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睡莲之后

作者：顾城

页数：307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155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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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看见睡莲之后》汇辑顾城1987年5月至1993年3月在德国及全欧、中国香港和美国东西部城市参加文艺活动，公开朗诵诗歌、发表演讲与现场答问存留的笔记和录音整理稿。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四个部分呈现，并附加了很好细致解析顾城思想脉络的图片和编后记。

作者简介

顾城（1956-1993），1956年生于北京，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顾城1987年5月29日赴德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其后半年间于欧洲讲学及参加学术活动，到访瑞典、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等国家。其间的发言演讲总是令人耳目一新，同年12月参加香港现代文学研讨会，接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聘请，于1988年1月初移居新西兰，任职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以后的两年半中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并一度兼口语课，在大学假期曾应邀赴美讲学。1992年3月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柏林从事文学创作；1993年3月获伯尔基金继续在德写作，其间先后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法兰克福、美国参加文艺活动，以中国哲学、艺术为主题，贯通古今，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艺术。至1993年10月辞世，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地写诗、撰文、讲演、对话，与国际友人交流。

目录

节选

看见睡莲之后

　　——于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我今天想讲的呢，属于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关于中国现代诗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别关系，这样一个问题。说被人们忽略了，是说我这里说的这个文化传统只是传统中的一支，而至今于理论界它似乎还是一个研究冷门儿。这一支传统便是与“无为”意识相辅相成的“无不为”意识。它一直偶有彰显地潜行于中国文化史中，及至对现代诗的诞生产生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人很早就离开了神，屈原大概是最后一个有着神巫信仰的诗人了，所以他才会对它充满疑问，对它提出很多的问题。自他之后，很少中国人继续发问了。于是问天的历史在中国看起来早早地就结束了。

　　天不回答人的问题，天对人的哀乐生死置之不理，天视人一同宇宙间的一星灰尘—中国人知道了这个现实，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李贺写诗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更变千年如走马—他这显然是从天的角度看世界的，神州大地不过是几缕烟尘，汪洋大海仅一杯水而已，人世在哪里？眨巴眨巴眼千万年就过去了，并不在宇宙中留下痕迹。李贺很年轻便知道，事物近看就大，远看就小。你以人看，人世就大得不得了；而中国人早早地就学会了“以道观”。

　　“以道观”之下，老子说过无为无不为，就是在这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人世间其实你是随便的，死活没什么管你。儒家则明确地选择生活下去，不再追究生活的目的，它于是要求以伦理为核心建立严密而和谐的生存秩序，目标只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延续。那么这两者就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它们交织起落，演绎出了中国三千年的沉闷又时而明亮的不时被“突变”惊撼的独特历史。

　　所谓“突变”像发生战争、朝代更替，虽然都贯穿着“无为无不为”意识的潜在影响，但这一意识还从来没有成为过运动的实质，也就是说还一概是通常情形之下的“有为”行为，即有具体目的的行为。“无为无不为”意识制造的突变还一直没有越出个人的艺术表现、思想表达的范围，同人间的生存秩序还始终幸运地保持着一个距离。这一意识最早制造的突变可以看见的是庄子。……

　　庄子梦蝶之后，物我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人就从狭隘中间进入到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宽广状态，即现在大家常说的泛我状态。庄子他捣这个乱呢，他并不是为了与万物混同一谈就算完了，他是为了得到一个大自由——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这个自由没有目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他接着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厉害之端乎？——在这个自由之下生死无所谓，人间利害更不是个什么了；那这就是纯粹的无不为行为，它没有目的。

　　……佛教讲的这个真性情呵，往往是应人间而生的，但是它对人间是封闭的，就是说，它可以同人间事务没什么关系，它到了水里是鱼，但是也可以飞起来是鸟，就是说不是非要这个水不可，对水它可以是封闭的。但是对于上天呢，照佛教的看法它是开放的，是通达一体的，是不隔膜不对抗的，这就像个船一样，这一面对水、对人间是闭的，而另面它是彻底打开的。但是在……呢，他不仅这面是封闭的，那面也是封闭的。……他要反抗这个天命，他对这个虚无提出了无言的却是强烈过屈原万万倍的天问。

　　中国人历来是顺天知命的，哪怕造反呢，也要说替天行道；到了孙悟空，有了“齐天大圣”，也还是要他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西方精神它如果冲出了宗教范围，它就决不冲出科学范围，冲出科学范围，那进入的就是宗教范围，它总是至少以一方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它决不同根本定律作对。这就是人类精神的极限，也可以视作为人类精神的法则之一。

　　……这件事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呢，那就又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中国文化虚无的那一极呵，本以为早已被务实的这一极彻底地挡在社会生活以外了，甚至被社会生活遗忘了，却竟然会在某一天直入现实，同样给予运行千年的严密的传统文化秩序以强烈的影响和破坏。而且当这种破坏到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

　　中国人，无论儒道，他的状态让你看见的总是在两极里，不是泥土就是青天—那么当泥土失去水分的时候，让这天上的风一吹，整个儿就变成了沙漠。

　　……我要说呢，这个大环境呢，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因为文化秩序的被消灭，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重新开始，许多开始都是由生命本身自发的，现代诗是其中之一。难得在哪呵，可贵在哪呵，由于没有经过什么中国古老文化的洗礼，所以它们最初呵，都出现了一个孩子式的时刻，几乎每个现代诗作者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诉说过，诉说那一分希望和痛苦—天真、直接，和有些理想主义的；当然这也全免不了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的影响。而中国文化原本从来是“如是观”的。所以没有这一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的被清除，就没有这样的现代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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