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品健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22919421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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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隐士”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然而隐士卓然出尘的形象，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慢慢成形的。在此之前，士人在仕与不仕之间的选择，时常因为文学的歌颂而逐渐扁平化，细节与脉络被埋没。
士原为低级的贵族，因此早期的士不会面临仕与不仕的问题。春秋晚期，贵族与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仕”才成为一种专业，士人才需要在“仕”与“不仕”之间做出选择。但不仕并不等于“隐”。先秦至两汉，经历封建制崩溃到郡县制大一统王朝的兴起，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士人群体从百家争鸣、士庶杂处逐渐儒家化、宗族化和官僚化。由于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人离开政治权力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从“隐逸”到“不仕”，再到“以不仕为隐”的过程。
本书通过爬梳《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史料，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不仕之士”做了全面统计分析。通过士人仕与不仕的人生选择，可以窥见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过程中，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以及士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作者简介
白品键，中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现居桃园，任教于世新大学中文系。研究领域以先秦两汉时期的士人为主，包含学术思想如何与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以及士人如何沟通社会之不同阶层等。著有《士与汉代文化抟成研究——儒学、吏事与方术的揉合与实践》《潜夫论所反映之东汉流民问题》，学术论文十余篇，童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大富翁》等。
本书特色
☆一部探究士人与权力互动的政治史
☆从封建迈向大一统的时代变迁切入，解读士人群体特性及其身份转变
☆揭示士人儒家化、宗族化、官僚化的历史逻辑
☆洞察士人仕与不仕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士人的政治选择，挖掘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仕”与“隐”（不仕）之间——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什么是隐士呢？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隐士形象，可能与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说的差不多，即“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隐士肯定有陶渊明，一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之风。但鲁迅对“隐士”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一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陶渊明中年以后有多次仕隐经历，最主要原因是因贫而仕。所以，做一名隐士，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来说，很多“隐士”本质上是“不仕之士”，如果他不曾“仕”或者不想“仕”，也就无所谓“隐”了。“隐”（不仕）与“仕”是一种博弈互动的关系，它构成了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揭示从封建到大一统，“以不仕为隐”传统的建立
☆一部探究士人与权力互动的政治史
☆从封建迈向大一统的时代变迁切入，解读士人群体特性及其身份转变
☆揭示士人儒家化、宗族化、官僚化的历史逻辑
☆洞察士人仕与不仕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士人的政治选择，挖掘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仕”与“隐”（不仕）之间——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什么是隐士呢？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隐士形象，可能与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说的差不多，即“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隐士肯定有陶渊明，一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之风。但鲁迅对“隐士”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一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陶渊明中年以后有多次仕隐经历，最主要原因是因贫而仕。所以，做一名隐士，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来说，很多“隐士”本质上是“不仕之士”，如果他不曾“仕”或者不想“仕”，也就无所谓“隐”了。“隐”（不仕）与“仕”是一种博弈互动的关系，它构成了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揭示从封建到大一统，“以不仕为隐”传统的建立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是一本追溯隐逸传统建立与变迁的作品，它追溯到该传统形成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先秦至西汉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从封建走向大一统的剧变时期，士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本书通过史料的爬梳，呈现了士人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战国时期，士人的政治选择往往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秦汉之际，权力加强了对士人选择的干预，如董仲舒因惧祸而不仕，但他同时能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权力与不仕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王莽之时，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龚胜欲不仕新朝，却被王莽逼死。与此同时，本书以时间为顺序，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呈现了士人群体自身的转变。春秋之前，士人原为低级的贵族，但是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士人面对乱世不得不面临“士”与不仕的选择。而在秦汉大一统之际，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后，士人逐渐儒家化、官僚化。在西汉末年的乱世之际，士人群体则加速了宗族化的发展。总体观之，先秦至西汉，士人群体从多元走向一致，从百家争鸣、士庶杂处，逐渐儒家化、宗族化、官僚化。由于政府权力的强化和士人群体社会基础的强化，以“不仕为隐”的隐逸传统逐渐形成，并且在士人自身的诗文的美化下，终于形成了魏晋时期风度翩翩、卓然出尘的隐士形象。
目录
第一章 “隐”与“不仕”之间：隐士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 1
前言：“隐”的研究探索 / 2
“隐”与“见”以及“仕”与“不仕” / 14
《庄子》书中有道之士及道家型隐逸 / 23
“不仕之士”：士人的政治抉择及其社会基础 / 49
第二章 争鸣与无迹：战国时期的不仕之士 / 54
战国时期“不仕”的多样性 / 55
战国时期的不仕之士 / 80
想象与现实中的战国不仕之士 / 93
第三章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秦至汉初的不仕之士 / 98
秦至汉初“不仕”的辨别 / 99
新时代的吏与仕 / 107
秦朝的不仕与蛰伏之士 / 122
西汉早期的不仕之士 / 137
小结：“天地一大变局”中的仕宦抉择 / 163
第四章 “修六艺之术，通万方之略”：武帝至王莽秉政前的不仕之士 / 171
西汉“不仕”的辨别 / 172
尊儒之后的不仕与隐者 / 176
不仕的儒生 / 185
儒生之外的不仕者 / 207
小结：西汉盛世不仕现象的变化 / 224
第五章 不仕王莽：两汉之际的不仕之士（上） / 232
两汉之际“不仕”的辨别 / 233
两汉之际的儒生与隐士 / 243
不仕王莽：儒生 / 261
不仕王莽：儒生之外 / 284
第六章 避乱与守节之间：两汉之际的不仕之士（下） / 325
两汉之际避乱隐居之士 / 326
不仕更始、公孙述、隗嚣、窦融之士 / 340
不仕王莽并不仕光武之士 / 361
小结：两汉之际不仕现象的发展与变化 / 380
第七章 仕途之外：士人的政治抉择与隐逸典范变迁 / 389
先秦时期：从伯夷、叔齐到侯嬴、朱亥 / 390
秦至西汉：从四皓到韩福 / 398
两汉之际：从龚胜到周党 / 410
结论：再论“隐逸”与“不仕” / 427
引用书目 / 431
前言
前言：“隐”的研究探索
“仕”与“隐”是中国士人一个长久以来面对的课题。作为一种人生抉择，“隐”往往被放在“仕”的对立面。在古代中国，凡拒绝入仕者，不论其拒仕的理由是什么、拒仕之后处于什么状态，大多被称为“隐”，或称隐士、隐者、逸民、隐逸、处士、高士等其他别名。从早期的文献史料来看，隐士之身份与形象起源相当早，《论语》中有荷丈人、长沮、桀溺等耦耕的洁身避世之士，至庄子则崇尚“虚而待物”的人生观，大量真实或虚构的隐士皆现身《庄子》书中。整体来说，隐士除了拒绝出仕之外，大多还拥有志节清高、安于贫贱、避世等特质，形成了中国士人的另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正式进入本书所要讨论的“不仕”问题之前，这里要先简单梳理一下关于“隐”的问题。隐士的传统其来有自，而且源远流长，乃熟悉中国史者皆知的事情，只是如要溯源，最早能推源至何处？“隐”的对立面是否就是“仕”？隐士有许多不同的样子，那么要具备什么要素，才能被称为隐士？
节选
第一章 “隐”与“不仕”之间：隐士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隐”与“见”以及“仕”与“不仕”
不论是“隐”还是“不仕”，所描述的都是“士”的某种状态。首先必须厘清的是：“士”原为上古时期低级的贵族，能被称为“士”者，皆为本有封建政府职位者。顾炎武云：“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在职位与身份皆为世袭的封建时代，士并无所谓“仕”与“不仕”的问题。“仕”作为“士”的人生选择，春秋晚期才出现。在礼坏乐崩，封建阶级的固定性被破坏之后，贵族与庶民的界限才变得模糊，介于二者之间的士阶层大幅增加，使游士兴起，“仕”逐渐形成一种专业，并且有了“仕”与“不仕”的抉择问题。
“不仕”，如其词义所见，即没有在政府组织担任官职。若“仕”作为一种选择，此观念起源于春秋后期之后，那么在此之前既无所谓“仕”，自然亦无所谓“不仕”者。如前所述，传统上有“仕”与“隐”相对的说法，因此有不少以“不仕”来定义“隐”者。如果“不仕”必须出现于春秋后期之后，那么在春秋中期之前，是否已经有了“隐”的观念或具体行为呢？
如前文文青云所述，虽然其并不以“不仕”定义“隐”，但其否定孔子以前存在隐士这样的论点，反而符合了“仕”观念后起的历史脉络。然而文青云以近乎疑古的态度，几乎否定了包含《论语》在内的所有记载隐逸的论证方式，恐怕还有不少讨论空间。如《左传》中的介之推故事，便是一个文青云无法排除却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例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
第一章 “隐”与“不仕”之间：隐士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隐”与“见”以及“仕”与“不仕”
不论是“隐”还是“不仕”，所描述的都是“士”的某种状态。首先必须厘清的是：“士”原为上古时期低级的贵族，能被称为“士”者，皆为本有封建政府职位者。顾炎武云：“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在职位与身份皆为世袭的封建时代，士并无所谓“仕”与“不仕”的问题。“仕”作为“士”的人生选择，春秋晚期才出现。在礼坏乐崩，封建阶级的固定性被破坏之后，贵族与庶民的界限才变得模糊，介于二者之间的士阶层大幅增加，使游士兴起，“仕”逐渐形成一种专业，并且有了“仕”与“不仕”的抉择问题。
“不仕”，如其词义所见，即没有在政府组织担任官职。若“仕”作为一种选择，此观念起源于春秋后期之后，那么在此之前既无所谓“仕”，自然亦无所谓“不仕”者。如前所述，传统上有“仕”与“隐”相对的说法，因此有不少以“不仕”来定义“隐”者。如果“不仕”必须出现于春秋后期之后，那么在春秋中期之前，是否已经有了“隐”的观念或具体行为呢？
如前文文青云所述，虽然其并不以“不仕”定义“隐”，但其否定孔子以前存在隐士这样的论点，反而符合了“仕”观念后起的历史脉络。然而文青云以近乎疑古的态度，几乎否定了包含《论语》在内的所有记载隐逸的论证方式，恐怕还有不少讨论空间。如《左传》中的介之推故事，便是一个文青云无法排除却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例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
以目前的学界共识来说，《左传》普遍被认为是一本可信的春秋时期史料，且在许多层面忠实地表现出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毁坏的历史。介之推的故事正好表现出几层意涵。第一，在介之推的理想中，扶持晋文公回国主晋祀，是理所当然的天意，这是贵族士大夫本分内的工作。“从亡”者通过扶持国君上位受赏，是“下义其罪，上赏其奸”，违背了介之推维护传统的理想，故称“难与处矣”。相对地，晋文公赏“从亡”之作为，正表现出春秋时期封建制度质变的样子，当“禄位”变成了士君子功劳之酬赏，从天命世袭当中解放出来时，如介之推这般传统价值的维护者，只好以“隐”来表达坚持。
第二，由于封建时代拥有某种名位不但是世袭，更是一种天意，因此介之推云：“主晋祀者，非君而谁？”而二三子之从亡也是一种职责上的必然，而非一种值得奖赏的功劳，犹如《庄子》书中所言之“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的君臣之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士君子并无退出官场居家而“不仕”的选择，因其“家”也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如有“难与处”的情况，便必须逃离一切，不但要放弃其名位，甚至连居家之位置、宗族之身份等，也必须一并抛弃。
换言之，战国以后士人可以通过“不仕”，依旧保留着自我的身份地位，乃至财产，但春秋时期，以及春秋以前的封建贵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放弃封建地位而“避世”。而原本依靠各种封建特权而生存的贵族，如抛弃了一切，往往也一并失去了生活的所有凭借，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此即介之推所谓“身将隐”或“隐而死”背后的文化意涵。
《左传》之外，《论语·微子》中的记载时代稍晚，但同样代表着封建价值毁坏的某种走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即使《论语》此章完成的时间可能晚至战国时代，然而孔子以春秋末期的历史角度向前评论早期人物，亦非极不可信之事。所谓“逸民”，何晏云：“节行超逸也。”皇侃则云：“民中节行超逸，不拘于世者也。”是取“逸”为拥有超出世道之外节行之意。朱熹则云：“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朱子说虽后起，但后多从其说，如刘宝楠引《说文》云，“逸民”即“佚民”之假借。钱穆先生亦云：“逸者，遗佚于世。民者，无位之称。”逸民是否无位？综合史料来看，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之子，柳下惠为鲁大夫，一说“柳下”为其食邑，虽三黜而不去，此三人是记载较为清楚的。虞仲疑有二人，一为吴太伯之弟吴仲雍，亦为吴伯，又称虞仲；另一为仲雍曾孙周章之弟，亦称虞仲，周武王封于周之北故夏虚。其余诸人虽缺乏史料，然历来亦疑诸位逸民皆是有位贵族。
以孔子的时代而论，既孔子申论古逸民之志行，则逸民皆为贵族，是较合理的推测。如虞仲者，既为吴伯，则不可谓之“无位”之民，又如柳下惠者，其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又岂能以“遗佚于世”称？因此所谓“逸民”，仍依何晏之说，解为“超逸”更为妥当。
孔子将逸民分为三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其一；“降志辱身”而言行中理是其二；“隐居放言”是其三。无论何种，都是身心言行与同时之世俗有所不同者。“逸”也就是“超逸”：在某种程度上逸于世道之外，坚定地采取自我所欲施行的道。孔子又云：“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正好表现出在理想坚持之下，封建贵族针对其君主或所处环境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反抗或不合作。
因此，世袭封建社会之中，虽然无所谓“仕”与“不仕”，但贵族却仍拥有各种不合作的选择，可以“降志辱身”地选择辟色、辟言，可“隐居放言”地藏匿自我，维持清高，更可如长沮、桀溺等这般，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封建秩序中，成为安于与鸟兽同群的“辟世之士”。乃至于如伯夷、叔齐或介之推这般，不但辟世、辟地，甚至到了无所可辟的地步，而以死亡为自我的某种生存理念作结。
由此可知，在春秋以前依其不同的程度，或志，或言，或行之不同于他人，而有所谓“逸”。在逸民当中有所谓“隐”，是更进一步的藏其身，匿其名，或抛弃、逃避原有之地位。在封建政治当中，“隐”的相对词当为“见”，或“显”。如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或前述介之推之“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等等。贵族贤者“不降其志”而“辟世”，即是“隐”，不必等待战国礼坏乐崩之后才出现。
“隐”具有隐辟之意，“不仕”则未必如此。司马迁记载孔子云：“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又记载孟子云：“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两大儒皆以修道立教为己任，孔子甚而主张“不仕无义”，可见孔、孟之“不仕”，在于求能行道者，故邦无道则去，毫无隐辟、潜藏之意。与此相反，孔子乃求善贾而沽之待仕者，二圣皆有强烈的以道明志用世之心，无论如何难以称之为“隐士”。
在社会流动较为停滞的封建时代，本有名位而辟逃之隐逸者，欠缺春秋后期之后周游求仕的选择，于是或入山林岩穴，或荷耦耕，形成后世对于隐逸的重要想象，亦即《后汉书·逸民列传》所言：“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战国以后，“不仕”与“隐逸”在意义上仍并非全然等同，如《礼记·王制》所载：“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此处之“不仕”，仅称其“不任大夫”之事，未必有隐居之意。
就语义来说，战国时代以后逃离名位之士，多半亦逃离了原本的仕宦之职，因此“隐”与“不仕”出现了较为具体且明显的共通性。但若更进一步区分，则各自仍有对方所无法涵盖的部分，“隐”的现象要比“不仕”来得早，其“志”则往往明确，以至于只要有隐蔽自我、逃避功名之意，即使有官职在身，亦可为“隐”。而“不仕”出现的时代较晚，在战国时代还伴随着“周游”的可能性，不仕于此，可求仕于彼，甚而必须更加努力地以著作、讲授、游说等方式“见”于世，以求得用而“显”。
以形式而言，“仕”与“不仕”在定义上相对比较容易，但“隐”的典范从伯夷、叔齐到战国时期成书的《庄子》之间，仍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