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战略:三化互动与产业融合

作者：潘锦云

页数：160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6641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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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个区域获得成功发展，绝不是偶然现象，一定有其内在的形成逻辑和发展路径。新经济地理学家们强调区位要素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这点毋庸置疑，本文也认同区位是先天要素且不可复制和不可多得的观点，但那些没有优越区位等先天要素的区域经济就不能获得快速甚至有良好区位的地区发展了吗？美国东部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强于其他地区，多数学者把原因归结于良好的区位优势。但欧洲大部分发达地区都不在沿海，即使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浙江省也有大片的山区，这些贫瘠山区没有因为区位不佳而延误了发展。同样，地处我国西部的重庆市近年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多研究发现，这些区位差的地区获得发展的共同的秘诀就在于加快了本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及促进三者互动，并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我们把区位要素假设成区域发展的外部变量，如前文所述，由于有没有区位优势如同有没有强台风一样不可预测，因此本文只考虑区域发展的内在变量，即除了区位以外的其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利用能力。区域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和人的发展，借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成功的经验，即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加快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信息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新经济兴起后被人们重视起来的，我国信息化水平处于全球中上游水平，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促进因素，而没有成为区域发展的潜在障碍与阻力。《区域战略：“三化”互动与产业融合》在讨论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时暂时忽略信息化这一要素。

作者简介

　　潘锦云，安徽桐城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9-2012年兼任安庆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2011-2013年挂职安庆市发改委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10余项。在《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改革》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中部崛起中的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视域下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研究》等专（合）著3部，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教材1本。

目录

节选

　　《区域战略：“三化”互动与产业融合》：　　一、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现状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只有准确把握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现状，才能深刻理解我国目前出现的“滞后城市化”“超前城市化”“城市空心化”等现象，才能趋利避害、正本清源。　　大部分学者基本认同我国工业化处在中期阶段。我国工业化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且基本无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主导快速推进工业化。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较大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市场化继续发展。而我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没有逐步提高。计划经济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推动的工业化不同，计划经济推动的工业化使产出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阻碍了工业化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强制高速推进工业化以及片面提高工业比重会使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而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工业产值比重虽然很高，但农业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其次，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进程相分割.加上计划经济的滞后影响，导致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部门至今仍是国有企业位居垄断地位，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与工业化的进程相协调，对城市化发展形成机制制约。　　城市化在我国方兴未艾，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参照钱纳里（Chenery）工业化阶段理论，我国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应为46.5%，但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为30.9%。不可否认，如果按照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来确定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有机联系，我国城市化是滞后于工业化的，但这种滞后是整体的滞后，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城市化也不平衡（工业化也有类似情况）。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实际上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布局分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乡镇工业发展基本以村为单位展开，以至于一些乡村超过80%甚至全部的农民虽然都已经转为工人，但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例如，温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大约有260万温州人常年在外地经商，温州方言成了他们商业交往的信用工具之一，但他们回到温州则要讲普通话，因为现在温州各乡镇不管是种地的、卖菜的，还是宾馆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大多是外地人，所以在温州不讲普通话是寸步难行，出外经商不讲温州话也是寸步难行。由此可见，以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滞后现象非常严重，这些地区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以使其与较发达的工业化相匹配。　　（二）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水平　　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都是城市化超过了工业化，因为这些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在农场、矿山、林区工作。采矿业虽然属于工业，但是没有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和市场化交易，仍然采用自给自足的单一经济模式，与其他经济模式发生的联系比较少。农场、林区更谈不上城市化，因为农场、林区的社会交往模式、居住模式、经济模式、就业模式尚停留在自然经济形态。例如，辽宁省阜新市的城市人口有80万，其中大部分为煤矿工人，现在有近25万人口失业，为解决就业问题，这些失业工人转向了第一产业，一下就退回到农业社会去了。这样的城市本质上只是煤矿工人的居住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商品、文化、信息交流中心的现代城市。这些地区当务之急就是积极发展工业，提高工业化水平，避免“拉美陷阱”的出现。　　（三）城市化水平基本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宜　　在我国中部地区，工业化虽然水平不高，但比西部要强，城市化水平基本与工业化水平相当。当然中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协调，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相反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我国改革开放后，长期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是发展的中间地带，往往被政策和外资所忽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工业化进程不快不慢，城市化也没有过多的人为推动，即没有超前城市化的行为。目前，中部地区要抓住两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即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和沿海地区的工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机遇。这两个机遇必将加快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根据前文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模式的分析，由于中部地区基本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所以工业化是起主导作用的，工业化将带动城市化，但随着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升级，城市化的反作用会越来越显著，并且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后期，两者的互动会更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