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志明
页数：389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
ISBN：9787201188522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善治之道需要可行之术，良好的治理离不开适当的方法。 治理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蕴含和体现了国家治理演进的趋势和要求。 《通往善治之路：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主要从操作层面来定义治理技术，立足国家立场、社会情境以及多元互动等基本维度，分析了治理技术的基本元素、技术原理和工作机制等，剖析了治理技术的关系结构、信息属性、技术特性以及效能机制，特别是探讨了协商民主和网格化管理等现代治理技术的特性及其运行逻辑，以揭示治理技术应用和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逻辑。 《通往善治之路：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公共管理专业的辅助教学资料，也用于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还可作为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韩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青年理事，中国青年政治学会理事，澎湃特约评论员。个人主要研究领域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历年来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二十余项，先后出版专专著或编著六部，在《政治学研究》和《中国行政管理》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百九十余篇，四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杂志全文转载。
目录
第一节 现代国家的兴起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第二节 治理技术出场的社会逻辑
第三节 治理技术的内涵和主要类型
第四节 治理技术的运行及其内在逻辑
第二章 模糊的社会及其国家治理需求
第一节 模糊的国家治理信息图景
第二节 政策过程的模糊性及其普遍性
第三节 模糊性的维度及其形成机理
第四节 从模糊迈向清晰：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三章 在清晰与模糊之间的治理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信息基础
第二节 社会事实难以避免的模糊性
第三节 国家治理孜孜不倦的清晰化
第四节 模糊性与清晰度之间的辩证法
第五节 理解政策的清晰性和模糊性
第四章 国家治理的清晰性、清晰化与清晰度
第一节 清晰性：寻找国家治理的信息维度
第二节 清晰化：国家治理的测算方法及其策略
第三节 清晰度：国家权力渗透的程度与限度
第五章 从“不讲道理”到“协商对话”的治理转型
第一节 社会“不讲道理”现象的弥散
第二节 “不讲道理”现象的话语逻辑
第三节 “不讲道理”现象泛滥的因果机制
第四节 迈向广泛多层次的协商对话
第五节 发展协商对话的治理技术
第六章 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的技术比较
第一节 作为民意处理机制的群众路线
第二节 协商民主的民意技术维度
第三节 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的技术差异
第四节 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的相互融通
第七章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比较
第一节 民意信息的功能定位及其交流结构
第二节 信息格式的特性及其过程差异
第三节 信息结果的性质及其检验机制
第四节 基于信息效率的民主机制的适用性
……
第八章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比较分析
第九章 城市治理的清晰化及其限制
第十章 城市治理的清晰性及其技术逻辑
第十一章 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术及其反思
第十二章 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及其治理效率
第十三章 “树典型”及其政治和技术逻辑
第十四章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
第十五章 国家治理技术的演进逻辑
参考文献
节选
《通往善治之路：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 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标尺，是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任何适当的社会行为都需要保持或依赖必要的理性。作为公共生活的权威性规则，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性地干预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政策及其实行过程深受理性法则的支配，而政策分析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大部分政策分析都属于理性主义模式。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政策过程可以收集与问题有关的所有信息和备选方案，能够精确选择拟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策规范能够在官僚体系中准确地传导，下级可以负责而忠实地执行政策，并且还能够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等。 在高度功利的现实世界中，完备的信息、科学的方案和专业的方法等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也建构了理性主义及其无往而不胜的神话。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活动需要理性规划和精心设计，也总是不断试图趋近于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是人类有效行动的可能条件或有利条件之一，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时常有各种非理性因素困扰，理性追求和理性规划的最后可能是反理性的结果。事实上，绝对的或完美无缺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实现理性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比如高质量的信息、行动者的良好能力和环境的稳定性等，否则理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向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方向。 良好的政策实践必须遵循理性原则，实现政策的合理化、明确性和精准性，以提高政策绩效。问题是，理性也是稀缺资源，并不是唾手可得的。现代社会日趋碎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挑战着理性主义政策的客观基础，也导致大量精心设计的政策方案遭遇严重失败。这凸显出理性不足的弊病和缺陷，也催生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比如哈耶克批判的“致命的自负”、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的主张、林德布洛姆主张的“渐进主义”、马奇等人提出的决策“垃圾桶模型”等，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了政策理性的有限性，揭示了政策模糊性的成因，比如认知有限性、信息不完备、环境不稳定和结果不确定等。 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政策治国传统。在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程度比较高、复杂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政策的确定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政策过程及其效果是连续、稳定和可预期的。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急剧变化不断突破原有的规则体系，更迫切地需要建立新的规范体系，来调节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不仅考验着政策的质量和效能，也对政策治国形成了广泛的制约和挑战，比如高昂的信息成本、政策主体的分化、政策对象的多元化、政策过程的博弈和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面对复杂的治理形势，政策的模糊性和相应的政策现象，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政策分析与巫师占卜活动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决策事项的有关信息为依据，而后者则几乎不需要占卜对象的任何信息。作为理解政策现象的途径，模糊性是对政策过程信息状况的描述，是指政策过程中相关信息不充分或不明确的情形。只有掌握和应用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政策活动才能更加富有成效。但信息是有成本的，获取信息并不容易。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社会具有模糊性，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事实的信息，更多的信息被其他社会主体所掌握，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获取这些信息既需要良好的技术，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实际的政策活动还面临严格的时间约束，政策行动者很难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获取信息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