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研究(1949-1979)

作者：徐轶杰 著

页数：280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

ISBN：978751541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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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梳理了1949—1979年我国环境工作的发展历程，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思想渊源、理念创新等各方面进行了历史考查，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借鉴。
随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资源综合利用思想，创造了一套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办法。1971年，我国开展了全国性“三废”污染调查。1972年，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针对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中国主张，贡献了中国智慧。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三十二字方针”，各级环境保护机构陆续建立，开展环境保护监测和污染治理工作。
回顾历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党和政府始终是中国环境事业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人民利益是党和政府推动环境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作者简介

徐轶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环境史、国际关系史研究，2020年译作《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获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

目录

前言

前 言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攻坚克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第一部通史性专著——《中国环境史·现代卷》和第一部地方性环境通史著作——《当代上海生态建设研究》得以出版，从事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研究活跃。但就学科发展、党和国家需要而言，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仍亟待加强。<p> </p><br /> <p> </p><br /> <p>前 言</p><br /> <p>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攻坚克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p><br /> <p>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第一部通史性专著——《中国环境史·现代卷》和第一部地方性环境通史著作——《当代上海生态建设研究》得以出版，从事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研究活跃。但就学科发展、党和国家需要而言，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仍亟待加强。</p><br /> <p>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即重视环保研究。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达成共识：中国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197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当年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国环保问题也随之展开。对于中国环境保护的研究也引起国外学界关注，一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焦点。60年代，美国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美国左派将中国想象成没有工业没有污染的“红色乌托邦”，以至于70年代，美国经济专家在国会听证会上还认为中国没有工业污染是幸运的。80年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退化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引起西方的关注。1993年，瓦格纳·斯密尔进一步指出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1998年1月，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期刊《中国季刊》专门召开了“中国的环境”（Chinese Environment）学术研讨会，以会议论文为基础，1998年12月专门刊出了“中国的环境”专号，从历史、法律、土地、水、生物多样性、人口、经济发展等多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发展历程。1999年9月，《中国季刊》“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专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50年》讨论了建国50年来环境保护机构的变迁、环境法制的建立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等。</p><br /> <p>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和“现代化压力下的环境破坏论”。这些研究几乎没有一手资料，很难说是严谨的史学研究，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甚至错误的。比如，有的学者从农业生产中的氮元素循环入手解释中国几千年来的环境变迁，却将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发展片面归功于美国将氮肥生产线出口到中国。这种模糊甚至是错误的片面认识，随着该书作为第一本英语世界的中国环境史教科书而普遍传播，甚至得到某种强化。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回归学术研究，开始利用档案和基础文献研究当代中国环境史。</p><br /> <p>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长期关注人民健康和人民幸福，也长期关注环境问题。</p><br /> <p>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青年》中就有多篇文章关注工人的工作环境。1923年，《广东农会章程》明确规定了农会会务包括“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水利事项”。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陆续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山林条例》等法规。</p><br /> <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继承了原有的卫生体系，又借鉴学习了苏联的卫生监督工作，并形成了将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思想，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综合利用和治理之路。</p><br /> <p>1952年，《工厂设计卫生标准》介绍了苏联的工厂设计卫生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践和国家发展特征形成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中国逐步建立起以综合利用为中心的工业“三废”治理体系。</p><br /> <p>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国际形势演变，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三废”管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1972年，中国派出了以唐克为团长的高级别代表团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197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是研究环保的专门机构。该研究所后发展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p><br /> <p>在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史料，这些文献和史料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环境史的基础。</p><br /> <p>目前就作者所知，最早公开发行的环境保护文献汇编是1974年的《环境保护文选》。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最早的当属1972年天津市塘沽区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内部发行的《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85年，北京市环保局为撰写《当代北京》编写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大事记》，记录了1971—1985年北京市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事件。</p><br /> <p>随着我国环境事业的发展和立法工作的需要，环境政策文件越来越集中于专门的环境部门和研究单位进行梳理。1982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会、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北京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联合编纂了5卷本的《环境法参考资料选编》，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的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1983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法研究所和武汉环境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合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研究文献选编》。2015年，《中国环境法全书》系统整理了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为环境法制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p><br /> <p>1988年，为了纪念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创15周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出版了《光辉的事业：纪念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创十五周年》。同年，为总结和宣传宣传“六五”期间（1981—1985）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写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1981—1985）》，其所采用业务领域按部门归类为10章的模式为后来的环保部门资料汇编所沿用。</p><br /> <p>1988年，《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73—1987）》是第一部由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版的文件选编。在此基础上，《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88—1992）》《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93—1995）》陆续编辑出版，并从1998年开始出版年度的《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96）》，形成了年度《环境保护文件选编》的编纂传统。2001年，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除了编纂环保系统文件，环境问题相关文件的整理与出版也同时展开，如《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文献选编》《环境经济政策汇编》等。</p><br /> <p>1994年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史料价值较高。在此基础上，环境保护部组织编写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30年》一书，沿用《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体例的同时，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环境史和环保史的研究，主要依托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以项目制的形式推动环境史研究，最终在2019年推出了4卷本的《中国环境通史》，但很可惜当代卷没能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环境保护部2008年启动的“中国区域环境保护丛书”，第一次从区域环境的角度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归纳和梳理。难能可贵的是，2021年“军事环境保护丛书”出版，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军事环境保护领域的研究。</p><br /> <p>此外，党史部门先后总结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环境有关的论述。1993年，原林业部编辑了《毛泽东论林业》（摘编本），在此基础上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专业部门合作的方式陆续出版了“领导人论林业”系列。此外，其他与环境工作有关的专题总结也陆续出版，如《曲格平文集》《林业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万里环境保护文集》等。</p><br /> <p>中国有注重地方史志编纂的传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各地各级的环境部门与地方志研究者合作出版了大量的地方环境保护类的专卷。它们是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线索和资料来源，如《湖北省环境保护志》《北京志·市政卷·环境保护志》等。随着新一轮修志工作的开展，地方志研究成果也逐渐出现，如《安徽环境保护年述》等。</p><br /> <p>环境史是一门综合学科，除了相关部门外，还涉及预防医学史、林业史、环境社会学、城市规划研究、生态文明研究、国际关系学（环境外交）等多个学科。</p><br /> <p>预防医学部门曾经是新中国环境问题主要负责部门，预防医学史研究为当代中国环境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资料，并在近年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卫生部门牵头开始组织专家系统地梳理了劳动卫生、环境卫生、放射防护和爱国卫生运动等领域的历史经验。戚其平主编的《环境卫生五十年》按学科门类系统梳理了环境卫生各分支门类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2021年出版的《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史》增加了卫生监督学等章节，进一步完善了预防医学与环境问题关系的链条。同一年出版的《公共卫生史》也对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体系进行了专门研究。</p><br /> <p>从林业史研究看，林业工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业务资料及领导人资料的整理和出版。1960年起，林业部编辑出版了《林业工作重要文件汇编》系列资料，各地方林业系统也出版了地方的林业资料汇编，如贵州省农林厅林业局的《林业工作参政资料》、湖南省林业局的《林业工作学习资料》、云南省林业厅的《林业资料》，以及一些专业部门的资料集，为了解我国林业工作提供了基本史料。张钧成等专家学者先后参编《当代中国的林业》《中国林业四十年》《中国林业五十年（1949—1999）》。2014年，1500余万字的《中华大典·林业典》为了解我国林业发展历史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工具。</p><br /> <p>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陈阿江及其学术团队对太湖流域水污染产生的次生焦虑进行了研究，并对太湖以及巢湖流域农村面源污染形成的社会成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应对的建议。</p><br /> <p>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史和城市规划研究方兴未艾。金大陆教授关于上海大气污染、黄浦江水系污染、工业废渣、绿化等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李浩在开展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同时，利用部门档案研究了北京及重点城市的城市规划，探讨了我国城市规划对城市环境的影响。</p><br /> <p>从生态文明研究角度看，赵凌云学术团队长期关注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及人地关系问题，2014年出版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讨论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基本分期问题。刘国新讨论了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康沛竹学术团队也聚焦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梳理和现实研究，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演进，同时展开对环保史个案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此外，秦书生尝试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历史演进。</p><br /> <p>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密切相关。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关于环境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如《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外交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环境外交——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研究》《对华环境援助的减污效应与政策研究》等，但是目前基于多边文献和外交档案的专业环境外交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p><br /> <p>回顾历史，党和政府始终是中国环境事业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人民利益是党和政府推动环境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新时代有志于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同人应当打破学科壁垒，丰富自己的学科背景知识，抓紧抢救口述、文字、科技、实物等多种形式史料，利用好现代科学技术，争取早日书写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环境史。</p><br /> <p> </p><br /> <p> </p><br /> <p> </p><br /> <p>第一章  资源综合利用思想的初步探索</p><br /> <p> </p><br /> <p>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环境卫生工作</p><br /> <p>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设立工矿卫生实验区”“建立城市卫生实验区”“设立农村卫生实验区”的要求。这种要求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公共卫生领域原有传统的延续。</p><br /> <p>新中国的环境卫生工作既受到民国时期英美卫生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卫生观念的直接影响。1948年10月，东北解放区东北铁路总局就仿照苏联防疫机构模式，在哈尔滨组建了“中央防疫站”和防疫所。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与日俱增。1951年，根据苏联专家波波夫的建议，原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建立了卫生监督室。</p><br /> <p>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派出了由15名卫生干部和4名翻译组成的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联参观团，赴苏联学习。参观团分为医疗预防组、卫生防疫组、医学教育组和医政组。在6个月的时间里，参观团充分记录并向国内介绍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组织模式和最新的卫生防疫理念。在卫生防疫领域，参观团了解并介绍了苏联国家卫生监督和卫生防疫部门的组织架构和权力职责，以及两者在卫生监督工作上的分工与合作。苏联的国家卫生监督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有：“1. 监督工业企业工厂排出废弃物（烟尘及废水）使不致污染空气及水源或土壤，有效地管理及监督工业一般废水及垃圾的处理；2. 监督在建筑设计计划中遵守卫生标准；3. 监督各种细菌制剂及血清的质量；4. 所有典型设计方案都需与国家卫生监督部门商订决定；5. 对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卫生监督。”“任何企业部门的建筑或生产有违背卫生标准者，对人体健康有极其严重的损害和危险，若不按国家卫生监督的要求改正，则国家卫生监督有权立即查封。”</p><br /> <p>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即将展开，1953年1月16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政务院第167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卫生行政会议与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会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p><br /> <p>1953年3月—5月，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沈其震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系统介绍了苏联的医学组织工作，并重点访问了劳动卫生及职业病研究所、公共卫生及环境卫生研究所等8个单位，并与苏联保健部部长进行了会谈。回国后，沈其震系统介绍了苏联公共卫生工作的运作机制，并建议将天津工业卫生实验院和卫生工程系合并筹建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p><br /> <p>在我国的苏联专家也为我国卫生监督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帮助。苏联专家波尔德列夫为我国推行卫生监督起草了“条例草案”，在第二届卫生防疫会议上还作了“苏联预防性卫生监督和中国目前建设时期开展这一工作的可能性”的报告，这对我国开展这一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今后实行预防性卫生监督指出了正确方向。从1955年起，苏联专家尼基金考察了我国20余个大小城市，帮助解决工业企业选择厂址、上下水道等预防性卫生监督，协助审查了济南、青岛等30多个城市的规划。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也为我国培养了卫生监督人才，协助卫生部制定了许多卫生标准，提供了许多苏联有关卫生监督方面的材料。</p><br /> <p>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中国结合国情，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卫生监督体制。1954年，卫生部又成立了国家卫生监督室，并开办了卫生监督训练班。同年10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人员编制规定》，规定了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明确要求各级卫生防疫站的第一条职责就是“逐步地、有重点地对新建、改建的城市建设、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公用事业、疗养区、住宅及各种公共建筑等，在地址选择、设计、施工及验收时，是否遵守卫生标准及法规，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内容拓展到环境卫生、放射卫生、工业卫生、劳动卫生等卫生监督领域。以卫生防疫站为骨干的卫生监督体制和防疫专业工作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组建。</p><br /> <p>国家卫生监督的技术和法规体系开始建立。1955年5月，卫生部在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行《自来水水质暂行标准（修正稿）》。1956年10月，经修订与补充，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卫生部颁发《饮用水水质标准》。除由卫生部和国务院建设委员会发布《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外，我国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监督工作暂行卫生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监督工作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规则，这些规定、办法和标准为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提供了依据。</p><br /> <p>随着国家工业的迅速开展，对工业污染的治理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著名冶金学家靳树梁提案要求“明令工厂、矿山禁止把有毒废水放入河流”。陈望道等1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案要求改变上海苏州河严重污染的情况。1957年6月14日，国务院三办、四办联合发出《关于注意处理工矿企业排出有毒废水、废气问题的通知》指出，为了正确及时处理国家工业生产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防止长期妨碍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各有关部门应引起注意，并认真对所属厂矿排出有毒废水、有害废气所含毒质及其危害程度进行一次检查，并对有毒废水废气的处理办法，求得适当解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