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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 汉武帝的五十四年

封面

作者:戴波

页数:600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4

ISBN:9787559675033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以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四年作为时间引线,构成一部清晰、充实的汉武帝时代编年史。

作者以当时的时间节奏书写当时的历史,将符号化的汉武帝复原为血肉丰盈、灵魂复杂的刘彻,也描摹了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众生相。

经由本书,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汉武帝,看到不同的汉武帝时代。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沉湎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抱持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惯于悲天悯人的,看到了无名苍生。

作者简介

戴波,(@唐不闻)1980年出生,南京大学毕业,现居江苏宜兴。
长期从事先秦学术史和秦汉史研究,已出版《帝国的阴阳两面》《认识一个古人再入睡》等作品。

本书特色

以汉武帝时代时间节奏写当时历史,还原血肉丰盈、灵魂复杂的刘彻,描摹急剧变化时代中的众生相1.书写“汉武帝之时的汉武帝”和“汉武帝之后的汉武帝”。全书40万字,内容翔实,细致梳理时间线,订正史籍谬误缺漏,填补《资治通鉴》中缺失的历史细节。
2.以编年体细致描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将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的每一年作为一个篇章,每个篇章分若干主题展开叙事,兼具开阔与精微,揭示汉武帝何以成为后世中国封建帝王的参照对象。
3.进入汉武帝时代的时间节奏和生活情境,看见煌煌盛世,也看见盛世之下的众生相。汉武帝无疑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但他的作为与当时普通人的感受能否共振,或许更值得探究。
4.配合必要地图,直观呈现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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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楔子:从三个常识说起

常识一:汉初以十月为首

常识二:新天子即位次年改元

常识三:年号的由来

建元年间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初招贤良

跋扈的祖母

第一次尊儒尝试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祖母的反击

作为著作家的淮南王

卫子夫蒙宠

帝王的陵邑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

卑微的诸侯王

七国之乱的影响

天子好兵

第一次出使西域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

天子的男宠

消失的《今上本纪》

南方的另一个武帝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

从“坑儒”说起

独崇五经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再度兴兵

董仲舒和灾异论

两项人事任免

附录一:建元六年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用兵闽越书

元光年间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李广与程不识

天人三策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失败的马邑之谋

鬼神之祀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

黄河改道

灌夫之祸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

窦田之死

丞相和御史大夫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河间献王:更佳的天子人选

第一次巫蛊案

公孙弘的复出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初征车船税

卫青亮相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附录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元朔年间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皇子初生

再战匈奴

大汉的入仕之路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阳谋“推恩令”

夺回河南地与初置朔方郡

大侠郭解

主父偃的结局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张骞回来了

《春秋》决狱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混乱的衡山国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白衣丞相

奇袭右贤王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

绝幕大战和进击的霍去病

二十等军功爵和武功爵

附录三:公孙弘与吾丘寿王辩“禁民间弓弩”

元狩年间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淮南太子引发的血案

元狩二年 (公元前121年)

霍去病两征河西

李广右北平之战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元狩年间史事纪年考

帝国的财政危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盐铁专卖

漠北大决战

祥瑞麒麟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宦海悲歌 / 265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方术、疾病与死亡

附录四:终军“祥瑞”对

元鼎年间

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算缗与告缗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张汤之败

张骞又回来了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大广关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后土祠与天命宝鼎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南越王国消亡史

战争的幕后插曲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南方大定

倾国倾城

附录五:汉乐府《有所思》

元封年间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封禅大典

两个黄帝

被封禅影响的人与事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天下

循吏与酷吏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

东征朝鲜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大民溃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

南巡与射蛟

初置刺史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

死在异乡的公主

附录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太初年间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

太初改历

汉朝的马政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

西征大宛与再战匈奴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再战大宛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

大宛战略之尾声

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附录七:匈奴冒顿单于与汉高后往来书信

天汉年间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

苏武牧羊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

李陵兵败

天下大乱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初榷酒酤

长安城的防卫系统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

李陵与苏武的后事

附录八:《汉书·李广苏建传》节选

太始年间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

秦汉刑罚制度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

田仁与任安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赵地、赵国与赵人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

寂寞的独白:《报任少卿书》

附录九:《报任少卿书》

征和年间

节选

前言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在《汉武帝的征伐》一文中说:

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最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

尽管鲁惟一所论仅着眼于军事,但可以扩及汉武帝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汉武帝执政五十四年,历时之长占了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很多人一生的寿命,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事变换。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凡帝王之史,一称本纪,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称纪,如《汉书·武帝纪》。“纪”是绞丝旁,本义为丝线。故班马的体例,也是以帝王一生为时间线,把其他相关世家、传、书、志等统筹起来,形成一部蔚然可观的时代史。

那么理论上,了解汉武帝五十四年执政生涯,时代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众生遭遇着怎样的命运,这样一本书应该很适合用编年的方式去写。唯有如此,读者才能逐步感受到历史车轮为何不可阻挡,大小人物如何被它裹挟前进。但可惜的是,历史上除了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王益之编撰的《西汉年纪》等极个别著作,很少有关于汉武帝时代的编年作品。现代著作,更是一部没有,无一例外都按主题分章撰写,比如征伐四夷单列一章,凿空西域单列一章,巫蛊之祸单列一章,财政改革单列一章……这种体例的好处是主题鲜明,叙事清晰,可以把某一块知识作一系统性全览。但其缺点则是,把五十四年这么长一个时间段里发生的史事全部打乱重组,某种程度上会割裂人对时间逻辑的观感。比如,算缗、告缗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财政政策,但它们的出台,实则和汉对匈奴的战争有紧密关系,假如分为两个不同的篇章去写,可能导致读者对政策的时间定位不够敏感,不太容易感知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关联。又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历也是重要时间点,不准确定位它在时间坐标轴上的位置,了解前后发生了哪些事,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里感慨汉武帝在太初年间错过了改弦易辙的最好时机。总而言之,通过编年,读者可以更清楚地捋顺时代变迁之脉络。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尝试用编年体例写一下汉武帝。

但我稍做尝试,就似乎明白了没人这么写的原因—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先说为何不讨好。一定会有读者咄咄逼人地问,《资治通鉴》就是编年的,你这么写还有什么意义,和《通鉴》又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会写得比《通鉴》更好?会这么问的,大概率并没有真的看过《通鉴》。如果看过,应该知道司马光只取有资政作用的大事,取材有很多取舍,所记并不全面,有些细节也略失客观。举个例子,元朔四年(前 125 年),司马光只写了两句话:

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细节。

这也正是我吃力的原因之一。既然本书按时间分篇章,尽管不能做到各年篇幅完全相等,但也不能某年写二三十字就草草交差。我必须遍翻原典,寻找这一年被司马光认为没有资政作用,略而不记,但值得读者了解的其他史事。

吃力的原因之二于是也出现了,汉武帝时代大事的纪年,其实是很混乱的。《史记》是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但汉武帝时期,正值年号纪年的创置,几套纪年系统并行,故《史记》里许多大事并不直接写明发生于何年。《汉书》对此作了一些考辨,但错误不少。比如汉武帝曾经获得一头白麟,并根据这一瑞应改元;后来又获得一个宝鼎,也因此改元。这两个事件都是时间轴上的重要坐标,很不幸《汉书》都定位错了。它一错,导致《资治通鉴》等其他史书跟着一起错。为了交出一本能力范围内足够严谨的编年体史著,本书仅纪年考辨的工作量就增加了许多。

当然,困难远不止如此,此处不唠唠叨叨向读者诉苦博同情。无论如何,这本书最终写成了,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阅读体验。本书虽是写汉武帝,实则是把他当政的五十四年当成一段时间引线,写围绕在他身边的众生相,写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写所有人在时代里的悲苦与无奈。

阅读本书时,还希望大家习惯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历史学总是力求真实,但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缺失,许多问题未必会轻松得到确定的结论。汉武帝时期留下的悬而未解的谜团有很多,很大原因是《史记》《汉书》这些原始史料记载未详,甚至互相抵牾造成的。我们能做的,是通过研究和讨论,结合新出土文献,一步步比之前逼近真相。在尚未到达真相面前时,只能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最多再作一些合理范围内的推论和猜想。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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