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衡史:阮元思想研究

作者：李成良 著

页数：468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

ISBN：978722013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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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阮元是清中叶的一代名臣，在为官与治学上均达其时代的dingfeng。阮元久为封疆大吏，历仕各方，政绩斐然，同时他学问上广博深邃，引领文坛，主持风会。本书对阮元的研究quan面系统，史料翔实、视野宏阔，不仅涉及了阮元所治的训诂、校勘、经史、文章、金石等多门学问，也包涵了阮元在各地保境安民、化民成俗的为官功绩。作者通过对阮元学术思想和实际行动相结合进行研究，quan面认识阮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还原了一代宿儒与名臣的形象，进而知人论世，窥探十九世纪前中期清王朝的社会风气和时代剧变来临前的暗流涌动。本书并附有《阮元学术交游考略》《阮元生平纪要》，可资学人读者参考。

作者简介

李成良(1947-2004)，四川资阳人，生前担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清代学术史，著有《阮元思想研究》，主编《可爱的四川》《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师大旧事》等书，发表各类论文数十篇。

本书特色

阮元是清代中后期历仕乾、嘉、道三朝的封疆大吏，政绩斐然，同时他也是主持风会的学界泰斗，被认为是乾嘉学派的殿军、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是清代学术思想板块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图，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阮元的系统性专门研究，本书系阮元人物研究的开创之作，作者以思想研究为线索，串联起阮元的一生中为官的政绩与广播的学问，提炼出阮元为官为学所秉持的“实事求是”“明体达用”的核心思想。本书对阮元的研究系统全面，见识深入独到，影响了诸多的后来研究者，有相当的开创意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序论
第一节 生活的时代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它曾以巍巍“天朝大国”屹立于地球的东方，在历史长河中占有令人敬畏的位置。日本著名的学者、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今西龙曾说道：

我们通观清代史，觉得他以新兴强健的满州民族为骨子，以有数千年来教养和文化的汉民族为肌肉，合成一体，对外则拓展了历代以来广大无比的版图，把和平给了诸民族；对内，则整理了人类至宝的文化。假使没有这个清代的建设，那么，亚细亚因西力的东渐，现在果该成了个什么样子？清代的文勋武功，岂止是历史上的一个伟观！
<p><strong>第一章 序论</strong></p><br /> <p><strong>第一节 生活的时代</strong></p><br /> <p><strong> </strong></p><br /> <p>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它曾以巍巍“天朝大国”屹立于地球的东方，在历史长河中占有令人敬畏的位置。日本著名的学者、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今西龙曾说道：</p><br /> <p> </p><br /> <p>我们通观清代史，觉得他以新兴强健的满州民族为骨子，以有数千年来教养和文化的汉民族为肌肉，合成一体，对外则拓展了历代以来广大无比的版图，把和平给了诸民族；对内，则整理了人类至宝的文化。假使没有这个清代的建设，那么，亚细亚因西力的东渐，现在果该成了个什么样子？清代的文勋武功，岂止是历史上的一个伟观！</p><br /> <p> </p><br /> <p>今西龙这一论断，将清王朝的这一段历史说得是相当透彻的，可以这样说，清王朝，特别是在称为“康、雍、乾盛世”的三朝，在中国，或者说在整个世界的封建历史上，都是少有的灿烂辉煌！</p><br /> <p>1644年，当锐不可当的清军铁骑冲入山海关。顷刻间，曾经席卷全国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分崩离析，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土崩瓦解，清王朝的龙旗则高高飘扬在北京紫禁城，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诞生了。</p><br /> <p>和一切的新兴王朝一样，为了巩固其政权，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p><br /> <p>首先，大力笼络关内汉族地主，扩大其统治基础。</p><br /> <p>汉族地主是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无论其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状态”，这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对清王朝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对满洲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威胁。另一方面，出于阶级本性，汉族地主对农民起义军有着天生的仇恨，对新兴统治者来说，这又是一个可以很好利用的条件。针对这些特点，清初统治者审时度势，恰到好处地对此进行了利用。他们一再强调：清王朝“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并申明：“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进入北京后，礼葬崇祯，保护明朝的祖陵和宗室，并对明朝贵族官僚“一仍旧封，不加改削”，对各衙门的官员照旧录用，对归顺的地方官员，一律“各升一级”。对长期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又多少有些“骨气”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诏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词科”进行拉拢。缓解了社会矛盾，使清王朝的政治基础得以巩固。</p><br /> <p>其次，严肃军纪、澄清吏治、减免赋税、注意恢复生产。</p><br /> <p>清军一入山海关，当时摄政王多尔衮就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斥财物，勿焚庐舍。”对为害居民的予以严惩。“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鞭八十，贯耳”。“军兵之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人民愤恨最甚的明末“三饷”等项加派，宣布：“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另外，还注意了减轻城市工商业者的负担，对恢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p><br /> <p>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明王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统治者心有余悸，决心严惩贪污，对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以三年为期，以定升降奖惩。规定：“此后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对于为官清廉者在全国进行表彰，如康熙时直隶巡抚于成龙被褒奖为“天下廉吏第一”，这些确有成效的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和人民的关系，稳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增强了国力。</p><br /> <p>再次，加快了全国的统一步伐。</p><br /> <p>清王朝利用其强大的武装力量，顺应了历史的要求，统一了全国，加强了对边疆的有效控制，为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p><br /> <p>我国各族人民有着几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悠久联系，统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趋势。</p><br /> <p>对促进全国统一，清王朝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满族在入关前就统一了蒙古地区，并与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利用蒙古族与散居在新疆、青海的蒙古族的同族关系，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依靠与蒙古族和藏族都信奉喇嘛教的关系，使之成为清王朝联结青海、新疆、西藏的有力纽带，并成为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巨大力量。</p><br /> <p>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清军入关后，东北自然成为其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一改过去汉族地主政权以中原为重心的政策，把边疆的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利用中国的广大的资源和财力组织了八旗和绿营军队。这支军队在清初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和充足的物资供应，加上较好地运用了各种斗争策略，经过与外部侵略势力及内部分裂势力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多民族国家。</p><br /> <p>清王朝不仅在内地建立了十八行省，而且，在西藏、青海、内外蒙古、新疆、台湾、黑龙江、吉林、盛京等地区都确立了比较巩固而稳定的权力，使这些地区与中央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并为近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在发展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及阻止外国势力入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p><br /> <p>如同许多新王朝一样，清王朝“其兴也勃勃”。其开国初期几个皇帝深知创业的艰辛，故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政策。到了康、雍、乾时期，清王朝边防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力已经相当强大。在封建社会，人口的多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志。据《清实录》统计，清初，有的一个县才仅仅几户人口，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人丁数仅0.1913亿；而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即增长至3.01亿。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城市都十分繁华，其他如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也都是商业繁荣的城市，就连比较偏僻的北方宣化府，也是“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争居之”。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并且，出现一些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如山西的票号、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资产都达数十万到数百万两，故乾隆帝在接见英国使臣时都颇为自豪地说：“我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其强大，可以说是世界的东方堡垒，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康、雍、乾盛世”。</p><br /> <p>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统治阶级来说，其本质是镇压人民的。加之，清王朝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的全国政权，由于民族矛盾的存在，为巩固其统治，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因此，清王朝除了保持强大的国家机器外，还制定了严酷的《大清律》，对人民集会结社、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编写或演唱违禁词曲以及一切有碍于封建统治的言行都严加禁止。虽然，在文化上整理了一些重要成果，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续三通》《清三通》等，但对天生有点头脑、有点思考的知识分子，则不许有一言一行的反抗，不许有一字一句的不满。甚至还无中生有，罗织文网，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文字狱，让清代的知识分子在战战兢兢中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p><br /> <p>这样，清王朝“其衰也忽忽”。在18世纪后半期，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开始走着下坡路，“康、雍、乾盛世”的金字招牌已经脱落。一生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到了其后期，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尖锐，正如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红楼梦》所描写荣、宁二府那样，“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再也掩饰不住了，到处都隐藏着干柴烈火，这些都表现为：</p><br /> <p>首先，土地兼并日趋严重。</p><br /> <p>乾隆时期著名的奸贪权臣和珅，掠夺百姓的土地达80万亩，他的两个家丁也仗势掠夺别人土地6万多亩。在地主阶级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兼并土地的情况下，农民纷纷破产，变成地主的佃户和雇工。正如乾隆时期的湖广地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农民既要负担沉重的地租，又要向清政府交纳繁苛的赋税，而且“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故农民生活，“艰难实甚”，致使“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p><br /> <p>其次，政治黑暗。</p><br /> <p>封建政权一般都难以脱离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到乾隆后期，清初开国几个皇帝励精图治的精神已经淡化，好大喜功、贪图享受的风气盛行。有人谈及当时留居北京的体会说：“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到嘉庆初年，仅权臣和珅被抄家产竟可折合成白银达4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国库收入的七八倍，清廷权贵们刮取民脂民膏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统治集团溃烂了，整个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了。</p><br /> <p>再次，军队腐化，政权根基开始动摇。</p><br /> <p>曾经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入关取得政权后开始“马放南山”，不仅其贵族得到了高官厚禄，得以养尊处优，就是一般旗民也地位特殊，坐享钱粮，这支军队迅速地腐化下去了。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变起（即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联合反清），八旗军已基本上不能作战了。在平定“三藩”之乱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绿营”兵（入关后由汉人组成的职业兵，以绿旗为标志，故名），由于差务繁重，影响操练，军队素质也不断下降，加之满族统治者对汉兵天然的疑虑，军饷也十分菲薄，且常被拖欠克扣，士兵及其家属生活十分困难（绿营兵以吃粮为业，全家靠月饷维持生活），因而不得不兼做小贩或做手艺以糊口，这支军队也就越来越失去战斗力。根基的动摇，大厦则似将倾乎！</p><br /> <p>我们研究阮元生活的时代时，不应当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中国，而要放得更宽一些，看得更远一些。</p><br /> <p>正当清王朝还在沉醉于在地球的东方，经营着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天朝大国”时，西方世界则已经挣脱农奴制的羁绊，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英国在1640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到18世纪后半叶清王朝开始出现衰败的征兆时，西方世界则开始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地球在发生着颤抖，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引起了各殖民国家更为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在17到18世纪中，他们的争夺，已不仅仅局限于在地中海的周围或大西洋的沿岸。新兴的资本主义英国打败了老牌的殖民者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海上霸主。他们穿越大西洋、越过直布罗沱、横跨印度洋，把矛头对准了为世界发明了航海技术的中国，西方的虎狼已经在中国的大门前窥视。另一方面，昔日还处于蛮荒的俄罗斯人迅速崛起，极端扩张主义者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落后状态，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俄罗斯像一头关在竹篱笆里的北极熊，一觉醒来，一桌丰盛的筵席已经杯盘狼藉，饥饿至极，到处碰撞，千方百计地向四方扩张。在北方波罗的海上，不断地和瑞典争夺出海口；在南方则和土耳其争夺亚速海和黑海；向东，其剽悍的哥萨克骑兵则翻越乌拉尔山，穿越莽莽的西伯利亚，矛头直指东方大国——清王朝。</p><br /> <p>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到了乾隆后期，盛世的败征已现。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星星点点的人民起义四处都在发生。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人民的反抗浪潮已势不可挡了，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烽火延及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5省，坚持了近10个年头。清政府调动了16个省的军队，耗资二万万两军费，屠杀了几十万农民，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100多年的经营，“百足之蛇，死而不僵”，仍然具有比较强大的统治力量，还维持着其“天朝大国”的架子。但不管怎样，国内阶级矛盾尖锐，西方的虎狼又开始在叩响中国的大门，一场新的危机开始出现了。</p><br /> <p>阮元少年早达，身居显宦，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他的一生，正是经历了清王朝由强盛到衰颓，并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过程。但他能始终把握住自己，在浮沉难料的宦海中，从平民百姓进入到上层社会，从一般侍从到封疆大吏，从一介书生到中央枢臣，在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执掌的政权中纵横捭阖，多少为国家民族做了一点事情，并且有比较好的官声。在学术上，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于学无所不通”，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遗风，被奉为学界泰斗，对18、19世纪的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86岁逝世后，谥为“文达”，被后学称为阮文达公。清王朝誉其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地位是非常崇高的。</p><br /> <p>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对阮元的研究，也应该放在这个总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p><br /> <p>史籍均称阮元为清代江苏省扬州府义征县籍贯，但阮元自述说：“元但通籍仪征而已，实扬州郡城北湖人也。”清初北湖属江都县。其后裔阮衍喜说：“当年江都县文化发达，人才济济。而仪征县文人不多，考试标准低一些。祖上报仪征籍，主要是考起来容易一些。”因此，他的仪征籍实际上是应科举考试而报的，其所感受的文化氛围则主要是扬州和江都。阮元的故乡扬州府，长江、运河交汇，交通发达，商业繁荣，是有清一代著名的财货集散地。扬州又是历史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历代所称颂。文人骚客，过往应答，为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华章，也诞生了不少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因此，号称东南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杰出人物聚集在这里，著名的“扬州八怪”也汇集在这里，在学术上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p><br /> <p>阮元的同乡人薛寿说：</p><br /> <p> </p><br /> <p>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文人荟萃，甲于他郡。</p><br /> <p> </p><br /> <p>清代扬州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的滋长，必然要在思想文化上反映出来。乾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与扬州都有密切的关系。乾嘉学派首先从江苏、浙江、安徽兴起，扬州学者，则具备各方面的优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集结点。《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囊括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迄清末民初370余名学者中，其中祖籍扬州者，竟多达33位。加之，当地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崇尚儒雅，以礼贤下士为风度，一时有声望的学者名流，如戴震、惠栋等都喜欢留寓扬州，其数量竟在有清一代学者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这里开馆授徒，研究学问，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这就给一代学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p><br /> <p>阮元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条件下，从小就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文化氛围，这种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为阮元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p><br />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