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作者：徐晓望

页数：664页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ISBN：978751085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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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地论述了有关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的历史情况, 系福建社科院的重点项目。主要通过对环南海视野的海洋文化起源、早期闽中历史与商业的萌芽、隋唐闽人对琉球的探索、唐五代福建海洋商业的起步等等专题进行研究, 考察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

作者简介

徐晓望，上海人。历史学博士。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闽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所研究员；国务院特贴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福建省文化名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导师。主编《福建通史》五卷，其他著作有《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妈祖信仰史研究》《福建思想文化史纲》《闽台海洋文化研究》《闽国史》等30部；历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

目录

前言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视野，新的课题。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内容、基本格式都有待商讨。这里首先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丝绸之路”最早是中国与西域贸易之路的代称。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以中国丝绸为主的商品被运到西域销售，后经西域国家的传递，最远到达地中海及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与东方商品逆向而动的，还有输入中国的香料、药品等异域商品。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最早是亚欧大陆诸国之间商品交流之路，它以陆路贸易为主。

陆上丝绸之路位于亚欧大陆的北部。秦汉之际，在亚洲南部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从中国南部的交州、广州出发，经南海到印度洋的海路抵达南亚和西亚。不过，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够成熟，它是一条探险之路，伤亡率较高。所以，秦汉晋隋以来，使用较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

唐宋之际，中西交通的情况大变。首先，中国与西域交流的物资越来越多，而陆上丝绸之路的骆驼队载运量有限，人们必须寻找运量更大的运输线。其次，陆上丝绸之路多次因战乱而堵塞，这对长期交往不利。其时，有很多商船往来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之间的海路，形成了一条海上商品贸易链。那时的木帆船可以载重数十吨至数百吨，一艘船的运载量可比一支驼队。于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道路从陆地转到海上，这就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因这条贸易链上丝绸是价值最高的商品，后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各国之间的财富之路。鸟瞰亚欧大陆各民族的发展，可以发现，中世纪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大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等，无一不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缺少的一环，乃至地中海沿岸最发达的国家也和丝绸之路有关——中世纪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都是在承接丝绸之路向西欧延续的贸易巾发展起来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商业繁盛的国家人们劳动价值得以实现，容易致富。其二，丝路是古代科学技术传播的主要通道，沿线国家可以得到最先进的科技，因而发展较快。

第一方面，我们可先探讨商业的重要性。

马克思将人类的经济生活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其中交换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商业行为。商业的重要性在于：它还是人类劳动价值实现的必要途径。人类每一个生产单位的产品，本身消费量是很少的，大多数商品都要出售于市场，只有在市场上售出，商品才能实现生产的目的，换取当量的价值，从而继续商品的再生产及循环。可以说，商业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重商主义来说，国家之间的盛衰也和市场有关。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若能在国际市场上长盛不衰，便能给其带来利润，使之富裕。相反，某个国家失去国际市场，商品竞争失败，这个国家便会相对衰落。

古代丝绸之路是财富的传导之路。与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本身致富，这是商业的普通原理。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小国与中国贸易，会在中国的发展中分一杯羹。大国与中国贸易，双方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中世纪东方的经济强国，大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能够出售较多商品的国家。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链上，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的棉布、钻石，阿拉伯国家的珠宝，都是长盛不衰的商品，这些商品给其宗主国带来可观的利润，也是其富强的一个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性的第二个方面，可以从科学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商道往往是科学技术传播的主要通道！

人类的生产效率和劳动价值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对于这一点，已经不会有人提出质疑了。必须认识到：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大都是人类文化因子相互交融之后形成的。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发现，是因为他所掌握某个学科的文化因子较多，当他思考某个问题时，这些文化因子相互融合，有序排列，这就是发现。所以，某个民族的发明潜力，通常取决于本民族文化因子的含量。然而，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局限性，要突破这一局限性，就要突破传统文化的认识范围，这就需要与异文化交流，汲取异文化不同的文化因子。因此，交流是文化突破的基点。不同文化各民族在相互交流中相互认识，他们的科技也在交往过程中交流。中华文化能在中世纪领先于世界各国，是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各民族的区域文化都在这一熔炉中融合交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发明。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的融合发明都是很多的。

科学技术的产生，往往是某一民族文化在交融过程中的闪光。而其闪光点，又会被其他民族学习。可以仔细观察某一文明共同体的科学技术的形成过程，它主要是自创的，还是学来的？结论不出意外，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科学技术，大都是向其他民族学来的，只有少数是自创的。这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向别人学习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是较为简单的，科技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点而通。即使是复杂的内容，也可以用渐进学习的方式掌握。因此，那些有活力的国家，会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科学技术，并在吸纳这些科技的基础上进一步自创。

从科技产生和交流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交流是提高某一文明共同体科学技术水平的主要通道。理解这一点，我们便可知道，为什么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商道有关。古代人类之间的交流受到空间的制约，这类文化交流大都发展在主要商道上的主要城市。商道不仅是商品传播的通道，还是科学技术传播的通道。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传播道路。东方诸大文明共同体的强盛，是因为它们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链之上，能够较快地得到新的文化因子，从而带动了诸国共同的强盛。例如，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给西亚及欧洲国家的促动，棉花、占城稻各种海外植物流人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可以进一步推理，中世纪繁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方，是因为有一条联络这些国家的商道在起作用，这条商道就是丝绸之路。它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沿线国家中传播科学和技术，带动了沿线国家共同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被看作世界的边陲，海上丝绸之路的尽头，才是欧洲商道的起点，他们距离国际主要商道太远，了解东方国家的科技也太迟了，因此，它的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东方国家。中世纪末期西欧国家向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是为了打通西欧与东方的海上联系。这样他们才能进入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汲取所需要的东西。从科技传播的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异域文化之间科技传播的主要通道，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有助于汲取先进科学技术，从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反之，则有吊车尾的危险。

……

全汉舁和梁方仲是都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大师，他们对资本、货币、财政、外来商品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作为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基点。

林仁川教授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全面论述了大航海时代明清海上私人贸易，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其后，林仁川先生又有《福建海关暨贸易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一书出版，展示了对海洋史的开拓。李金明是韩振华的学生，主要研究明代对外贸易，对福建史的关注体现于月港研究。1996年杨国桢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提出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杨国祯发表了《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东溟水土——东南中国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突破了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多个难点。近著《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是对中国海洋文明史理论的全面探讨。杨国祯先生所带博士多选择海洋史课题，十多名博士的著作，形成了海洋史团队，从而构成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他还主持编纂了《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等系列丛书。其中涉及福建海洋经济史内容的颇多。

徐晓望为傅衣凌的学生，研究方法承袭傅先生开拓的南派史学道路，注重地方志等地方和民间史料收集，关注下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多从下层社会关注经济的变化。尤其注重海洋史的开拓。1988年，徐晓望的《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征》一文发表，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纠葛是不可忽视的线索。1999年，徐晓望的《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一书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以海洋文化的视野观察台海两岸的海洋史，开篇探讨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结构、特点，认为中古时期的中国在世界海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闽台海洋文化的地理环境、起源内因、航海文化、海外贸易、沿海贸易、海商集团、海路移民、海神崇拜、海外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在海洋史考证方面，徐晓望的主要突破有：论证王景弘为福建漳平人，考证郑芝龙家族长期在澳门谋生，迄至郑芝龙已经是第四代了。他对严启盛的研究揭示，早在明代前期，漳州人就活跃于香山沿海一带。2000年，徐晓望师从郑学檬老师研读博士课程。郑老师重视傅衣凌先生的史学方法，关注欧美学界经济史理论的进展，着重于商品经济市场理论的开拓，对徐晓望的影响颇大。徐晓望撰写的博士论文是：《16—17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在该论文中，徐晓望提出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有三大贸易圈，环南海（东南亚）贸易圈子和东北亚贸易圈，以及中国贸易圈，台湾海峡是连接三大贸易圈的枢纽，在那个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晓望的海洋史专著还有《闽商研究》、《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商海泛舟——闽台商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是研究福建经济史的另一个重镇。除了朱维斡先生的《福建史稿》之外，唐文基领衔的《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林庆元领衔的《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都有涉及福建对外贸易史。师大学者自徐恭孙先生以来，在中琉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谢必震著有《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有关中国与琉球交通的著作。林金水的著作更多地倾向中外文化交流史。2010年，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团队完成了《福州台江与东南海陆商业网络研究》（福州，海峡书局2011年），其重点为福州海港与内陆、海洋的联系。参加本书研究的专家除了徐晓望、罗肇前之外，还有潘健、黄洁琼、许莹莹、张燕清等新一代专业研究者。其中徐晓望、潘健、黄洁琼、许莹莹的合著还有《闽台商业史新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

台北中研院自1983年以来，坚持海洋史的研究，每隔数年编一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集》，现已出版了十多集了。其中朱德兰、刘序枫教授在福建与日本贸易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他们的特点是掌握许多日本的史料，用以解释明末清初福建商人的活动。陈国栋在清代厦门港的贸易史方面撰有专文，以发掘清代档案史料闻名。在日本学术界，研究福建外贸史成果较多的是松浦章，他依据日本文献史料，展开清至近代福建的对外贸易及航海史研究，成果累累。此外，福建外贸史上的郑和、郑成功都是学术界关注的人物，相关论文不可胜计，此处只能付之缺如了。

福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大都与福建人有关。因此，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若能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弄清楚，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线也就基本清晰了。从商品的视角而言，福建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以陶瓷、香料贸易贯穿始终，分别以丝绸、茶叶、蔗糖为不同时代的高潮，或者说：起于丝绸，终于茶叶。它的历史上，是中国与海外商品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当然，它的主体是对外贸易史。近来许多学者渐渐认识到：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长期是物质文化领先世界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历史正是最好的证明。建立对本土文化的信心是中国向更高层次跃进的基础，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棒奋斗。

节选

宋代的铜钱是国际货币，日本与东南亚都使用宋朝铜钱，这导致宋朝所铸铜钱往往从海路输往海外。《诸蕃志》说到南洋的阁婆国：“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蓓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宋代有人说：“盖向之所闻，惟倭好铜钱。今则闻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好。而凡系抽解之司，无一处不漏泄。庆元之外，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之市舶两处，无以异于庆元而又或过之。盖诸番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并是漏泄一色现钱而归，尤不可以计其数矣。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番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两路之钱非如海水之无穷，其将尽入于尾闾，岂不至枯渴者。次则此土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亦多有假作屯驻之所营运军需为名者，虽日他有杂货，其实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此则北自庆元，中至福建，南至广州，沿海一带数千里，一岁不知其几舟也。此又海商漏泄之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