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

作者：刘怀荣等

页数：326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010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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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在重视诗歌发生学的前提下，充分关注诗歌固有的社会功能及诗歌与各种文化、礼俗、制度之间的关系，尝试对中国诗歌类型的形成、定型过程做出若干个案剖析，对诗歌及诗学目前的传统命题进行重新思考。二是把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对各种诗歌类型在初步定型后所呈现的主题、意象和艺术表达的民族化特征进行重新解读，关注其艺术特征形成的早期文化动力，力求能有新的发现。书稿主要选择桑崇拜文化、道神崇拜、进谏制度、牛话和七夕节，土地崇拜、神仙信仰、侠文化与诗歌之关系等个案，探讨了中国早期文化及神话、风俗对诗歌内容、情感、语言特点的影响。力求对诗歌的民族性特点进行神话学、文化学及社会学等多方面的解读。

作者简介

　　刘怀荣，山西岚县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首批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乐府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已出版《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学术著作20余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40余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奖、山东省社科一、二等奖等奖励。　　　　柳卓霞，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诗词、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表论文多篇。　　　　王今晖，黑龙江海伦市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规划后期资助及山东省社科规划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魏晋五言诗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本书特色

刘怀荣、柳卓霞、王今晖著的《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在重视诗歌发生学的前提下，充分关注诗歌固有的社会功能及诗歌与各种文化、礼俗、制度之间的关系，尝试对中国诗歌类型的形成、定型过程做出若干个案剖析，对诗歌及诗学史上的传统命题进行重新思考。同时也把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对各种诗歌类型在初步定型后所呈现的主题、意象和艺术表达的民族化特征进行重新解读，关注其艺术特征形成的早期文化动力。

目录

节选

　　《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　　第三节 《史记·游侠列传》：士人对侠文化的自觉建构　　战国末期，士已经由最低等之贵族转变成最高等之庶民，成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之首。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销毁锋镝，焚书坑儒，行侠之人和读书之士都受到打击和摧残。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日：“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①所以最晚在汉代，士人已经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并开始为帝王润色鸿业，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力量。作为与读书之士不同的另一个士人群体“侠”，却一直是统治阶层的心腹大患，最终成为被缉捕、铲除的对象，甚至“儒、墨皆排摈不载”②。汉代也曾有过一度侠风炽盛的时期，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招揽宾客数千人；外戚大臣如魏其侯、武安侯之属徒竞相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如剧孟、郭解等人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虽然君主对此咬牙切齿，多次加以压制甚至诛杀，但汉代及汉代以后，崇慕侠风、侠行、侠节之风一直未曾断绝，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慕侠情结和任侠文化。　　在侠传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是士人对侠文化的第一次自觉建构。通过《史记》，司马迁首次为游侠立传，即《游侠列传》。在传文中他对侠者进行了集中描写和记叙，不但对游侠进行了分类，而且确认了游侠的正义性，表现出与韩非子迥然相异的观点。　　一、对侠存在之合理性的探究　　在中央集权加强的先秦时代，“侠”被韩非子认为是“以武犯禁”之人，会削弱君主的威严，冲击法制的权威，造成民不安于耕战的局面，因此需要坚决取缔。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古往今来包括汉代游侠的生存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开篇，即有“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③在韩非子时代，儒侠对举，被列为社会蠹虫，在司马迁的时代，学士即多指儒士被世人称颂，言外之意即有侠者很少受到赞誉，甚至“儒、墨皆排摈不载”，更有甚者，“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司马迁对于侠者的湮灭无闻深感痛心疾首，他从“侠”存在的长期性、阶层的多元性、分布范围的广阔性，以及需求的广泛性等方面明确侠士存在的合理性。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的开篇所说“韩子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一方面说明“儒”（或以儒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和“侠”经过时代的变迁，两者处境已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就现存文献，《韩非子》是最早记录侠者的书籍，则说明“侠”的历史也很久远，至少与以儒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同时。传文接着下来评价侠客的品质“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②，而儒家学者所盛称的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孔子等“有道仁人”都曾深陷困境：“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③那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文过程中，司马迁前面有“太史公日”四字，“太史公”即司马迁本人，也就是在司马迁看来，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困境.此时“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人应该是处在困厄境地的人所需要的，或者正在此时有“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人存在，这样看来，侠的历史更是久远，应该出现在尧舜的时代或更早。由此，司马迁从文献资料和人情事理两方面说明了侠的历史由来已久。　　对“侠士”为什么能在不受统治阶层欢迎的境况下活跃的存在，司马迁通过“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④仅仅九个字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至圣人尧舜、孔子，名臣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尚且如此，何况是普通人呢？因为侠急人之所急，助人之所困，所以侠在社会各阶层有着长久广泛的生命力。关于侠的地域分布，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所列朱家为鲁地人，田仲为楚地人，剧孟为洛阳人，潦稀⒊轮苡刮济南人，郭解为河南人，又有“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可见侠遍布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