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韦春喜著
页数:318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573204523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首先,初步探讨了宋型文化特质。书稿在分析唐宋文化转型原因的基础上,对宋型文化作为民族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给予了初步揭示。其次,书稿从总体内容角度立足宋型文化,对宋型文化不同层面与宋代咏史诗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再次,具体探讨了宋代国防文化策略、右文崇儒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理学、史学、《春秋》经学等与咏史诗的关系。
作者简介
韦春喜(1976-),山东兰陵人,文学博士、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繁荣人才工程”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高等学校“儒家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赋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员。目前主要侧重于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制度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最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已出版专著有《宋前咏史诗史》,并在《文学遗产》《文史哲》《史学史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发表论文50余篇。相关成果获教育最第七届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5项,其他市、厅级奖励多项。
本书特色
宋人构建了立足民族文化本位的精纯圆备的文化范型——宋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宋代诗歌的特性实际上是由这种文化范型所决定的。而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是置身于宋型文化域境的。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对宋代咏史诗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与宋前,尤其是唐代咏史诗的对比中,探究出它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咏史诗史中的地位与价值,就必须结合宋型文化,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入挖掘。可以说,以宋型文化作为研究视域,加强宋代咏史诗的探讨,是很有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的。
目录
绪论
一、“唐宋变革论”与“唐型文化”“宋型文化”概念的提出
二、宋代咏史诗研究现状述评
三、目前宋代咏史诗研究的不足之处
四、本著拟探讨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方法
第一章 宋前咏史诗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先秦诗篇的咏史因素、性质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咏史诗
第三节 魏晋时期的咏史诗
第四节 南北朝时期的咏史诗
第五节 唐代时期的咏史诗
第二章 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宋型文化的本质特征
第一节 混融开放的唐型文化
第二节 从唐型文化到宋型文化的转型
第三节 宋型文化的性质:民族本位文化
第三章 宋型国防文化策略与咏史诗
第一节 宋型国防文化策略与防御体系
第二节 宋型国防文化策略与防御体系的弊端
第三节 宋型国防文化策略与咏史诗创作
第四章 宋代右文国策与咏史诗
第一节 宋代右文国策的形成与奠基
第二节 宋初右文国策下的唱和之风与咏史诗
第三节 右文国策下的崇儒之风与咏史诗
第四节 宋代书法、绘画与咏史诗
第五章 宋代科举文化制度与咏史诗
第一节 宋代科举进士、制科等科目与考试内容
第二节 宋代科举与咏史诗人的激增及其知识储备
第三节 科举考试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考核与咏史诗
第四节 科举考试的精神、理念与咏史诗
第六章 宋代士风与咏史诗
第一节 读书之风与咏史诗
第二节 博学之风与咏史诗
第三节 崇尚识见议论之风与咏史诗
第七章 宋代“《春秋》学”与咏史诗
第一节 “《春秋》学”的繁盛与以《春秋》为法的史学潮流
第二节 “《春秋》学”的主导义向与咏史诗
第三节 “《春秋》学”的阐释方式与咏史诗
第四节 “《春秋》学”的学术精神、研治途径与咏史诗
……
第八章 宋代理学史学观与史论体咏史诗
第九章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宋型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咏史诗研究》: 藩镇制度是大唐王朝相当值得注意的政治制度。藩镇原是唐朝为了应对边境游牧民族的军事挑战与威胁而设置的,带有鲜明的军事性,后来其权力越来越大,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行政实体。安史之乱的爆发就与安禄山作为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所掌握的权力有关。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除了军事战争手段外,招降也是其中的关键措施。唐王朝为了迅速平息叛乱,瓦解叛军,对安、史部将多以保留原有势力范围、军队等为条件进行招降,并授以节度使方镇职务。当然,为了防止这些安、史旧部势力再次为乱,唐王朝在内地也开始设置相当多的藩镇,以维持平衡,防患于未然,这就导致了唐代中晚期形成了“内外皆重”的政治军事态势。藩镇制度是唐王朝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军事、政治、经济利益而设置的,大小方镇之间可以互为牵制,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仍能延续近一百五十年的国运,这和藩镇制度所发挥的牵制作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由于藩镇握有军事、经济、人事等权力,在客观上是具备割据一方的条件与基础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条云:“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赵氏之论稍显片面,不是所有的藩镇以割据为务,像浙东、浙西等是朝廷长期的财源之镇,鲜见割据;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藩镇与朝廷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必须承认,曾经非常强大繁盛的唐代之所以灭亡,政权纷迭如浮云的五代十国局面之所以形成,都和藩镇割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胡族或受胡化影响较深的将领是相当重要的割据力量,这在河北藩镇方面体现得相当充分。陈寅恪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说明河北割据不仅是藩镇凭借手中的大权而实行的军事割据,更是基于不同民族文化风俗的文化割据。这种文化割据与唐代统治者所采取的多元混溶的民族文化政策息息相关。对于这个问题,从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宋初统治者赵匡胤、赵光义等应当有深入的认识。因此,在宋朝政权初步建立后,摆在统治者面前相当急迫的任务就是民族关系与国家一统的处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完成了国家一统,自然也就解决了中晚唐以来胡族政权的割据问题,也能够为改变其文化风俗奠定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