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高明峰
页数:372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01019507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北宋经学史论》较为全面地梳理北宋经学演变的历程,揭示其变迁的内外成因,并凸显其取得的成就与特色。以文献考据为基础,在充分掌握经学著述的基础上,将北宋经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庆历以前的过渡期,继承中有新变;二是庆历以来至熙宁前的变革期,主要功绩是破“汉学”;三是熙宁至靖康间属自立期,主要功绩是立“宋学”,出现了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二程洛学等鼎足而立的学派。同时,深入剖析出各阶段经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成就和特色,展示了宋代经学“变古”的表现与成因。
作者简介
高明峰,1977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导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学术、《文选》学、清代学术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独立出版《北宋经学与文学》《江藩研究》等多部著作,在《文学遗产》《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多次荣获省市社科成果奖、优秀著作奖。
目录
第一节 关于经学、儒学、理学等概念
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构想
第一章 中晚唐的经学新风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现状与变革
第二节 中晚唐的经学新风
第二章 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面貌
第一节 北宋庆历以前的政风、士风与学风
第二节 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面貌
第三章 庆历、熙宁问的经学新变
第一节 庆历、熙宁问的经学新变
一、“宋初三先生”与“明体达用
二、疑传惑经与通经致用
第二节 欧阳修的经学
一、疑传惑经以尊经崇道
二、弃章句、重义理与推人情、重人事
第四章 熙宁、靖康间的经学勃兴
第一节 党争、科举与经学
一、熙宁、靖康间的经学实绩
二、熙宁、靖康间的党争与经学
三、熙宁、靖康间的科举与经学
第二节 荆公新学
一、经学主旨: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
二、经学特点:杂糅百家与解字通经
第三节 温公朔学
一、《易》学:本数求义,切于日用
二、《礼》学:参酌古今,修身治国
三、《孝经》学:尊信经古文,补益先王道
四、《孟子》学:疑孟求是,有激而发
第四节 苏氏蜀学
一、怀疑经传与义理解经
二、以权变解经,兼融佛老
三、以人情解经
第五节 二程洛学
一、经学旨趣:治经以明道穷理
二、经学实绩:《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与”四书“学
三、经学特色:以”理“解经和”六经注我
结语
附录一 北宋经学年表
附录二 两宋经学著述考录
参考文献
后记
节选
《北宋经学史论》: 一、关于经学“新风”的出现,不能仅仅看作是反拨《五经正义》定于一尊的产物,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到儒学复兴的大环境中去理解。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科举制度的弊端日趋严重,选拔出来的人才或不通事务,或不修德行,或不求理道,当时人如杨绾等已有所论,而科举制的弊端更导致了教育的衰败、师道的不尊、学风、士风的浇薄。人才可以说是国家的支柱,如果无从培养和选拔人才,那么国家的振兴乃至维持都是相当吃力的。于是,重振儒学,以之来修正科举、教育中的种种弊端,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了统治者和士人的一致要求。从上文所引马宗霍先生所述大历以来的经学发展实际来看,啖、赵《春秋》学派在舍经求传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也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并非只是对《五经正义》独尊地位的一种反动,其轻章句而重义理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场①,也在于教育以及现实政治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复兴儒学的一种表现。吕温曾有这样一种求学思想:“儒风不振久矣!某生于百代之下,不顾昧劣,凛然有志翘企圣域,莫知所从,如仰高山、临大川,未获梯航而欲济乎深而臻乎极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资道丧八百年矣……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终身。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已,盖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无瑕。”(《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从他后来受学于陆质(淳)并被陆氏寄予厚望、视作传人以发扬其学来看,吕温对啖、赵《春秋》学复兴儒学的一面是颇有认识的。其二,从思想领域来说,儒佛道“三教争衡”贯穿始终、愈演愈烈,尽管儒家经学仍然是统治者认定的正统思想,但佛道也都得到了大力发展,甚嚣尘上,而儒学的影响则日见衰微,如韩愈在《原道》中即指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人于彼,必出于此。人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而佛学尤具影响,以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推为隋唐之时代思潮。①因此,轻章句注疏而重义理阐发、倡扬儒家道统与佛道对抗、挖掘儒家经典中有关心性的理论与佛道一较短长等,逐渐成为经学领域的新动向。其三,就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来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问题日趋严重,迫切需要重新阐扬儒家思想来挽回世道人心,以巩固封建统治。于是,在经学领域,在训释经典以及依经立义的著作中,尊王攘夷、君臣之分、忠君守礼等观念得到了突出的强调,而《春秋》学于此兴起也就势所必然了。二、中晚唐经学的“新风”具体表现为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和原经求道、依经立义两大方面。②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啖、赵《春秋》学派和韩愈、李翱等人的经学为例。关于啖、赵学派,其现存著述为啖助弟子陆质(淳)撰著的《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此三种书乃陆氏在纂录啖助、赵匡二人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整理,因此可以视为此一学派及其学说的代表性著述。对于啖、赵学派的学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学风上舍传求经、会通三传;二是在内容上关于《春秋》的主旨以及三传的得失的阐释。关于前者,啖氏说得极为清楚,他在评论《春秋》经、传、注疏时指出:“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唯圣作则譬如泉源,苟涉其流,无不善利。在人贤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浅者。若文义隐密,是虚设大训,谁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