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

作者：[美]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著，吴冬/姚小菡 译

页数：318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

ISBN：9787229086039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

　　作者权威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现任纽约国际事务思想库东西学院副院长和公共政治系主任。驻地包括莫斯科、波恩、柏林等地，对20世纪德国历史有深刻独到的研究。

　　角度新颖 全书原始材料为20世纪20~30年代驻德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军人、文体明星和访问学者的日记、信件或回忆录，以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角度见证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权力的过程，和第三帝国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近距离展示希特勒个性 书中涉及到的许多人物有的与希特勒过从甚密，有些采访和接触过希特勒，还有些甚至曾为希特勒而着迷过，他们的叙述和感受生动地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希特勒，为研究希特勒人格与性格，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披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真实、丰富的细节，特别是柏林地区文化艺术方面的独特氛围。

作者简介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现任纽约国际事务思想库东西学院副院长和公共政治系主任。曾长期担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驻地包括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柏林等。著有《最伟大的战役：斯大林、希特勒和改变二战进程的莫斯科苦斗》等书。

　　译者简介：

　　吴冬，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现就职于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曾参与福建省省级课题《威廉加迪斯小说中的熵》一书的翻译。

　　姚小菡，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现就职于中国电科集团公司第三十六研究所担任高级翻译，嘉兴市《南湖晚报》副刊部固定作者。已出版译作《诸神的黄昏》（重庆出版社）、《奥巴马的美国：捣碎美国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本书特色

《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

　　是一部讲述德国纳粹崛起的通俗历史著作。作者从20世纪20~30年代旅居德国的美国人的视角，以政治外交、新闻记者、文艺体育等身份各异的美国人的亲身经历为材料，展现一战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万花筒般的景象，展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逐步攫取权力、扩张军队、灌输极权思想，使德国走向深渊的过程；并揭示了导致美国政府和民众对纳粹德国警惕不够、对二战准备不足的主要心理误区。

　　作者通过梳理和分析当时目击者的证词，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政治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德国政坛权力，爬上欧洲权力巅峰的扣人心弦的历史景象。

目录

节选

迷人的混乱中心

　　即便在今天，人们提到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如同一场罗夏克墨迹测验 。有人会立刻联想到政治瘫痪和社会混乱，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街头短兵相接；有人会回忆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将人们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成千上万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原因就在于，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让一切都成为可能。

　　说来也怪，所有这些联想都是对的，都反映了相当准确的一部分历史事实。

　　“一战”余波过后，柏林成了主要的政治战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动乱横扫整个德国，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那样充满了火药味。1919年2月，新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选择在魏玛召开会议起草新的宪法，就是因为柏林的环境太过动荡。然而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却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一致激烈反对，他们似乎都盼着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和他们所做的议会民主的尝试快点垮台。形形色色的煽动者们也在此时招兵买马，拉拢那些还深陷战败耻辱，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而忿忿不平的人民。

　　政治混乱催生经济低迷。随着马克的大幅贬值，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开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幅下降。日常采购——比如一片面包——动辄需要花费数千、数百万，甚至数亿、数万亿马克。现金一文不值的尴尬从一家城市剧院售票处的招牌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厅前座：半磅黄油的价格；正厅后座：两个鸡蛋。”当然在普遍贫困之下，也有人趁机大捞一笔，过起了穷奢极侈的生活。

　　这种奢华放纵在性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的描写，在他参加的诸多派对中，有一回派对上端送饮料的年轻姑娘们全身仅着一条“绣着一片银色树叶遮掩私处的透明内裤”——和美国俱乐部里的“兔女郎”不同，这些女孩“不要钱就听凭人们上下其手”，因为一晚上的开销里就包含了这些小福利。墙上的标语宣称：“所谓爱情，不过是愚蠢地高估了两个性对象之间那微不足道的差异。”

　　这种全民式的性自由体验是充满好奇的外国人被吸引到柏林的原因之一，不过最大的诱惑还在于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这个城市颇以拥有贝尔托?布莱希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琳?黛德丽以及乔治?格罗兹这样一些人物为傲，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富于创造力，又敢于冒险投机的人们，其中就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人们已经忘记，‘一战’后知识分子和文化革新者的聚集地已不再是巴黎，当然也不是伦敦或纽约，而是柏林。”迈克尔?丹姿这样回忆道。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美国音乐家，会弹奏班卓琴和每一种吉他和曼陀林，在柏林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光，“柏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首都——不管从哪一个欧洲城市开启的铁路，都以柏林作为终点。”

　　从一开始，很多美国人就对这里的混乱局势很感兴趣。他们试图了解汇聚在战后的德国，特别是柏林的各路政治力量，并据此来揣测魏玛共和国的未来。但是，在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故事集和由之改编的歌舞片和电影《歌厅》（Cabaret）中，美国人关于那个非常年代的记忆，往往都折射出那股终将吞噬德国以及几乎整个欧洲的邪恶力量的影子。

　　早年间，纳粹还只是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小型激进运动组织。他们认为柏林是一个邪恶堕落的城市，尤其是相比于巴伐利亚州这个拥有众多纳粹支持者的地方来说。“（慕尼黑）和柏林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库尔特?卢戴克注意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党，是一名热心的募资者和社会活动家，并曾数次前往美国。“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心中的圣城，而另一个是他们宿敌的大本营。”即使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坐拥整个柏林城时，他还是无法真正信任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

　　根据最早一批抵达战后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神秘迷人。本?赫克特这位未来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明星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1918年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外记者来到德国，当时他只有24岁。在柏林的两年里，他有过这样的描述：“愚蠢而偏执的政治小丑、吹毛求疵者和肆意妄为者”就像在街头剧院表演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关乎政治：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在写给远在芝加哥的总编亨利?贾斯汀?史密斯的一封信里，他这样总结道：“德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疯狂的。”

　　激昂的演说家——希特勒

　　韦根称，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1年，但直到一年后他才在报道中大篇幅地增加对他的特写。考虑到巴伐利亚州极端分子的急速增加，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不可能对每一位左派或右派激进分子都进行独家报道，有些人甚至都不值一提。但是到了1922年11月，随着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整个欧洲的右派分子在激增，这也给了记者们一个理由去找这名德国“法西斯党”的首领作专题报道。

　　1922年11月12日，韦根在赫斯特报业旗下的《纽约美国人报》上发表了题为“希特勒效仿墨索里尼引发日耳曼危机”的头条新闻。“法西斯党的阴影在德国迅速蔓延”，韦根写道。希特勒正在“领导一场运动，这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与在柏林和慕尼黑政府中引发了同样的恐慌”。那天希特勒向韦根阐述了他的蓝图，但是普通读者却很难从韦根据此写出的摘要里读懂这场新的政治运动的真正内涵。

　　尽管希特勒一面痛斥《凡尔赛和约》，但却仍坚持要和法国和解。他告诉韦根，战争“如果不是白痴做法，就是自杀行为”。在对内政策方面，他呼吁德国人每天加班两小时，以支付战争赔款和还清债务。对于任何恢复君主制或推动巴伐利亚分裂的企图，他都坚决反对。并且，他还正面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阶级。因此我们反对阶级战争”，他这样宣称。

　　但是对于几乎还没听说过这位新政客的美国读者而言，在韦根的文章里笔墨最多的是他个人对希特勒的描述。韦根称希特勒是“一介平民”，曾在“一战”的战壕里冲锋陷阵，战后离开军队做了一名木匠，后来转行成为一名工程队队长（显然是对希特勒早年间做杂役工的夸张说法）。韦根将他描述成“一位有魔力的演说家，一名具备非凡组织能力的天才”。他详尽描述了这位被他称之为“德国的墨索里尼”的人物：

　　“34岁，中等个子，身材清瘦，黑头发，胡须就像被整齐修剪过的牙刷，眼睛有时像要喷出火来，鼻梁笔挺，轮廓分明，拥有让很多女人都羡慕的细腻肤色，他的行为举止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能量充沛又很有节制的人……”

　　“这就是希特勒——很多个月以来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

　　“希特勒那信徒般的狂热、极具说服力的口才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令他的追随者们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脱离出来。希特勒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他将仅仅领导一支队伍还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他坚信他的使命就是唤醒和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德国……”

　　在报道的结尾处，韦根这样写道：“巴伐利亚的法西斯党，像意大利人那样，偷偷潜伏在国防军和警察的队伍里。人们都在恐惧，终有一天希特勒将宣布自己就是巴伐利亚的统治者。”

　　汉夫丹格：哈佛与希特勒的联结者

　　1887年，汉夫丹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半个美国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并且他们都家世显赫。“普奇”（在巴伐利亚方言里是“小男人”的意思，从很小开始就一直是他的绰号）很骄傲地描述了他的父系家族：“汉夫丹格家的人都是大个子，曾连续三代担任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公爵枢密院的成员，而且是有名艺术鉴赏家和资助者。”普奇的祖父以精湛的工艺品复刻手艺而闻名，并且是最早使用摄影技术的先驱之一。普奇的父亲继承并拓展了家族生意，在伦敦和纽约都开了画廊。

　　普奇的母亲名叫凯瑟琳，出嫁前的本姓是赛奇威克，来自新英格兰一个真正显赫的家族。她的舅舅约翰?赛奇威克将军是一名内战英雄，父亲威廉?海涅是一名建筑师，曾收过在1848年革命后逃出德累斯顿的起义者为徒，并为巴黎歌剧院做过装修，后来才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他成为上将佩里远征日本舰队的官方插画师。在内战中，他也当上了将军。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他还是护棺者之一。因此，普奇在1905年被派到哈佛大学深造也不足为奇——一来可以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美国血统，二来也是为他今后接管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做准备。

　　谈及在哈佛的日子时，普奇总喜欢停留在他的名气和人际关系上。“我讨厌自己这样说，但我在班上很受欢迎。”他迫不及待地指出。虽然非常虚荣，但汉夫丹格在这点上没错：无论是弹奏瓦格纳钢琴曲还是为足球队高奏进行曲，他总能在哈佛校园里吸引大批观众，而且他总能轻易地和T. S.艾略特、沃尔特?李普曼、罗伯特?本奇利和约翰?里德等人打成一片。

　　但最让他声名大噪的却是校外的一次经历。1906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在查尔斯河畔等待船队选拔赛的训练。据普奇回忆，“皮划艇队的一个傻瓜在激流中遇到了麻烦，他的船翻了。”普奇毫不犹豫夺过身边的一条船，划至正在奋力挣扎的落水者身边。他来不及脱衣，就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把那人推上了船。第二天《波士顿先驱报》就刊登了题为《汉夫丹格，哈佛的英雄》的头条新闻。

　　普奇坚持认为，这个事件让他结识了另外一位有名的哈佛校友、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冬天，罗斯福的父亲——普奇描述为“一个性格外向的人”——邀请他去华盛顿作客。在与西奥多?罗斯福几次会面中，他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最为深刻：在白宫地下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无女伴的聚会上，他“毁坏了那架施坦威大钢琴的7根低音弦”。

　　从哈佛毕业后，汉夫丹格返回德国，在巴伐利亚皇家步兵团服了一年的兵役，主要就是为王宫站岗。他渐渐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落伍的世界里。之后他又去格勒诺布尔、维也纳和罗马等地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美国接管在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生意。因为经常在哈佛私人会所吃饭，所以他认识了另一位罗斯福——那会儿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州参议员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当然他也和西奥多?罗斯福恢复了联络。这位前总统告诉他，服兵役的经历对他来说一定会是件好事：“我了解过你们在邓伯立兹的皇家军队，那样的训练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以那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民族，是永远不会堕落的。”

　　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到艺术和政治。“汉夫丹格，你的工作就是挑选最好的画作，但是你要记住，在政治里，选择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前总统这样告诉他。毫不讽刺的是，普奇——在后来竭力帮助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到这句话“自此几乎成了他的人生信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夫丹格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牵引他去效忠自己出生的祖国。在美国参战之前，他通过邀请那些被阻滞在纽约港的德国船只上的乐队来自家的画廊表演，以达到帮助他们的目的。而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后，普奇不得不找来一名律师——前参议员伊莱休?鲁特，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并承诺不再从事任何反美活动才被免于拘留。

　　1917年2月，美国司法部在报告中提到了对汉夫丹格的评估。显然，调查员对他进行过仔细的观察：“他没有犯罪动机，但如果德国和美国开战，最好还是将他拘留，因为他完全具备领导美国或者墨西哥军队的能力。”尼古拉斯?罗斯福——罗斯福家族的另一位名人，在给有关当局的信中称普奇有“强烈的反美倾向”，并宣称直到德国大使馆关闭前他都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直言，普奇“是他的祖国的狂热拥护者”和“一名危险分子”。

　　无论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如何，汉夫丹格——刚刚结婚并育有第一个孩子——决定在1921年回到德国。回国后，他发现那是一个“几乎被内讧和贫苦撕裂”了的国家。他称，“很显然，从政治上来说，德国就是个疯人院……”，这与本?赫克特认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次精神崩溃的观点遥相呼应。正当普奇苦于在这个面目全非的国家找不到方向时，他接到了时任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官员的前哈佛同学罗宾斯的电话。

　　当史密斯抵达慕尼黑时，普奇尽可能地为他多引见一些人。普奇在回忆录里写道，史密斯是“一位年约30岁的随和军官，毕业于耶鲁。尽管不是校友，我对他还是十分友好。”普奇对追随丈夫来到慕尼黑的凯也很友善。尽管后来因为沉迷女色而声名狼藉，但他在凯面前却是一个十足的绅士。有一次下着小雪，他带凯去看风景。来到圣母大教堂时，这位美国客人显然为中世纪的艺术所倾倒。当他们来到他自家的艺术品商店时，他将一幅教堂内壁的雕塑作品送给了凯。“这是我了解慕尼黑的一个有趣的方式，”凯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也许这一天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

　　事实证明，凯的丈夫并不需要普奇太多的帮忙。在普奇的印象里，杜鲁门“工作起来像海狸一样卖力”，他几乎见到了所有的大小政要。“很快他对巴伐利亚政治的了解就超越了我”，普奇承认。

　　史密斯待在慕尼黑的最后那天，两人相约共进午餐。“今天上午我见到了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史密斯禁不住赞叹道。

　　普奇问他指的是谁。“阿道夫?希特勒，”史密斯回答说。

　　“你肯定弄错了，”普奇说，“你不是在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希尔佩特吧，尽管我不敢说我觉得他有多了不起。”

　　史密斯这才意识到普奇从没有听说过希特勒，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说：“外面贴满了关于今晚集会的布告，”他指出：“据说他贴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志，但对于国家荣耀、工人权利和新的社会秩序，他倒有一套很具说服力的理论……我有这样的预感，他将来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史密斯有一张记者通行证，当晚可以在慕尼黑一家名为“儿童酒窖”的著名啤酒馆里见到希特勒。但他必须赶夜班火车返回柏林，所以他问普奇是否可以代他参加。“你能不能去见见他，然后告诉我你对他的印象？”他补充道。

　　汉夫丹格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出于好奇，他答应了。“从哈佛到希特勒，中间隔着千山万水，但在我身上，两者的联系就这样发生了。”他在多年以后这样写道。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当他回忆起一系列牵引他来到希特勒面前的事件时，他这样总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艺术。”

　　认识德国的四个阶段

　　1936年夏天，霍华德?K. 史密斯从新奥尔良市的杜兰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当地一家报社，每周能赚到15美金，直到突然时来运转：他的一个短篇故事获得了100美元的奖金。虽然钱包一时充盈了，但他很清楚这笔意外之财最多能支撑多久，所以他决定前往德国。他注意到，对于美国人来说，那时候的德国是欧洲生活成本最低的国家。他那些新奥尔良的年轻朋友没有一个能支付远赴德国的旅费，却经常和他讨论那里的新政。“新任政府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解决和美国同样的那些问题。”史密斯回忆道。他解释说，本质上他们是在问：“纳粹德国到底是好还是坏？”

　　尽管史密斯和他的朋友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倡导反对独裁，但是大萧条令他们的某些核心信仰发生了动摇，令他们觉得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因此，史密斯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踏上了他的“实情调查”之旅。“就像政治界的笛卡尔，我尽力摒弃先前的观念和偏见。”他宣称。史密斯受雇成为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货船上的甲板水手。当他第一眼见到他即将踏入的那个国度时，他的反应和普通人并无二致。“在我没有踏足德国之前，它就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他写道，“从不来梅港沿着威悉河往上，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让人幻想的迷你小镇，河畔是一排排可爱的房子和大型的露天啤酒店，一切都无可挑剔。”

　　很久之后，史密斯成了美国有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播。在回顾第一次接触纳粹德国的经历时，他不仅谈到了德国的情况，还有自己的心路历程。史密斯作为合众社的初级记者在德国旅居六年。基于这期间的思想变迁，他提出了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于德国的认识过程的理论。他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四个阶段：

　　“乍看之下，德国非常有吸引力。第一印象甚至让许多坚决反对纳粹的人在发起攻击之前就乖乖缴械投降了，”他写道，“德国干净整洁，是一个真正优雅的国家。这里的大城市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干净……给人的印象就是秩序、整洁和繁荣——这对纳粹来说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在被史密斯称为“我在不来梅港神奇的第一天”里，一名码头工就对他指出，德国人“整洁、干净，这在希特勒上台前就已经由来已久”，意思是其实外来者们都错误地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归功于纳粹新政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确实是那样以为的。一些外来者从来没能超越第一阶段。据史密斯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只有犀牛皮一般的敏感度和茶托一般的深度”。史密斯以他在海德堡见到的一群女学生作为例证。“我认为，阻止她们进一步提高认识的最大障碍在于：德国男人英俊潇洒，而且身穿制服。”

　　在第二阶段，纳粹德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制服和枪支，在那时德国就已经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这让我大吃一惊”。成倍增加的穿制服的人——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同性恋民兵——突然使得纳粹的军备重整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现实。处在第二阶段的外来者们被所见到的一切撩拨着神经。“或者，不仅如此，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兴奋。”史密斯承认。他从纽伦堡的一个窗户往外看到“一两万人身穿制服排成一条宽广起伏的长河，淹没了房屋之间的街道，他们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整齐地踏步，进行曲如此嘹亮以至于窗户都被震得咯咯作响，连你的心脏也不禁跟着军乐的节奏澎湃起来”。

　　史密斯继续说道，当这些魅惑人心的军国主义场面渐渐淡化后，许多外来者就会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人们开始主动思考眼前的这个国度，而且会得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你开始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被训练成只有条件反射的机器，”他写道，所有的操练只是为了教会他们“像条件反射一样去杀人……收到简短的指令后，他们的人格会转变得比杰基尔博士化身成海德先生（来自《化身博士》里的典故）还要利索，他们在学习如何打砸抢烧”。

　　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一种奇特的深度恐惧”。来到第四阶段的人们往往恐慌于：全世界对这股正在崛起的力量一无所知，并且那些毫无疑虑的局外人根本无法与这股黑暗力量相匹敌。史密斯自己已处于这一阶段，他焦虑纳粹“事实上已经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造成了一种真实、直接而迫切的威胁”。民主社会虽然有种种值得赞扬的特质，但却极为脆弱；而希特勒的帝国却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和残暴的。它从苍穹向这个世界发出藐视的尖叫，只有聋子才听不到它的声音”。

　　史密斯指出，有的人最短可以在一周内从第一阶段走到第四阶段，而其他人可能停滞在前两个阶段，也有人进入到了第三阶段但是却无法前进到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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