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穆
页数：340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55021958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相关资料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林毅夫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钱穆于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期间，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个课程，扼要地讲述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对朝代兴亡之关系，本书即为钱穆的学生记录整理课上内容而成。《中国经济史》由钱穆所著，本书循中国朝代先后论述，探讨及评论各朝代之经济课题，涵盖：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的发展、货币改革制度、社会阶级现象、税制及徭役等范畴，一册在手，便能洞悉中国上下几千年的经济活动，明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之得失，大可择其善者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
目录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自序
绪 论
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一、黍与稷为中国 早农作物
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三、高地农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四、由黍稷到粟麦到稻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二、井田制的变迁
三、商鞅为何废除井田制？
四、“辕田”制度——农民交换耕田
五、井田制与西方庄园不同
第三章 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工商业的兴起
二、战国时代的商业大都市
三、封建崩溃与郡县兴起
四、封地与私产的界定
五、经济兴旺靠水利陆路
第四章 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一、秦代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制
二、秦代经济农工商并重
三、秦代的工业发展
四、货币与度量衡制利商业
五、苛捐重役致秦灭亡
第五章 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
一、西汉币制的变迁
二、西汉货币币值及用途
三、汉代的役赋与田租
四、汉代有“素封”千户侯
五、先秦诸子对农商的评价
六、高祖武帝轻商恤农政策
七、汉武帝时代经济思想学说
1.司马迁经济思想学说
2.董仲舒经济思想学说
八、西汉的盐业与铁业发展
九、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
、对汉武帝财政政策的
1.均输、平准两策
2.祭宗庙“酎金”与“榷酤”酒税
3.“鬻爵”制度供买爵免役减罪
4.厉行告缗出于惩罚心理
5.武帝币制乱而返正
6.盐铁均输两策非全不可取
7.武帝轻取民财滥用钱财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一、王莽辅政，兴利除弊
二、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废奴婢
三、王莽四改币制扰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五、政策推行过急致新朝败亡
第七章 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 ）
一、稳经济释奴婢行“度田”
二、东汉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三、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四、东汉的屯田政策成功
五、东汉兴水利改农具重视农业
六、东汉其他各行业情况
七、东汉五铢钱的兴废
八、汉代黄金存量及用途
九、东汉大田庄俨如王国
、两汉奴婢众多，工作广待遇优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年）
一、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
二、西晋的土地制度
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屯田情况
四、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
五、北魏的均田制度
六、魏晋南北朝的工业发展
七、魏晋南北朝的黄金使用情况
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
九、豪强垄断与贫富不均
、南北朝商业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之寺院经济
二、洛阳名都为商业贸易地
三、北朝重视技工军事
第九章 隋代经济（公元 581—618 年）
一、隋代开丰衣足食之世
二、探讨隋代致富原因
三、隋代土地分配及赋徭概况
四、开运河建义仓两德政
五、隋代基建及重工业规模浩大
六、隋朝的金融概况
1.隋代货币制度晚期不稳
2.典当及官私贷款
七、隋代财政支出大损民生
第 章 唐代经济
（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 国：公元 907—979年）
一、君臣同心创贞观盛世
二、唐代经济制度优于汉
三、唐代创立的租庸调制
四、唐代土地多为富豪强占
五、官员职分田、公廨田及公廨钱
六、五代 国后周废屯田
七、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八、对两税制度的批评
九、唐代的盐政
、唐代的漕运改革
一、唐代蚕桑业及矿冶业
二、唐代主要流通之货币
三、唐代的海陆交通及商业贸易
四、唐代国营交通驿站
第 一章 宋元时期经济
（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一、从封建门第到宋代庄田
二、宋代“方田制”及“衙前”服役
三、宋政经思想的南北之争
四、宋代圩田水利完善
五、元代劝督农桑行农社制
第 二章 明清时期经济
（明：公元 1368—1 4 年； 清：公元 1 4—1912 年）
一、明代“黄册”、“鱼鳞册”管理户口田地
二、明代粮长制与生员制
三、“诡寄”、“飞洒”避田租
四、“一条鞭法”合并赋役
五、清代收地丁合一税
六、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实
第 三章 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
一、历代货币制度概览
二、中国漕运与南粮北运问题
三、中国的水利问题——黄河、长 、淮水的利与害
1.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
2.南方的水利农业发展
出版后记
节选
第一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与中国①，此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因农业发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国与其他三国情况不同。
中国农业发展并非单靠一条黄河。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国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巴比伦小；印度较大，但单纯；中国则幅员广大，气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并非种稻麦开始。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合黍、稷、稻、麦、粱、大小豆、麻与菇，则称为九谷。但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黍与稷。
吾人当根据历史研究中国最早之农作物。黍与稷为中国北方最早之农作物，《诗经》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见有“求麦”、“求稻”。因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诗经》中提及“黍”、“稷”两字很多，可资证明。
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即上帝之意，“后”与“神”均为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后麦”，而称“后稷”，盖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稷也。
甲骨文为盘庚后之文物，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传说而来，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为高地农作物。郑玄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京以种麦为主，种麦处即种稻处；南方以种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需要水分多，故种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此亦证明中国当时有高地农作物，亦有低地的。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中国五谷之一日“稷”，“后稷氏”者，“后”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称“后稻”、“后麦”，可见当时最重要的农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历山”亦在山西。
稷为高地旱性植物。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称大陆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谓五谷，即黍、稷、稻、麦、粱；普通说农作物为黍、稷、稻、粱。清程瑶田作《九谷考》，日：“稷者，今之高粱。”此处所称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使北方之黄米。
中国古代农作物由高地开始，是先种（多种）高粱、黄米（即稷、黍），而非先种稻麦。《诗经》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其意乃黍稷在先也。
《诗经·七月》中，周公述说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及农村农民之生活状况甚详。此诗虽无说明先种植何种作物，不过可自其下种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历正月下种。稷则可称五谷之长。此诗中说明春天为蚕桑之时（插秧期）；夏天盛产瓜茄蔬菜；对于稻，只提了一句说：“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此是早稻，且仅是种少量作酿酒用。酒在古时仅供老人饮用。此诗述说农事极详，却不提及种稻之法。
《诗经》《礼记》《管子》所记载的，均可证明春秋以前，中国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区种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证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黄米，含有重视黍稷过于稻粱之意。
古代有两种盛载祭物之盛器。一日簋，为当时第一等盛器；一日篮，为第二等盛器，但当时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却放于第二等盛器簋中。
古代祭神，水为最尊贵，酒次之。亦从而可见中国古代农作物是黍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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