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女性

作者：刘东 主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21429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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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张，通常被认为厌恶女性的、父权式的儒家哲学并非自其创立以来便是如此。尽管在历史上儒学曾与压迫现象相伴随，但它也包含着许多能够推动两性平等的理念。作者依据儒家伦理并结合中国历史，对守节、缠足、纳妾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探讨。罗莎莉的这些研究为未来儒家女权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使儒学成为妇女解放过程中一个可供选择的道德范畴。

作者简介

罗莎莉（Li-Hsiang Lisa Rosenlee），美国夏威夷大学西欧胡分校哲学教授。除本书外，还有新著《儒家女权主义：一种实用的生活伦理》（Confucian Feminism: A Practical Ethic for Life）。

丁佳伟，历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在《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曹秀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历史教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言
在20世纪早期，探讨性别压迫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清代晚期参与维新运动和民国早期参与五四运动的士人充分利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无以名状的痛苦作为新兴民族主义演说的一部分。这也是在新兴崛起的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目睹中国无数次失败与耻辱的新一代人亟需探讨的问题。缺乏文化的中国农村女性普遍地受到父权制大家族的压迫，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儒家封建伦理的支持，从而使其成为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标志。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替代无力抵御西方入侵的旧价值体系。尽管拿什么来代替旧价值体系在当时尚不明确，但什么应该被丢弃却是十分肯定的。在民国早期的民族主义探讨中，反孔的呼声很高。在政治层面上，儒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清除。这种行为被视为“新”中国、现代中国以及进入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开始。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批判了儒学，并将其视为中国衰落的根源所在。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探讨，相应地奠定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和亚洲学者将儒学视为中国历史上性别压迫之根源的认识基础。<p>第一章　导言<br />在20世纪早期，探讨性别压迫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清代晚期参与维新运动和民国早期参与五四运动的士人充分利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无以名状的痛苦作为新兴民族主义演说的一部分。这也是在新兴崛起的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目睹中国无数次失败与耻辱的新一代人亟需探讨的问题。缺乏文化的中国农村女性普遍地受到父权制大家族的压迫，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儒家封建伦理的支持，从而使其成为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标志。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替代无力抵御西方入侵的旧价值体系。尽管拿什么来代替旧价值体系在当时尚不明确，但什么应该被丢弃却是十分肯定的。在民国早期的民族主义探讨中，反孔的呼声很高。在政治层面上，儒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清除。这种行为被视为“新”中国、现代中国以及进入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开始。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批判了儒学，并将其视为中国衰落的根源所在。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探讨，相应地奠定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和亚洲学者将儒学视为中国历史上性别压迫之根源的认识基础。<br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设想将中国女性解放进程与西方文化传统相趋同的女权主义者和亚洲学者，对中国性别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女权主义者对于中国女性境况的关注和描述构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建构一部全球通史来证实女权主义者反抗西方男权社会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合理性。跳出西方世界，女权主义者试图证实性别压迫问题的急切性，并将他们的视野扩展到生活在第三世界中不幸的姐妹们。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著述中表达了他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美好期盼，即希望建立一个超越文化、地理、宗教和种族界限的全球妇女团体。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认知水平能够对“性别”的概念进行比较清晰的解构，但在性别概念尚不明确的跨文化研究中，“文化”的概念仍处于边缘化。女权主义者的著述缺乏对文化因素的关注，这对真正理解异国性别体制构成了障碍。在他们的著述中，性别被寓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背景下。的确如此，我们的概念框架建立在世界第一次成为我们可认知之对象的基础上，而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内涵只是通过网络所分享的有关世界本质的文化假想。因此，在任何试图理解异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差异性”，同时抑制我们强加于它的文化假想。<br />在中国，假想出的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由儒学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传统思想所构成。尽管在这个识时务的时代，对于儒学直接而霸道的评论已然不再呈现。但是在西方人种优越论的理论背景下，有关性别平等问题的霸道评论仍旧不断呈现。<br />此处所用“西方女权主义者”主要涉及一种将中国女性的自由同西方文化传统相趋同的意识倾向。就此而言，具有中国血统的女权主义者或汉学家将会落入“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范畴，而欧美女权主义者或汉学家将超越这一范畴，其程度与他们的意识倾向有关。因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西方学者所持有的立场而什么又是中国学者所持有的立场。<br />在儒学作为一种女权主义理论的可能性尚未得到女权主义者和汉学家认可的前提下，无论他们是否对儒学表示出赞许，其本身都暗示着与性别相关的西方传统理论的虚构优越性。他们自然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儒学?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将试图为学者们提供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来设想儒学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可能性。然而，通过对儒学的甄别，我们并不打算将多样的中华文化修整成单一的传统理论。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在于证实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尽管儒学在历史现实中错综复杂并且充满歧义，但其作为道德支柱和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被不断证实着。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探讨中国社会之性别体系时并未将儒学这一复杂的传统文化作为背景假想的源泉去理解。实际上，他们简化了“女性”的分类，构造出普遍概念框架中常见的西方性别范式。在此框架下，中国女性所处的状态是被塑造的并且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获得解放的。<br />如果跨文化研究是以真正的跨文化取代单一文化，那么其他文化都将归入西方概念框架中。“文化”因素——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的背景假想——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社会赋予“中国女性”作为性别和文化的象征。如果我们以每一种文化都是可行的，并且性别构造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具有真实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为前提，那么，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强加于其他文化既而全面排斥其他文化传统的做法是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了我们试图研究的课题。更糟糕的是，它证实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其他所有的文化都有可能被归入这一概念，尽管它们存在着片面的、经验上的差异。真正的跨文化研究必须始于对另一种文化的好奇，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不能也不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体系所削减或替换。否则，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自身的伪装便显而易见了。正如康德所言，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是我们主观形成的而不是世界本身的客观真实。同样，并未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女性受迫害形象的普遍认知更多的来自假想。这种假想就是西方观察者正在建构的一种他者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脱离了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女性。如果文化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体系，即不但标志着其他文化差异性的不可削减，而且渗透于生存方式、知识、物质生活等日常生活中，那么任何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抽象概念和文化实践必须与它们本身的文化传统相适应，这些传统构成了另一种背景理念。在中国的性别研究中，哪怕是最为微小的敬意都应该给予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儒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