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建主义

作者：(法)塞德里克·迪朗 著 陈荣钢 译

页数：256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

ISBN：978730032850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认为，随着世界的数字化，一场巨大倒退正在上演。垄断的回归、主体对平台的依赖、经济与政治之间界限的模糊：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社会发展进程，并使封建主义重新显现。

迪朗在新书《技术封建主义》中，深入分析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变化与经济逻辑，以犀利语言向人们展示了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权力结构、经济关系和社会动态。他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技术巨头如何利用其市场地位和数据优势，形成一种类似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其对社会公正、民主和个人自由带来的影响，并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未来做出了悖谬式展望。

作者简介

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是法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的经济系教授。近年来，他对技术经济的研究颇具特色。他深入探讨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数字时代下的隐私、数据安全、算法决策等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试图揭示这些技术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和经济逻辑。他的写作风格独特，观点鲜明，能够引发读者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著有《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相关资料

如果人们想理解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面向，尤其是希望穿透现象理解背后的理论逻辑，迪郎的《技术封建主义》是一部很好的伴手读本，它对人们理解数字技术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尤有启发。

——邱泽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技术封建主义，是法国学者迪朗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病理学诊断。通过这一概念架构，哲学家再一次获得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话语权：当我们探寻到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找到了一种改变世界的方案。

——夏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迪朗《技术封建主义》的出版，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中引发了一个全新的思潮。

——蓝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法国人擅长思想，本书是继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之后，探讨数字技术革命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一本著作。

——谢富胜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数字时代经济逻辑进行认真思考且最持久的尝试。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新共和》杂志社编辑

资本主义和数字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正在发生一种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系统变化，而我们还没有察觉到它？塞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探讨了这个假设。

——《世界报》

本书特色

数字时代，

人类面临倒退危机？

资本主义将通向何处？

法国新生代思想家 颠覆性力作

国外左中右三派媒体争相报道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权威专家 联袂推荐

目录

前言

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

——如何理解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

蓝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的出版，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中引发了一个全新的思思潮，即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思潮认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封建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趋于没落，在迪朗的2014年的《虚拟资本》中就有一定的预示。例如，他借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化是“秋天的标志”。不过在《技术封建主义》中，迪朗明确指出即取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就是技术封建主义。

一、加州意识形态的蜕变：从反抗到保守

出生于1975年的塞德里克·迪朗是法国经济学家，曾任教于北索邦大学（l’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Nord）经济学系。2020年，也就是在他出版《技术封建主义》一书的那一年，他成为了日内瓦大学的历史、经济与社会系教授。迪朗发现，在21世纪的二十年代，历史正在发生一个明确的转向。在2000年，市值最高的公司主要还是一些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团，埃克森美孚、花旗银行、英国石油公司、汇丰、沃尔玛等名列前茅。仅仅在二十年之后，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基本上已经被替换成数字技术的高科技公司，排名前十名的出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高科技公司，尤其是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Facebook等公司名列榜首。其实从这个排名已经看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秩序，即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经济秩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化那种带有泡沫性的增长业已破灭，世界经济已经再次让位于更实体化的产业集团和高科技集团，而实业经济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也不能用去金融化的脱虚向实的解释来理解高科技公司超越了金融公司，让资本主义经济转向了实体经济，而资本主义的巨大泡沫危机已经化解，可以在数字实体经济的地面上平稳着陆。迪朗看到了在金融化的后期，随着虚拟资本的增加，也诞生了一种无形资产（les actifs intangibles），而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是在这个无形资产基础上增殖和获利。不过，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理解无形资产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历史现象，即加州意识形态的诞生。

什么是加州意识形态？迪朗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即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出生于 1938 年，1960 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去服兵役，然后回到旧金山学习设计和摄影，1985 年布兰德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最早的在线讨论论坛之一 WELL，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客座研究员，并为壳牌和 AT&T 等大型跨国公司举办了一系列讲座。1987 年，他成为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布兰德可谓美国科技精英之中的精英，成为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象征。用迪朗的话来说：“斯图尔特·布兰德的生平生动地说明了从嬉皮士社群到支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推动变革的转变。”

这也代表着，美国六十年代的加州青年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是精英青年的反抗，他们反抗的是当时凯恩斯主义下的工业资本主义贵族和官僚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所谓的朋克文化结构了总体化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曾经反抗资本主义的朋克青年，在八十年代之后，迅速拥抱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哈耶克、米塞斯等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文学领域，他们更为欣赏作者是从俄罗斯流亡美国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在那个年代安·兰德的小说中的男主角都带有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英武帅气，有责任感，有开拓精神，换言之，安·兰德用她的小说塑造了一种“精英男士”的模型，成为八十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文化精神象征。可以说，无论是布兰德，还是安·兰德笔下的“精英男士”，都成为了后来加州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蓝本，我们可以从乔布斯、比尔·盖茨、贝佐斯、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传记和报道中，看到安·兰德“精英男士”的影子，所谓六十年代加州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成功创业型精英的标准配置，他们一般都是名校理工类毕业，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都拥有一个创新性企业（独角兽企业），并创造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一旦这个神话结晶成型，他们便成为了一个新的保守派，表面上他们代表着革新和创造，但实际上他们成为了一种普通人，甚至传统资本家不可跨越的阶层，他们在湾区，在硅谷，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经营者他们的神话，他们集精英科技学者，创业型企业家，文化明星于一身，成为全世界各国所向往的目标，从东京、香港到巴黎，从孟买到约翰内斯堡，几乎所有国家的新科技人才，都将这种带有加州意识形态的形象的神话，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换言之，当年那个黄金色的从工人阶级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古铜色的“美国梦”，已经被置换成科技精英的钻石色的加州版“美国梦”。

简单来说，这种硅谷共识和加州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遮蔽了真实资本主义运动的魔法，这种魔法本身不会赚钱，就像魔术师不可能真的变成一只不存在的鸽子。那么，我们要东西今天资本主义的奥秘，就不能追随加州意识形态的神话，而是需要扯开他们背后幕布，看一看数字技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经营他们一本万利的奥秘。

二、无形资本租金与掠夺式积累

因为，对于那些加州科技新贵和所谓的科技新创公司，我们不能从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来认识他们的成功，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诞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将这些加州的高科技公司的创业者描绘为依赖于自己的高科技教育，创新精神和独特人格魅力缔造了马斯克、贝佐斯、卡兰尼克、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神话，仿佛一旦具有了这些人格特质，主动地就具有赢得上亿资产公司的先决条件。但人格魅力不会带来自动获得利润，而神话不会带来真正的利益和回报。那么，这些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里登上福布斯排行榜前列的高科技公司，他们真正的收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

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获得收益？塞德里克·迪朗给出了他对无形资产的分析，迪朗对无形资产的界定是，无形资本“是计算机代码、设计、 数据库或程序,可以无限复制而不失其内在品质。这些都是非竞争性资产。”在前数字时代，无形资产主要表现为各种出版物，文化产品以及知识产权之类的产品。但数字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让无形资产嵌入社会体制的程度和广度大幅度提升，今天的无形资产已经不限于在有限范围传播的文化产品和知识产权，而是一整套陪伴我们学习、生活、生产、创新的无形环境。例如，当我们想起来看某个影片的时候，自动会点开Netflix或优酷的界面，而在需要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打开Steam的应用，与之对应的是，如果一个动画设计师和游戏设计师，如果想开发一个新游戏，就不开Unreal Engine、Processing等虚拟引擎和开发工具，而人工智能的工具开发也离不开一系列的AIGC工具。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的所有活动，都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工具和应用来进行，当然，这些工具和应用都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向他们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并不是购买软件的费用，毋宁是，它们都是租金，我们相当于向他们缴纳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地租。

在这个基础上，迪朗进一步将无形资产的租金划分成了四种不同的形式：

（1）知识产权租金。这是最容易理解的租金形式，在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之前，就存在着这种租金形式，一家开发公司发明的专利，自己不会去生产产品，但其他愿意生产产品的企业，则需要向这家公司缴纳专利费，这就是知识产权租金的形式。

（2）自然垄断租金。对于“自然垄断”。互联网时代对空间的重组，让更多资源和无形资产垄断在少数的平台企业手中，因此，相对于这种垄断，就自然地形成了租金机制。其中，迪朗举的例子是美国的全国铁路网，铁路这种投资在于垄断的规模效应，与之类似于还有全球的物流系统和物联网体系，这些都是沉没投资成本，不可能在市场上反复交易其所有权，唯一获利的方式，就是通过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单位缴纳租金。

（3）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Rente différentielle）是源自于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迪朗之所以在《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提及级差地租，就是因为在数字时代的产业链和生产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超额利润”。例如，苹果公司控制的产业链，一家公司如果能加入苹果公司的产业链，意味着在业界的地位的提升，也是产品质量保障和信用的保障，因此，这家公司也将获得更高的市场收益。换句话说，在不在苹果产业链之内，会产生收益的级差，自然苹果公司就会像进入到苹果产业链的企业收取所谓的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

（4）动态创新租金。迪朗很敏锐地观察到，今天的创新，已经不再单纯是依赖于某些天才的聪明才智，也不是神奇人物的灵光乍现，而是依赖于广大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分析的产品，就是下一代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利器。例如，迪朗提到了Netflix公司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什么样的大小、颜色和形状的广告会不让观众反感，甚至可以吸引关注度和点击率。在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一方面，任何的创新和开发都离不开广泛的数据产品，但另一方面，这些数据库都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才能使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的动态创新租金。

然而，无形资产的租金是否像有形资产的剩余价值一样，有一个严格的计算公式，来判断这些数字时代的新领主们向广大用户和企业收取的租金是否合理？对于这个问题，迪朗转向了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关于掠夺的分析。凡勃伦已经十分清楚的表明，当有闲阶级（他们总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彰显他们与其他阶级的优势地位）出现时，他们需要从其他阶级那里掠夺，来表明自己的成就。掠夺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地位的象征。换言之，在今天的数字资本时代，高科技产业和平台企业，并不在于他们可以创造新的产业，而是在于他们形成了全新的“有闲阶级”，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普通人掠夺来彰显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地位，恰恰是对普通人和生产企业的无限掠夺的结果。这种掠夺建立在普通用户对数字平台，或者说无形资产的高度依赖性基础上，而这种领地就是新领主的象征，迪朗所说的“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崛起，而技术封建主义意味着封建式掠夺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租金的无序性取代了利润的有序性，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的假说。

三、技术封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的假说？在《技术封建主义》的最后一章中，他显然认为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数据资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由于这种稀缺性，人们发现数字化技术已经将所有的人，高度地裹挟在大数据平台和数字资本的云领地之中，他们用不断的数据流和光纤插在我们身上，源源不断地从我们这些普通用户和寻常的企业身上获得租金和活力，我们成为了数字化时代的农奴，成为高度依附于云封地上的存在物，一旦我们脱离了这些云封地，脱离了数字化空间和数据，我们便会堕落为这个时代的赤裸生命。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的确在21世纪的二十年代解释了今天为什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贝佐斯、库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新贵们富可敌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关注，带来了未来科技色彩的创新光环，另一方面是依附于数字平台的用户（或者可以称之为云农奴）日益恶化的生活，他们债台高筑，收入甚至无法支付利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走向破产的边缘。但迪朗关心的是，如果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关键在于，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是否改变了既有的生产关系？迪朗说：“一旦我们认真对待地租问题,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封建主义逻辑。如今，数字地租的概念非常普遍。”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看到的生产关系事实是，无形资产的地租或租金，已经成为了数字技术下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并没有排斥资产阶级与雇佣阶层的生产关系，但是，雇佣生产关系必须以这种地租或租金为基础，任何生产的利润的缴纳，拥有无形资产的新领主无疑已经成为生产关系的绝对主导者，生产的竞争性和利润已经成为了地租或租金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迪朗得出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一个结论：

但无形资产的崛起正在颠覆这一传统逻辑。随着数字资产及其用户变得密不可分,个人和组织的流动性受到阻碍。这种依附性打破了竞争态势,使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人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无需真正投入生产即可获取价值。于是,一种捕获关系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种状况下,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

在数字科技新贵成为这个时代的新领主的同时，在生产关系的另一边，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堕落。原先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的稳定的生产关系，即工人可以通过固定一段时间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并赚的薪资的方式，或者说，工人可以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安全的雇佣制度，在技术封建主义的冲击下日益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零工经济和众包经济。这些从事零工经济的底层大众，白天当服务员和保洁员，中午送外卖，晚上开网约车，他们倒是发展了各种能力，特别像是马克思曾经提到的“全面发展的人”。或许，正是这种不断从事着各个零工，不断发展自己多样性能力的流众形象，启迪了迪朗，尽管他在《技术封建主义》的结论部分，迪朗笔锋一转，谈到：“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历史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迪朗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消除了个体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片面化发展的状态，从而消除了个体的片面性。这不正是塞德里克·迪朗期待的时刻吗，技术封建主义的假说，一方面将人重新从片面的异化变成“全面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恰恰是技术封建主义下“没有财产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蛆虫一样活着，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这岂不是表现为资本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他们“不堪忍受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表现为与那些数字时代的巨贾富商们对立的世界，在刹那间，迪朗感受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前提似乎要在数字化的技术封建主义下得以实现，所以他才能感受到“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

无论如何，在迪朗看来，技术封建主义的假设，同时也孕育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真正经济民主的可能性，尽管在眼前看不到希望，但人的全面发展，已经让世界断裂为新封建领主和巨大的云农奴和云无产者两个不同且互相对立的世界，在他们彼此的裂缝中，我们似乎看到悖谬式的希望，一边是惨不忍睹的被数字资本和云封地碾压的人格，所有的流众都在艰难地活着，另一边是技术封建主义已经将统治和垄断发挥到了极致，仿佛烈火立刻将会从他们的王国中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