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汎森 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54268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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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作者简介
王汎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大历史系兼任教授，2005年获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代理院长，现任台湾综合大学系统主席。
主要从事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等。
相关资料
关于“近代” “思想”与“学术”，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脉络，既规定了历史叙述的边界，也限制着我们理解的视野。汎森兄读书多、用心细、思考深，最善于重新探究历史底层和发现隐没资料，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用他自己的话），也最善于巧妙地选择“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本书中，他不仅使原本有关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去脉络化”，也总能通过特殊的资料选择、别致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脉络化”，从而可能重建一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本书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观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傅斯年与陈寅恪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藏有傅斯年与民国学人大量的信件。在1995 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我曾特别选出他与陈寅恪的信件，整理编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以下这篇文字是我当初为该批书信所写的介绍。因为它与本书有一定关联，故收在这里，以供参考。
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9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
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傅、陈二人于1923 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两三年之久。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这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只能一笔带过。
1924 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1889—1981）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形容：“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1897—1993）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傅斯年与陈寅恪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藏有傅斯年与民国学人大量的信件。在1995 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我曾特别选出他与陈寅恪的信件，整理编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以下这篇文字是我当初为该批书信所写的介绍。因为它与本书有一定关联，故收在这里，以供参考。
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9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
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傅、陈二人于1923 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两三年之久。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这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只能一笔带过。
1924 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1889—1981）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形容：“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1897—1993）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似乎对傅氏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氏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处。在傅斯年先生的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
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我遂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可以判断，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
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或许可以在1927 年陈氏的一首赠傅斯年的诗中看出：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传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悲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这么高级的形容词，它显示了陈氏对傅斯年一番事业的期待。
陈寅恪从1929 年起便应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直到陈氏滞留大陆，在台北继任该组主任的陈槃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称代主任，直到1969 年陈氏凶耗传来，才将“代”字去掉。不过陈寅恪真正待在史语所的时间并不长，傅斯年特许他在大学以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水名誉上课，而历史组的实际组务则由傅氏代办。在傅氏档案中尚有数张盖有陈寅恪私章的公文纸，是陈寅恪预留作为推荐升等之用的。不过，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及决定上，陈寅恪仍尽可能参加。
抗战时期，史语所南迁昆明，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当时同仁便注意到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而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四五十封私信也大多集中于抗战期间转徙西南之时。
在陈寅恪所有的来往函札中，给傅斯年的信当属大宗，陈寅恪一生只写过几封短信给胡适，即使连相契至深的陈垣，陈寅恪写给他的信也远少于傅氏，相较之下可以看出他与傅斯年交往的比重。这一批书信所谈的都是日常琐事及身世之慨，几乎没有论学作品，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它们对了解从抗战到胜利之后将近十年间陈寅恪的生活状况，大有裨益。而这些在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都未能得见。
本书特色
★ 思想史大家、“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代表作修订再版。本书作者王汎森先生精研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善于发现隐没材料，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在近代史日益成为显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正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延续一脉相承的师学传统，在现实关怀、时代发展与学术研究三重棱镜下看思想，将思想史的发展置于时代大潮下，于学术与现实的碰撞中探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发展，并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中六篇再做修订，带来升级增订版。
★ 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思想史研究范式之作。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作者一直坚持，既要关注中心人物，也不能忽略中层人物；既要将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身上，也不能忽略所谓保守派。在论述晚清思想界的学术变化时，本书除了介绍当时的精英人物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也特别涉及太谷学派的研究，分析中下层士人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
★ 贯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视野，填补思想研究之真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作者充分运用西方的研究分析中国思想的变化，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来看思想“形形色色的运用”，以韦伯“转辙器”的类比来看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作用，并于传统中发现反传统的因子，于西方主义中发现反西化的因子，特别是在历史学科分工过细的当下，其对道咸年间思想的研究打通了近代与古代历史研究，填补了此段研究的真空。
★ “公”与“私”，“文”与“词”，史料的灵活运用。史料的运用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功。在本书中，作者在运用已有资料以及史语所所藏档案、书信等基础上，对史料性质做了进一步区分，除关注历史人物公开发表的作品外，也对历史人物未发表的日记等进行研究，以此探讨每个时代思想构成的不同层次。同时，作者还特别重视对文体、眉批以及收藏文物等的研究，以其中情绪或信念的变化看时代的脉动。
★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思想与现实的相互塑造。历史记忆、新名词、新概念不仅是现实的参照，也参与 “建构”现实。晚清时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通过复活汉族记忆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以新的历史记忆资源颠覆官方的历史记忆，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了种子；清末民初，西方、日本等大量思想资源的引入，“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概念的使用重新规范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既是史学革命，也反作用于社会，引起了社会的大变革。
★ 去除“后见之明”，于学术、政治与社会的互动中看思想。鉴于对近代历史的熟悉以及近代思想史料的丰富，本书作者特别践行，在研究中去除“后见之明”，对材料做到“去熟悉化”，往复于 “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去看学术与政治、社会的互动，由此才能明了晚清时期宋学的复兴、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刘师培的挣扎、知识精英为何会质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 思想史大家、“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代表作修订再版。本书作者王汎森先生精研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善于发现隐没材料，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在近代史日益成为显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正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延续一脉相承的师学传统，在现实关怀、时代发展与学术研究三重棱镜下看思想，将思想史的发展置于时代大潮下，于学术与现实的碰撞中探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发展，并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中六篇再做修订，带来升级增订版。
★ 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思想史研究范式之作。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作者一直坚持，既要关注中心人物，也不能忽略中层人物；既要将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身上，也不能忽略所谓保守派。在论述晚清思想界的学术变化时，本书除了介绍当时的精英人物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也特别涉及太谷学派的研究，分析中下层士人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
★ 贯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视野，填补思想研究之真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作者充分运用西方的研究分析中国思想的变化，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来看思想“形形色色的运用”，以韦伯“转辙器”的类比来看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作用，并于传统中发现反传统的因子，于西方主义中发现反西化的因子，特别是在历史学科分工过细的当下，其对道咸年间思想的研究打通了近代与古代历史研究，填补了此段研究的真空。
★ “公”与“私”，“文”与“词”，史料的灵活运用。史料的运用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功。在本书中，作者在运用已有资料以及史语所所藏档案、书信等基础上，对史料性质做了进一步区分，除关注历史人物公开发表的作品外，也对历史人物未发表的日记等进行研究，以此探讨每个时代思想构成的不同层次。同时，作者还特别重视对文体、眉批以及收藏文物等的研究，以其中情绪或信念的变化看时代的脉动。
★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思想与现实的相互塑造。历史记忆、新名词、新概念不仅是现实的参照，也参与 “建构”现实。晚清时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通过复活汉族记忆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以新的历史记忆资源颠覆官方的历史记忆，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了种子；清末民初，西方、日本等大量思想资源的引入，“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概念的使用重新规范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既是史学革命，也反作用于社会，引起了社会的大变革。
★ 去除“后见之明”，于学术、政治与社会的互动中看思想。鉴于对近代历史的熟悉以及近代思想史料的丰富，本书作者特别践行，在研究中去除“后见之明”，对材料做到“去熟悉化”，往复于 “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去看学术与政治、社会的互动，由此才能明了晚清时期宋学的复兴、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刘师培的挣扎、知识精英为何会质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 “什么塑造了今日的我们”，于历史中获得价值和勇气。在一个价值和意义失落的年代，在近代史研究 “去人格化”的趋势下，作者在本书中介绍的近代思想发展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紧密关系、儒家文化中经世济用的思想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每篇都在呼应的时代议题提醒我们，如何通过读历史获得长程的视野、“扩充心量”，并进而获得立于当今的价值和勇气。
目录
引 论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
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第二编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第三编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
附 录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
索 引
前言
自 序
本书探讨道光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一百年间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这里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写一部通论近代思想、学术的书，而只是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一些研究。我个人认为，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在经学上，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认为它们都是围绕着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康有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安定层（傅斯年）；在道德上，发现过去两千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关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关于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启超）；在政治上，认为过去两千年是无治状态（刘师培），国其实不成其为国，因而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转化为“国家”，由“臣民”转化为“国民”“公民”。对专制体制的深刻反省则发现中国没有“社会”，也有人认为过去两千年的治政理论都是“在空架之上层层描摹”（毛泽东）。不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多少实质的转变，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层次上，这是一个断裂和跳跃。同时，这些新思想、新概念，也回过头来极深刻地改变了近代的学术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