们的辛勤笔耕与多方努力下走进了异域他乡。他们的汉学活动提供了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流播的最基本资料，成为研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首要考察对象。</p><br /> <p>　　对中国古典文学西传英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阿瑟·韦利（ArthurWaley）、大卫·霍克思（DavidHawkes）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翟理斯最早全面译介中国文学，以此为转折点，英国汉学开始全面关注中国的文学。其后，韦利、霍克思分别成为欧美汉学界推动中国文学译介最为有力的汉学家。而且，三位汉学家处于英国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形成了各自的汉学译介与研究的特色。翟理斯身处西方文明鼎盛期，表明英国可以理解中国，因而他的韵体翻译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汉诗英译的特点。他作为外交官汉学的代表，能够站在学者角度，平和客观审视中国文学。韦利生活在西方文明衰落期，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拯救西方，他对汉诗的自由体翻译则是忠实与流畅的最佳结合。他一生未到中国，能以局外人心态，用自己的准则去审视、剖析中国文学的优劣。霍克思身处中英交流的密切期，他认为好的翻译必然建立在学术研究之上，尤其是对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的社会化还原，因而能以学者研究的心态，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借鉴中国学人的成果。而且，这三位英国汉学家均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他们对中国优美的诗歌及文学故事的移译，提升了中国在西方的地位，表明中国有优美的文学，中国人有道德担当感，有正常的人性，跟欧洲人是同样的人，有助于国际的平等交流。同时也让外国读者看到中国的重要性，使广为流传的有关中国的离奇谣言不攻自破，使普通人性在中国人身上重现。他们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交付给了终身热爱的汉学事业，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研究、阐释与传播工作，最终也成就了中外文学与文化宏大的交流事业。</p><br /> <p>　　相对英国汉学而言，美国汉学起步较晚，然而如今却已成为世界汉学的重镇，涌现出史景迁（JonathanD.Spence）、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汉学巨擘。本书聚焦的美国汉学家傅汉思是二者的老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深远的时代影响。他的研究中西融通，旁征博引。他是美国汉学界首位对中国文学做纯文学研究的学者，引领了美国专业汉学家译介中国古诗的热潮。除中国文学研究外，傅汉思也极大地推动了昆剧、书法和沈从文文学在美国的传播。</p><br /> <p>　　由此可见，海外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及文化向域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表明海外汉学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存在着天然的关系。诚如北京语言大学原校长刘利教授在题为《构建以汉学为重要支撑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文章中指出：“汉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担负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汉学家们在波澜壮阔的中外交流史中留下了独特且深厚的历史印记，他们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互鉴，世界各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因此更为清晰、立体、真实。”确实，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有利于在世界上显现丰富而真实的中国形象，这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域文明对中华文明“内化”的接受，有助于展示中华文化走向外部世界的行行足迹。</p><br /> <p>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除了我们自身要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以外，还要特别关注海外汉学家的著译成果。特别是海外专业汉学家的全球史视野、跨文化比较视域，批判性反思与自我间离的能力，有助于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识，创建我们所渴求的文化对话，并发展出一套相互认同的智性标准。因而，在此时代语境中，探讨海外汉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p><br /> <p>　　从中国角度看，海外汉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优秀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了解域外的中国形象构成及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并吸收他们传播中国文化的有益经验。从世界角度看，可以通过海外汉学著译成果及汉学家的诸多汉学活动（教育教学、与中国学人的互动交流等），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意蕴及其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特征。</p><br /> <p>　　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理想结果是对话双方能够在交流中找寻本土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契机并实现互惠。因为，跨文化对话有一种镜子效应，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在双方的对话中更好地认识自己。正如巴赫金所言，新意不是产生在一种意识内部而是形成于两个意识的交锋对话之中。</p><br /> <p>　　在此意义上，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阐释中所展示的跨文化对话意识具有特殊意义。他们固然可以复制出忠实于原作的译本，同时更可能出于自己的理论构想与文化诉求，通过主观性阐释与创造性误读，使译作具有独立于原作之外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同时进行着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重构”。他们借助独具特色的译介中国行动，既构筑了新的中国形象，也试图通过东西方文明对话构筑起新的世界，从而实现跨文化对话的目标。</p><br /> <p>　　比如对中国道家思想有浓厚兴趣的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对中国典籍的翻译阐释动机及其思想嬗变过程，就展现出中德文化交流互动的深层意蕴。布伯翻译中国典籍融入自己的哲学理念，对中国道家经典意象和观念的选择性吸纳，不仅为迎合其自身对宗教、哲学研究的学术旨趣，更是希望借用外来思想革新自身发展遭遇桎梏的传统，寻觅解决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有效手段。布伯借助翻译中国典籍，以对话的模式促进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碰撞与互动，为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范式。因此，海外汉学真正成为一种跨文化对话的平台。正是在“误读”与“理解”之间不断前进的汉学家，他们突出中国经典的独特意蕴、中国学问的典范意义及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搭建起平等合作的跨文化对话空间，实现了世界性、人类性的巨大创造，重塑了中外文化和谐共生的世界格局。</p><br /> <p>　　海外汉学家在其著译与教育交流实践中，也非常关注比较文学视角的运用。比如霍克思在接手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几年后，甚至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正面回答了汉学学科这一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价值在于其与西方的相异性，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特性使其有了存在与被研究的必要。霍克思认为，对不同文学间主题、文类、语言表达与思想表达差异的寻找等都是中西文学比较中可开展的话题。他时刻不忘比较视域，其学术路径在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增加了比较思想史视野下审视学术文献意义的步骤。对霍克思而言，研究汉学既是为了了解中国，了解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学世界，也是为了中英互比、互识与互证。此中贯穿着比较，贯穿着两种文化的互识与交流。霍克思在比较视野下对中国典籍译研的文化阐释影响深远，可算是贯穿其汉学著译始终的重要研究理念。</p><br /> <p>　　因此，我们需要以海外汉学数百年的发展史为背景，从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重新观照、审视汉学家的汉学经历、成就及影响。在方法路径上，首先，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基础上弄清楚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历史轨迹，从这个角度梳理出海外汉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汉学家依附的文化语境；其次，以历史文献学考证和分析的基本方法来掌握海外汉学文献的传播轨迹与方式，进而勾勒出构成海外汉学家知识来源的重要线索。最后，借用“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范式来探究海外汉学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汉学成就及观念诉求。</p><br /> <p>　　具体而言，就是要用严谨的史学方法搜集整理汉学原典材料，用学术史、思想史的眼光来解释这些材料，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凸显这些材料的观念内涵，尽可能将丰富的汉学史料放在它们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分别其主次源流，辨明其价值与真伪；将汉学史料的甄别贯穿史料研究整理工作的全过程之中。进一步讲，就是要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辨和分析、比较文学和跨文化译介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在具体汉学家的思想观念中去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著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与变化，尽力展示海外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开始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而总体性把握与整体性评价在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进程中，汉学家所做出的诸种努力及其实际效果，以确证海外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p><br /> <p>　　这有助于我们站在新世纪世界文化学术史的角度，在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的交流、相遇和融合之中，重新确定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借此总结出中国文学及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规律、经验与方法，为国家制订全球文化战略提供学术论证与历史经验总结，提升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p><br /> <p>　　总之，在中外文明双向交流语境中深入研究阐释汉学家的中国梦，借此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的独特魅力，提高全社会对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识，彰显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价值与意义。当然，海外汉学家基于他们的不同身份，出于他们各自的文化认知、思想观念、社会需求甚至政治考量，呈现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展示的是他者的眼光与思路。我们分析阐释这些海外汉学成果时，也必须秉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沉潜于其时其地的文化思想史语境之中，解读他们对中国的一些片面认知甚至错误判断，包括将中国文化只当作博物馆古董来欣赏的错误史观。正如张西平教授所说，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是开展中国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相信，通过海外汉学家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走进异域他乡之后，所引发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融、异质文化互补，不仅是昨天人们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时尚与主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