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王门

作者：汪建初

页数：168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22114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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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黔中王门的形成缘起于王阳明入黔之“龙场悟道”。贵州是王学的诞生地，王阳明悟道的龙场又被历代学者视为“王学圣地”，许多黔中王学弟子也学识精湛，其讲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因此，王门后学理应有“黔中王门”的一席之地。长期以来，由于对黔中王门的重视和研究不够，而未能在王学研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因此本书将起到弥补《明儒学案》之不备、填补阳明后学研究之空白的作用。

目录

前言

　序

　　民国9年（1920年），陈矩（1851-1939年，字衡山，贵州贵阳人，贵州通志局分纂，贵州文献征辑馆编审）在重印《淮海易谈》跋中云：“黔南江山灵秀，贤豪挺生，若汉犍为文学舍公、长通盛公，后汉道真尹公，德行、经学、词章，方之蜀都四子，殆无愧色。黔中不可谓无人矣。厥后兵燹屡兴，黔服没于邻邦者半，堙于蛮荒者亦半。山灵不轻钟毓，寂寞流风，千有余载。有明中叶，始得淮海先生焉。先生生于龙场讲学后数十年，年十九，试儒士，受知督学贵溪徐樾，为阳明再传弟子。继又获交蒋道林，相与渐摩，研精覃思，著书等身。晚归建学孔精舍，穷探《易》理，得孔子心传。”陈矩之论是也。贵州虽僻处西南边缴之地，然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汉代即有舍人、盛览、尹珍，开创黔中学术气象。唐宋以降，兵燹屡兴，天荒人废，虽代不乏人，而载籍难考。至明永乐年间，始置贵州布政使司，由是人文彪蔚，与中原学术文化交流渐多，至明中叶，王阳明入黔“龙场悟道”，创办龙岗书院，大倡心学，其后形成黔中王门学派，黔地学人始称盛焉。其中孙应鳌崛起于西南，乃为一代名臣大儒，为黔中王门儒宗。他孜孜矻矻，以培育人才、兴起儒学为己任；当晚明心学风靡之际，传阳明心学于贵溪徐樾，与阳明后学诸子纵横交往驰骋，朝野内外莫不推服；又在黔中故里建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和山甫书院，集一生学问，阐明儒家文化和阳明心学，一时著书讲学，蔚成风尚，流风余韵，沾溉黔中数百年。

　　清廷纂修《明史》不为孙应鳌立传，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莱洲，又号南雷）《明儒学案》（编成于清康熙十五年）亦漏载之。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地域分类，将王门后学分为浙中王门（浙江）、江右王门（江西，含止修王门）、南中王门（江苏、安徽一带）、楚中王门（湖南、湖北）、北方王门（山东、河南一带）、粤闽王门（广东、福建一带）、泰州王门（长江下游沿海一带）七大体系，却未提及最早传播王学、开拓一方文明、颇具一定规模和造就了以孙应鳌为代表的众多著名学者的黔中王门，致使孙应鳌、李渭和马廷锡等黔中王门大师的学说、著作湮没。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至宋代程朱理学而蔚然光大，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取士定制之后，程朱理学便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迨至明代前期（洪武至景泰时期）的儒学思想仍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明史．儒林传序》云：“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蠖秩然。”其代表人物有宋濂（号潜溪）、刘基（字伯温）、方孝儒（号逊志）、薜瑄（号敬轩）、吴与弼（号康斋）、胡居仁（号敬斋）、娄谅（号一斋）、王恕（号石渠）等。明代中晚期（成化至万历时期）为有明一代学术之旺盛期，是王学的形成和兴盛时期。其时宦官专权，紊乱朝纲；奸相柄国，残害忠良，社会上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王侯反叛时有发生。面对如此诸多社会问题，如何从儒学上找到安邦济民的良方，自然给当时儒学者心中带来诸多困惑。王阳明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其先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一反初明早期学宗程朱的路线，偏重象山之学，主心即理说，开启心学门户，与阳明之学在性格上最为相近。其后湛甘泉（名若水，白沙门人）与王阳明则以心学崛起，而独王阳明“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故明代中晚期学风乃由王学统领。阳明大倡致良知教，内而以心性之学达致安身立命之圣域，外而尽其事功以开显经世致用之王事，致使王学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风靡天下，盛极一时。黔中王门继承和发展了阳明心学，在阳明心学的视域下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哲学、易学、伦理、美学、政治、教育、文学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为阳明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为王学在天末边地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毫无疑问，黔中王门的形成缘起于王阳明入黔之“龙场悟道”。阳明学是在苦难当中成长的，是在经历了百死千难中提炼出来的。如果要回答“什么是王阳明心学或阳明学”，那可以说，阳明学就是一种经过苦难的生命之学，就是经过体验的觉悟之学，就是要我们当下去实践的行动之学。我们讲王阳明，应该在生命存在的高度上讲，在内在心性的深度上讲，在人生体验的广度上讲，在王阳明精神的召唤下去研究和体认他的心学，去真正体会“知行合一”。“（阳明）先生之学，以谪官而成，先生之道，其方由龙场而跻于圣贤之域也耶？当曰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鴃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晦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丕变。”“龙场悟道”，不仅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已经形成，而且开启了黔中王门的讲学之风，贵州省内学子听讲者一时达到数百人之多，黔中王门由斯而开创。故清代学者翁同书谓：“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良知之理，用是风励学者，而黔俗丕变。”故有学者谓：“（贵州）真正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仍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地域条件。换句话说，龙场悟道即意味着心学思想体系的诞生，而心学思想体系的传播则是通过龙岗书院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得以展开和推广的。‘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冈始也，龙冈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发展方向，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扩大了儒家学者话语言说空间，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派别——黔中王学。”

　　黔中王门是王门后学中重要的一支，然《明儒学案》里面未曾提及，故而长期为世人所不知。贵州是阳明心学的发源地，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不仅创立了心学，还在龙场创办龙岗书院，讲学贵阳文明书院。当时他在贵阳讲学的规模，据徐节《新建文明书院记》记载：“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云：“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是时受到王阳明亲授心学的嫡传弟子有数百人，据王阳明离黔时写的《镇远旅邸书札》记载，其在黔门生有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张时裕、向子佩、越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陈良丞、易辅之、詹良丞、王世丞、袁邦彦、李良丞等数十位。由此可见，贵州是王学的诞生地，王阳明悟道的龙场又被历代学者视为“王学圣地”，许多黔中王学弟子也学识精湛，其讲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因此，王门后学理应有“黔中王门”的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由于对黔中王门的重视和研究不够，而未能在王学研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因此本书将起到弥补《明儒学案》之不备、填补阳明后学研究之空白的作用，将为王门正宗学派之一的黔中王门的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并为推出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为代表的黔中王门提供切实可信的论据。不仅如此，由于儒家心学在历史上对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教育和文化有巨大影响，因此全面研究黔中王门代表人物的思想，还能凸显儒家心学在广义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

节选

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在贵州生活了近三个年头，并在龙场悟道，使举世闻名的心学诞生于贵州，这是黔中王门的缘起。其后他创办龙岗书院，主讲贵州文明书院，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再通过其几代弟子的大力宏扬、发展，从而使黔中王门逐渐形成，并影响海内外。

　　正德三年（1508年），37岁的王阳明在龙场悟道，这是他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在500年前的这个同一时空中，浓缩了阳明悟道境况的三个时段，即前悟道之苦难时、悟道之体悟时和悟后起修之受用时。这三个时段，不仅是他个人生命心路历程重大转折性的人生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思想性事件。深入考察分析这一大事因缘，对我们追溯黔中王门的缘起形成，理解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启发我们的生命觉悟，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节 前悟道之苦难时

　　谪官龙场，是王阳明坎坷人生的最大一次灾难，也是促成他悟入圣人之道的大因缘。在贵州的三个年头里，王阳明遍历种种苦难，受到无尽的折磨，但却在贵州悟道成道，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心学体系。

　　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王阳明抵达龙场。当即面对五大苦难：一是环境艰险。龙场在今贵阳西北40公里的修文，当时“处于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外来之人，水土不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二是居无定所。阳明来到龙场，并无居所，只好自己在境内小孤山下结草庵居之，阳明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中对此曾描述：“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濑响朝湍，深林凝暮色。群獠还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緬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又常至小孤山一岩洞中读《易》，阳明名其洞为“玩易窝”，在其中王阳明写有著名的《玩易窝记》。其后王阳明又移居龙场境内龙冈山（又名栖霞山）的“东洞”中，改其名为“阳明小洞天”，以此寄托对故乡浙江绍兴会稽山阳明洞的思念之情。“营炊就岩窦，放榻依石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洞中深行4米，左侧有一个2米宽、1.6米高、2米长的小石窟，这是王阳明栖身的石床。王阳明曾有诗句“白云晚忆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记此事。阳明居无定所，常居于阴湿幽暗的山洞中，其艰难可想而知。三是生活无着。在上述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王阳明的生活也没有保障，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世界：无米、无菜、无盐、无油、无火、无水……为维持生计，存活下来，王阳明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躯亲自去砍柴、挑水、采蕨、摘菜、煮饭、浇园，直至请学于农，种田南山。从王阳明《居夷诗》中的“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下田既宜狳，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等诗句，可以看出他亲身参加了各种生产劳动。四是疾病缠身。环境艰险，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穷途僚倒，使王阳明多次旧病复发，加之当地缺医少药，瘴疠侵之于外，忧郁攻之其中，随时都有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可能。王阳明在其名文《瘗旅文》中就描写了京城一吏目，携一子一仆，同赴任所，途经龙场，在一昼夜之间便都病死于境内蜈蚣坡下。从王阳明的“卧疴闭空院，忽来故人车”“路僻官卑病益闲，空林惟听鸟间关。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蛮夷亦故乡”“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卧病空山无药石，相传土俗事神巫”等诗句中，亦可看到王阳明在龙场一直是疾病缠身，他四处问药，有时无药，只好凭借读书来消除自己的病痛，甚至还想到依靠当地的神巫来医治自己的疾病，人不至绝境，何至于此！五是官吏迫害。先是王阳明为救戴铣等言官，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被刘瑾矫旨下诏狱，受廷杖四十之刑，一度死而复苏，大难不死。寻贬谪龙场。在赴谪途中，王阳明曾被刘瑾的刺客追杀，至龙场刘瑾对王阳明的威胁并未解除。是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侮王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之，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差人向王质告状，王质大怒，要王阳明认错谢罪，王阳明不畏强权，拒不谢罪，后赖阳明同乡、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从中调解方罢。王阳明在《答毛宪副书》中曾记其事，并大义凛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