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

作者：肖艳

页数：389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30322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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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音乐史是门特殊的交叉性专业，其研究对象立足于音乐这种看不见的主体之上，但在研究过程中又需借助文献学材料、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辅证立论。相关证据的运用既要遵守所利用学科的规则，还要兼具本学科自身的特色，其实施细则极为复杂、困难。中国音乐史学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对相关音乐史料的考据、考信，逐步形成了多方采集史料、深入考证，在有较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构筑史实，并籍之复原音乐历史面貌的研究范式。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史证”在其“科学范式”构架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杨荫浏、黄翔鹏、李纯一、项阳等前辈学者，在这一学科研究范式中所作贡献，特别是在“史证范式”建立、深化方面的贡献，进行论述。

作者简介

肖艳，女，1986-，山东临沂人，中共党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音乐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高参小”项目组专家成员，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成员。近两年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CSSCI收录期刊3篇，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3项，校改项目3项。

目录

节选

　　《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　　韩非子也提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不仅认为即便有材料，也需要参验（旁证、参证）；而且认为材料还必须坚实可靠，才能作为依据。否则，不是愚蠢就是走向反面。　　中国古代史学大师司马迁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叙方式。司马迁撰写《史记》非常严谨，决非闭门造车。他十分注重记录、考订史实，并不尽信古书、古记，有许多史料都是他亲身实地考察或拜访得来的。例如，作《游侠列传》，曾访问当时的大侠郭解；又如作《李广列传》，亦曾亲访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太史公日：“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词。”司马迁对于以往古人，有图像者必观其图像。例如《史记·留侯世家》载太史公日：“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他还到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在当时远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其足迹仍遍布南北东西广大地区。由此证明，司马迁对自己所记之事的真实与否是非常注意的。至于《史记》中部分记载疏漏之处，以及若干仅凭传闻便加以记载或带有过多作者文学想象甚至文学虚构之处，我们应当辩证看待，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条件妄加评论，更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苛责古人。　　古代学者在进行学术创作时，很注重资料的搜集，往往待资料搜集齐全才形成论点，进而据之构筑成史。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唯李雄《蜀书》搜索未获，迟留未成。其后继续搜求达十多年，才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因为某一重要资料未能获得，宁肯耐心等待、搜寻十多年，也不急急草就历史。　　古人对待古籍文献中可能出现的讹字，也提倡严谨态度，不能随意增改。《颜氏家训》中告诫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原本是北齐颜之推在关于读书时对书的评判态度，但此句很早便被借用为治学求知的普遍标准。这说明，即使是通过文献材料来寻求、建立史证，也需要极其客观、认真的态度，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书，也是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经典著作之一，刘知幾在书中所提出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此“三长”，被时人视为笃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刘知幾著《史通》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过去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错误，全书皆以批判的视角行文，论点侧重于历史学方法。刘知幾对用什么样的体裁写历史，给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他坚决反对模拟已经废弃了的古典体裁，主张应用当时流行的体裁。他指出，历史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学者不应以古为高、妄事模拟。在言语上则主张用今文，反对繁文缛词，主张言、事异篇；叙事上反对因袭陈说，强调直笔；命题上反对对题不对文，主张名实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