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

作者：虞万里著

页数：10,469页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54732625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网盘下载地址：下载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十多篇有关《诗经》的论文，主要以传世《诗经》文本为主，参证清人学术成果，兼取出土安大简、阜阳简、上博简、海昏侯简和熹平石经《鲁诗》残石所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面向：从古史追踪诗旨的脉络和演变，从异文探索《诗经》文本与四家诗异同，从竹简和石经残石复原《诗经》篇次和什次，从《诗经》的分什追溯语词的起源，从石经残文和竹简目录探索诗派的不同，从孔门传诗形式纠正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定名。每篇都指向一个不同的研究路径，是作者近二十年对《诗经》文本流变的思考。

作者简介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员兼职教授等。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综合研究》等，编著有《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学术著作多种，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篇。

本书特色

比堪《诗经》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 梳理纷繁异文产生的历史原因

在浩瀚的文献中 追踪《诗经》文本的痕迹

目录

前言

自序

文本，或文本学一词，最近十多年已成为一个热词。这主要是因为出土的经典简牍越来越多，其内容与六艺类典籍相近相似，而文字、文句甚至段落内容却不无差异，于是研究者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要将两者绾合起来，寻找其演蜕的痕迹。其次是汉学家用异域的文本学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儒家简牍，促使简牍乃至传世文献中“文本”一词的热度升高。多视角审视出土简牍，多途径探索文本形态，是学术繁荣兴盛的表征，但也易因忽略春秋、战国时六艺诸子传授形态、书写方式、传播途径，而以今律古、强作解人，甚或套用公式、射覆猜谜，看似自成一说，实质却不免与历史真相暌违。<p>自序</p><br /> <p> </p><br /> <p>文本，或文本学一词，最近十多年已成为一个热词。这主要是因为出土的经典简牍越来越多，其内容与六艺类典籍相近相似，而文字、文句甚至段落内容却不无差异，于是研究者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要将两者绾合起来，寻找其演蜕的痕迹。其次是汉学家用异域的文本学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儒家简牍，促使简牍乃至传世文献中“文本”一词的热度升高。多视角审视出土简牍，多途径探索文本形态，是学术繁荣兴盛的表征，但也易因忽略春秋、战国时六艺诸子传授形态、书写方式、传播途径，而以今律古、强作解人，甚或套用公式、射覆猜谜，看似自成一说，实质却不免与历史真相暌违。</p><br /> <p>两汉的今古文经本异同，在魏晋古文经学兴起后逐渐消弭，颜之推《家训》所提及的江南、河北文本，未必都是汉代今古文经本，陆德明《释文》载录的二百多家上万条异文，虽然蕴含部分汉代今古文经本的字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魏晋六朝真书兴起后传抄所产生的别字、俗字，与汉代今古文经本无关。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杨士勋、徐彦等著作，保存了汉魏、六朝部分经典异说，其中有的摘录经文，可以管窥经本一斑；有的只有说而无经文，让人无法猜度其经文原貌。朱熹承程子之意，分《大学》为经一章、传十章，移易《中庸》文句而分为三十三章，尽管阳明对朱熹的《大学》分章并不认可，且至今尚未有出土文献来证实朱熹改本的是非，但这是宋代学者第一次对先秦经典文本的辨识复原，厥功至伟。清儒陵宋轹唐、探寻汉代经学文本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而作的著作屈指难数，各有贡献，不烦缕述。</p><br /> <p>自20世纪下半叶始，儒家经典简帛不断被发掘而重见天日，其中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周易》帛书，书写年代在五经博士建立前的文帝时代；50年代出土的武威《仪礼》汉简，年代落在五经博士建立后、章句逐渐兴盛的成帝时代。前者文字与《易》经相去稍远，后者则与《仪礼》较为接近。最近出土的海昏侯《诗》简，年代适在宣帝之时，故章句的形态也初具规模。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五经博士的建立、分章析句的传授和向歆父子的校勘，将经典的古本和今本划分出一道界限。尽管经学博士建立和章句传授过程中的文本变动，以及向歆校勘过程中除章学诚、刘咸炘、孙德谦和余嘉锡已揭示外的细节，我们现在并不很清楚，但它似乎已经告诫我们，在比勘、分析出土与传世经典文本时必须分别对待。</p><br /> <p>马王堆帛书和武威汉简之外，绝大多数经典简牍都是战国时期之物，当时“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已众所周知，而诸子学派之传承方式和传写形态，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取经过博士传授、向歆校勘的文本，来比勘、研究“文字异形，语言异声”时代的简本，当时混乱多变的古籀字形、南北杂陈的方言方音、狭窄单一的书写形态和茫无头绪的传播途径等，都是横贯在我们面前的沟壑。虽然我们现在很难把控这种局面、逾越这些天堑，但在比勘、研究中始终存有这样的意识，在有可能的前提下多考虑这些因素，试着去把控、去逾越，以弥补我们论证过程过分简单的缺陷、完善我们推理时的逻辑，至少要比没感觉、无意识、不思考而置之不理、自说自话要好。</p><br /> <p>有鉴于此，我在研究竹简《缁衣》过程中，就尽量去考虑这些因素对文本的影响。比如，为弄清《缁衣》每章后必引《诗》《书》文句以证，且简本和传世本所引《诗》《书》前后互相颠倒的原因，我追溯了西周国学中的《诗》《书》教学，知道有一门专讲兴、道、讽、诵、言、语等六语的课程，由此悟彻春秋各国外交赋诗时为达到使者的政治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应是学习六语后的结果；降及战国，普遍将《诗》《书》作为经典格言来引述，则是因为连横合纵时势下，温和敦厚的讽喻风气衰退，故必须直接用圣贤故训来佐证观点、加强语气。揭示这样一种历史脉络，同时结合简牍形制，意在说明《缁衣》引《诗》《书》的时代意义，以及颠倒是因错简而非刻意篡改，无关宏旨。又如，为深究《缁衣》篇名取义及《郑风·缁衣》诗旨，我从缁衣的制作、形制、用途入手，追踪桓、武开国历史乃至郑国地望及其迁徙途径，揭示《缁衣》诗章的本义，最终确定《礼记》此篇取“缁衣”为篇名的深意。</p><br /> <p>在具体的文字疏证过程中，分析字形之外，往往多征引清人的说法、观点来评判、取舍，意在将学术史与经学训诂联系起来。用这种方法来作“烦琐”考证，篇幅当然冗长，但为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述：立足于出土简牍，检寻近似的传世文献文句以证，和立足于博士传授、向歆校勘而定的传世文本，来审视出土简牍，其重心不同，视点不同，思路不同，故所用方法和考证路径也不同，当然，最后得出的观点结论就不一定相同。</p><br /> <p>列举书中一些考证思路和细节，不是要表明我的结论正确，而是要重申这种研究思路和考证实践，是一本于我对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研究的认识与理念的。</p><br /> <p>本书所收虽是我所写有关《诗经》的散篇文章，但其研究指向大多是《诗经》在战国到六朝传授、流传中的文本，是我的“文本”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这一点上说，它虽无专著章节之名而有专著之实，所以用“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来统括。</p><br /> <p> </p><br /> <p>2024年12月16日于榆枋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