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之外的言说

作者：白杰著

页数：196页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

ISBN：97875378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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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新一批评论家涌现出来，他们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特别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　　《幻象之外的言说/新锐批评家丛书》就是山西文学评论家白杰所著的一本文学研究和评论合集，共分上中下三篇，包括现代性幻象与当代先锋诗学、向幻象开战：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实践、三晋文学：地方性对现代性的质询。

本书特色

白杰著的这本《幻象之外的言说》立足当代先锋诗学的转捩点，侧重从思想文化层面揭示现代性危机与文学变革的深层关联；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烛照下，结合具体流派来探讨文学现代性的跨文化变异、后现代转向以及多元发展态势；在吉登斯有关“地方性”与“现代性”论述的启发下，系统发现了三晋地域板块对“现代性”主流范式的叛离、校验和补充。

目录

节选

　　《幻象之外的言说/新锐批评家丛书》：　　林贤治，1948年生；北岛，1949年生，二人差不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俩人经历了高度一体化的威权时代，目睹了革命的伟力，见证了历史的苦难，在阶级斗争中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根基和思维模式。幸运的是，在极度的精神饥渴中，他们较早接触了一些西方现代文艺及被禁的苏联作品，探寻到了“革命”之外的新的思想资源——以“民主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思想。“启蒙”与“革命”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汇流，孕生出鲜明的个性特征。首先是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习惯居高临下地审视、全局性地打量以及真理性地评判。其次，特别强调主体精神的高扬，坚持不调和、不妥协、黑白分明、是非分明的战斗姿态。再次，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有殉道者的悲壮。当然，在新思想的获取、写作的展开上，北岛是远远早于林贤治的。早在70年代初，北岛就已接触到专供高干内部阅读的“黄皮书”，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他能在“文革”结束之前就写出《回答》这样的启蒙诗篇，并紧紧追随思想解放潮流去反思“文革”灾难，成为“新启蒙”的中坚人物，都得益于西方文艺的滋养。同样在70年代，林贤治的阅读还局限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朝霞》《学习与批判》等官方报刊。直到进入新时期，他才陆续读到《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1984》等一批具有革命反思意味的外国译作。这使他没能及时站立在新启蒙的潮头，没能参与到对“文革”的近距离批判中，直到80年代末才逐渐拥有重估历史、面对当下发言的能力。　　北岛与林贤治，一为诗人，一为学者，活动在不同的写作领域，历史出场的时间也有前后，但在共有的精神资源作用下，还是表现出相近的写作姿态。北岛在诗歌中高喊“我不相信天是蓝的”，苦苦追寻“白日梦”，反复书写“我”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展现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壮与崇高。林贤治亦钟情于那些集启蒙与革命于一身的时代叛逆者、苦难承担者，极力推举鲁迅、胡风、左拉、托尔斯泰、葛兰西、卢森堡、茨维塔耶娃、惠特曼、凯尔泰斯等知识分子。二人的写作都是在事实的，或想象的意识形态高压下展开，借助对社会主流、时代主调的批判来确证自我的价值意义，以强烈的思想性和革命性震撼人心。　　只是对于北岛来说，他在崛起之时首先面对的是“文革”废墟的清理，偏重于个体对极权的反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献给遇罗克》）是其80年代创作的主旋律。而当林贤治在80年代末登台时，本已在部分程度上得到续接、修复的启蒙传统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再度遭到破毁，市场经济的狂潮也愈发严重地冲击着精神道德的堤坝。　　所以他的批判对象，不仅有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奴役，也包括人文精神向商业资本的归降。而且伴随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他将更多精力转向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在他看来，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正突出体现了市场环境下文学艺术、人文精神堕落，“腐败、冷漠、苟且、琐屑、奢侈，90年代诗歌确实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某种病态，也是一代文学衰退的反映。”有趣的是，自80年代末旅居欧美后，北岛诗风大变。作品中很少出现启蒙者惯常持有的身份优势、理论自信以及明确的价值判断，而常常对价值本体提出疑问：“钟声是一种欲望／会导致错误的方向”（《阳台》），“我信仰般追随你／你追随死亡”（《忠诚》），“炉火如伟大的谣言／迎向风”（《关于永恒》）。可是一旦进入批评领域，他又会拿出启蒙主义的标尺，指责诗界文坛逃避社会职责、缺乏批判意识。事实上，启蒙立场在北岛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只是身处异国时，北岛如马戏团的“花斑小马”一般，“沿着陌生人的志向攀登”，期待廉价的“燕麦”和“掌声”（《东方旅行者》），丧失了启蒙的对象、启蒙的权利；但在面对祖国大陆发言时，他则有机会重新扮演启蒙者角色，捡回失落已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他批评当下诗歌对于社会职责退避三舍，已成为文人孤芳自赏的玩物，无力擎起战斗的旗帜。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更是语调沉重地认为，90年代文艺之所以遭受到商业社会的腐蚀，主要原因还是“五四”启蒙思想未能在80年代真正扎根，没有形成强大稳固的知识分子传统。某种意义上，在西方语境中的失语，进一步强化了北岛对启蒙话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执着。他在一篇题为《民族文化复兴之梦》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在纽约观看一场记述俄国知识分子的话剧后，就提出一个设想：“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话语所勾勒出的北岛，首先是铁肩担道义，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而非专研技艺的诗人；其与《回答》中主动承受人类苦难，擎起民族未来的英雄形象毫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