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春雷著
页数：314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56208009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搜集、整理古代有关法官制度的史料，从古今法官审判比较、古代法官遴选与惩戒、裁判的依据、司法推理、疑案处理、判词等几个方面，系统的考察中国古代法官制度的相关内容，并且运用比较的方法为现代法官制度的改革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现在司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
吴春雷，（1965-），男，法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天津市人民政府智库专家，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法律顾问。先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项目、司法部项目、中国法学会重点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市委研究室重大调研项目等20余项；在《法律科学》《法学杂志》《法律适用》《河北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编和参编教材3部；专著《中国司法权的建构》获天津市第十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目录
节选
《中国古代法官制度研究》： 不复存在了。宣布决定的法官，其作出的决定哪怕是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响，他也不是法官“而且，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对此进行了专门规定，并将其最终发展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司法准则，如联合国《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法官应与其司法界的同事和上级保持独立。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都出现了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强调法官独立，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独立附带了前提条件的限制，即“服从法律”，如德国《魏玛宪法》的“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意大利1947年宪法的“法官只服从法律”、日本1946年宪法的“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拘束”、希腊1975年宪法的“法官在执行职务时只服从宪法和法律”、韩国1987年宪法的“法官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良心独立审判”等。虽然我国对法官独立的要求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提出的“不属于政府”、亨利·密斯建议的“不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响”、联合国《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的“与司法界的同事和上级保持独立”的程度，但是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也具有了自己相对明确的独立范围，这就是我国《法官法》第8条所曲折表达出来的：“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司法改革中都将“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与近现代法官所不同，我国古代法官并非专司审判职能的国家公务人员。作为法官的古代官吏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官员的身份，而审判职能只是作为一种“副业”而存在。由此，中国古代法官的“行政身份”决定了其运行方式的官僚等级特征。中国古代法官的审判活动不仅要服从法律，更要服从上级指示。如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建兴元年，刘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允许他开设官府，管理大小事情，不久，又兼领益州刺史的职务，政事不分大小，都由诸葛亮裁决。在诸葛亮处理的各种政务政事中，就包括立法和司法事务，这在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中得到了印证：“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对阿云杀夫未遂案件所引发的争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熙宁元年七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颧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日‘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颧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