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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儒学-中国当代公共道德建设的文化视野

封面

作者:朱光磊著

页数:229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2033700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中国当代公共道德的建设需要在现代公共理性与本土儒家资源之间进行理论的融合。在此视域中,公共道德建设需要考察公私空间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道德要求。从前者看,儒家伦理精神在“理一情一义一法”的结构中,以“心同理同”的公共善作为基础层,以注重“情”的私人领域和注重“义”的公共领域为作用层,由此而为社会公私空间的理论建构做出儒家式的诠释。从后者看,儒家揭示的道德法则构筑了普遍的公民道德,而其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又表现为各类具体的伦理要求。上述关于公共道德的话语叙述,还在近代以来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变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印证。

作者简介

  朱光磊,男,1983年出生,江苏苏州人。本科毕业于南京审计大学;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方向为现代新儒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明清儒学。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管理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黄宗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回到黄宗羲——道体的整全展开》(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本书特色

朱光磊著的《对话儒学(中国当代公共道德建设的文化视野)/东吴哲学文丛》从儒家思想看,社会公私空间之政治规范来自于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来自于人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感发,故公私空间的道德基础都源于“心同理同”的公共善。在熟人社会中,具体的情感产生主体性的、相互性的道德关系,而成为私人空间的道德准则。在陌生人社会中,具体的情感抽象出客观的、普遍的、第一的道义,而成为公共空间的道德准则。公私空间的道德准则都以公共善作为其生发的本体论基础。社会公私空间的规则划分建基于道德法则,在此意义上可以论述普遍的公民道德。社会公共道德的持续运作需要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维持,具体的伦理要求既需要在物质文化的生产与分配上表现出来,又需要在精神文化的知识精英与大众娱乐上表现出来。儒家式的公共道德的现代论述,不但对于当代中国公共道德建设具有理论效力,而且可以在近代以来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变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印证。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儒家精神的现代性挑战
第一节 现代性的流变与特征
第二节 儒学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与回应
第三节 儒学的常道与变道
第四节 儒学”四性”的开展

第二章 社会公私空间的现代建构
第一节 公私空间的中西源流
第二节 中西人性论与麦格雷戈X-Y理论
第三节 中西社会空间与巴纳德组织理论
第四节 儒家社会公私空间的理论架构

第三章 儒家空间理论建构中的普遍公民道德
第一节 公民道德中的公共性与道德性
第二节 公民道德的西方文化源流
第三节 公民道德的中国文化源流
第四节 公民道德与儒家公私伦理

第四章 儒家空间理论建构中的具体伦理要求
第一节 企业生产的道德要求
第二节 财富分配的正义理论
第三节 知识精英的时代召唤
第四节 娱乐人物的道德信用

余论 儒家公共道德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作用
第一节 现代化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 理性精神的发掘
第三节 公共道德的塑造
第四节 儒家文化圈现代化的东方特征

参考文献
索引

节选

  《对话儒学:中国当代公共道德建设的文化视野》:  东亚儒家文化圈现代化的命题包含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两个要素。在一般理解上,我们很容易将儒家文化与旧有文化画等号,将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画等号。由于又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凡是旧文化都是落后的,凡是新文化都是先进的。于是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就等同于抛弃落后的儒家文化而去吸纳先进的西方文化。然而,这种简单地将古今之争归属于东西之争是有问题的。西方文化并非是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文化也并非是落后文化的代名词。文化本身既有其根本的主旨,也有其历史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的变动而展现出新的形式。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西方文化,其本身也有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分别,也有从前现代文化向现代文化发展的过程。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并没有抛弃其旧有的文化根源,而是仍旧继承了旧有的文化,并对之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可以视作两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罗马帝国既继承了希腊的理性精神,也继承了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理性精神主要注重规范、秩序、理则等人类共有的客观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的理解方式来讨论一切事物。而宗教精神则赋予一切事物以价值与意义。前者是认知性的、存在论的普遍性,后者是体证性、价值性的普遍性。两希文化在中世纪需要进行全新的融合。这种融合大致上呈现出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希伯来文化为主导,希腊文化为辅助的融合形式,另一种是以希腊文化为主导,希伯来文化为辅助的融合形式。前者表现为哲学是神学婢女的神学研究,后者则表现为人性觉醒的启蒙运动。  在中世纪,神性高于人性,意味着人性的卑微,而某些可以作为神性媒介的人,如僧侣阶层,就掌握了指导世俗的权力。人性中包含了哲学理型与情感欲望。哲学理性是人性中最为高贵的地方,但它不能与神性相比,只能屈服于神性,为神性作论证。情感欲望是堕落的,需要被神性所压抑。启蒙运动则是人性的觉醒——神性打倒,人性提升。人性中的哲学理性成为最为尊贵者,同时也高度宣扬了人性中的情感欲望。情感欲望是个体化的,必然产生个体之间的冲突。于是,一方面要让每个人的情感欲望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让某个人的情感欲望压制了其他人的情感欲望,因此需要用普遍的理性对情感欲望进行规范,于是产生了现代性的契约化的政治文化体制。  由神性来主导理性转变为由理性来规范感性,成为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而这种变化也是希腊理性精神的胜利,希伯来宗教精神成为一种特殊的情感而被理性规范在个人领域之中。现代性就是人的理性精神的自我觉醒,并以之来规范人的生活世界。  自由与平等是现代文化的基本价值。如果我们不采用康德意义上的理性的观点(包含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道德属于理性分内事),而是将理性仅仅视作形式化、逻辑化的思维能力。那么,自由与平等并不包含在这样的理性精神内,而是用这样的理性精神去分析某种具体宗教信仰后的形式化产物。比如,自由是推翻了上帝的神性后的人性的伸张,其中包含了道德性的部分,但更多是个体自我情感欲望的满足。当人把上帝拉下神坛,人自己就成为了上帝。本来“上帝自由、人不自由”转变为“人的自由”。平等是现代契约社会的价值基础,但并不是理性本身的内在要求,而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遗留下来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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