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 巴尔扎克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51172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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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欧仁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以写实的笔墨描写了资产阶级暴发家的罪恶手段：葛朗台控制市场、哄抬物价、大搞公债投机、放高利贷；查理贩卖人口、偷税走私、勾结海盗等。同时，还生动地刻画了葛朗台的爱财如命：妻子病危，他竟舍不得请医生；妻子死后逼迫女儿欧仁妮放弃继承母亲遗产的权利；眼看着弟弟破产自杀而不去救助；逼走了侄儿，制造了欧仁妮的爱情悲剧。
作品以吝啬鬼葛朗台的家庭生活和剥削活动为主线，以欧仁妮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中心事件，层层剖析了葛朗台的罪恶发家史和泯灭人性的拜金主义，成功地刻画了世界文学史中不朽的吝啬鬼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者之一。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共91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书中描绘了2400多个人物，充分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欧仁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
译者简介
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负责人，曾获多项上海及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奖。著有专著《法国文学论集》《繁花似锦——法国文学小史》《雨果》《情与理的王国——法国文学评论集》等，译著有《基督山恩仇记》《沙漠里的爱情》《魔沼》《雨果散文》《卡夫卡》等，主编了《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法国文学译丛》《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
相关资料
欧仁妮·葛朗台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使人产生凄凉感，恰如阴森森的修道院、了无生气的荒野、不堪入目的废墟令人油然而生的感触。也许这些房子里既有修道院的宁静、荒野的乏味，又有废墟残砖破瓦的堆积：里面的生活如此平静，活动如此悄无声息，要不是街上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探出一张近乎僧侣的面孔——此人一动不动，用黯淡而冷漠的目光瞪着来人，外地人还会以为屋子里无人居住呢。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坐落在通到城市的古堡那条起伏不平的街道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很少有人来往，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有几处地方十分幽暗，可是，引人注目的是狭窄而曲折的小石块路面总是清洁和干燥的，往往响起橐橐声，而且属于老城的那些房子，城墙高耸其上，一片幽静。有些三百多年的房屋虽然是木质结构，却依然很坚固，并且式样不同，富有特色，使得索缪城这一地区受到古董家和艺术家的注意。从这些房子面前走过，不能不令人赞赏那些两端雕着古怪形象的粗大梁木，上面黑色的浮雕覆盖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顶部。这儿，屋子的横木之上，盖着青石板，在不牢固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深月久而弯曲，木板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儿，呈现出破旧黝黑的窗棂，上面精细的雕刻已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了贫穷的女工种着石竹或者玫瑰的褐色瓦盆。再往前去，布满大钉子的门上，我们的祖先匠心独运，刻上一些难解的护家符号，其意义是永远也弄不清了。时而一个新教徒刻上了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个天主教联盟的成员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有的市民刻上了“钟声贵族”的徽章，表示当过市政官员的光荣。整部法国史全在这儿了。一座墙面由木头之间夹上砖泥砌成的房子，摇摇晃晃，但当年的工匠把他的刨子使得出神入化；旁边耸立着一座贵族的公馆，在石砌的拱形门框正中，虽然受到1789年以来震撼国家的历次革命的摧残，还依稀可见家徽的痕迹。
欧仁妮·葛朗台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使人产生凄凉感，恰如阴森森的修道院、了无生气的荒野、不堪入目的废墟令人油然而生的感触。也许这些房子里既有修道院的宁静、荒野的乏味，又有废墟残砖破瓦的堆积：里面的生活如此平静，活动如此悄无声息，要不是街上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探出一张近乎僧侣的面孔——此人一动不动，用黯淡而冷漠的目光瞪着来人，外地人还会以为屋子里无人居住呢。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坐落在通到城市的古堡那条起伏不平的街道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很少有人来往，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有几处地方十分幽暗，可是，引人注目的是狭窄而曲折的小石块路面总是清洁和干燥的，往往响起橐橐声，而且属于老城的那些房子，城墙高耸其上，一片幽静。有些三百多年的房屋虽然是木质结构，却依然很坚固，并且式样不同，富有特色，使得索缪城这一地区受到古董家和艺术家的注意。从这些房子面前走过，不能不令人赞赏那些两端雕着古怪形象的粗大梁木，上面黑色的浮雕覆盖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顶部。这儿，屋子的横木之上，盖着青石板，在不牢固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深月久而弯曲，木板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儿，呈现出破旧黝黑的窗棂，上面精细的雕刻已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了贫穷的女工种着石竹或者玫瑰的褐色瓦盆。再往前去，布满大钉子的门上，我们的祖先匠心独运，刻上一些难解的护家符号，其意义是永远也弄不清了。时而一个新教徒刻上了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个天主教联盟的成员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有的市民刻上了“钟声贵族”的徽章，表示当过市政官员的光荣。整部法国史全在这儿了。一座墙面由木头之间夹上砖泥砌成的房子，摇摇晃晃，但当年的工匠把他的刨子使得出神入化；旁边耸立着一座贵族的公馆，在石砌的拱形门框正中，虽然受到1789年以来震撼国家的历次革命的摧残，还依稀可见家徽的痕迹。
这条街上，底层全是做买卖的，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热衷于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祖先极其天真而简朴的工场。这些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也没有玻璃门封闭的货架和橱窗，伸进去的幅度很深，黑魆魆的，里外都没有装潢。大门分成上下两部分，粗枝大叶地钉上铁皮，上半部分可以向里折叠，下半部分安装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开进开出。空气和阳光要么从上半扇门，要么从拱顶、天花板和半人高的墙壁之间的空隙，透进这间潮湿的洞穴般的屋子。这堵矮墙安装了结实的护窗板，早上卸下，晚上再装上，并且用螺栓连接的铁皮板顶住。墙是用作陈列商品的。招摇撞骗的东西是没有的。陈列品按经营性质而定，有的是两三小桶装得满满的盐或鳕鱼，有的是几捆帆布、缆绳、挂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丝、沿墙摆放的桶箍，或者是货架上放着几匹布。
你走进去吗？一个讨人喜欢、年轻漂亮、系着白头巾、手臂泛红的姑娘便放下手中的织物，召唤她的父亲或母亲过来。他们性格不同，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按照你的愿望卖给你东西，或者是两个苏的小生意，或者是两万法郎的大买卖。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一面绕着大拇指，一面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蹩脚的酒桶木板和两三捆板条；但是在码头上，他装得满满的仓库能供应安茹所有的箍桶匠。他知道，如果葡萄收成好，他可以卖掉多少酒桶，误差是一块酒桶板。阳光灿烂会使他发财，阴雨连绵会使他破产：仅仅一个上午，大酒桶的价格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气候的变幻主宰着经济生活。葡萄农、房地产的业主、木材商、箍桶匠、客店老板、船老大，人人都盼望出太阳；晚上睡觉时，他们担心次日清晨得知夜里结了冰；他们惧怕下雨、刮风、干旱，又期望随心所欲地要雨水有雨水，要炎热有炎热，要云彩有云彩。天公与人世利益之间，搏斗是持续不断的。晴雨表轮流地使人忧愁、愁眉舒展、喜笑颜开。
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干道，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从这家到那家就代表有一笔进账。因此，每个人都会回答邻居：“下金路易了！”他知道一场日晒、一场及时雨会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在美好的季节，星期六，将近中午，你在这些正直的酒商那里买不到一个苏的商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小园地，要到乡下去过上两天。在那里，买进，卖出，赢利，一切预先计算好，商人十二个小时中有十个小时用来寻欢作乐，高谈阔论，评头品足，不断探听消息。一个主妇买了一只山鹑，她的邻居不会不问她的丈夫，她烧得是不是火候正好。一个少女在窗口探出头来，不会不被三五成群的闲人瞧见。所以，那儿的人内心是遮拦不住的，如同这些难以进入、黑洞洞、静悄悄的房子毫无秘密一样。生活几乎总是放在露天进行：家家坐在门口，吃中饭，吃晚饭，争吵拌嘴。街上行人没有不被品评一番的。因此，从前每当有个外地人来到外省城市，会被家家户户嘲弄。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擅长编造这些市井笑料，由此得到“逗笑者”的绰号。
旧城那些老宅位于这条街的高处，当地贵族昔日都住在这条街上。这些房子是世道人心具有淳朴特点的时代的古老遗物，但如今法国已世风日下。这个故事的事件，正是发生在其中一幢相当阴暗的房子里。在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上，任何小事都能引起回忆，总体印象使人不禁陷入遐想；在曲里拐弯地走过一段路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隐藏在正中。倘若不介绍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便不可能理解外省人口中“府邸”这个说法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闻名遐迩，其中的原委是不曾在外省待过的人不能完全洞悉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管他叫葛朗台老头，但这样叫他的老人的数目已明显减少；1789年，他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老大，会读写和计算。当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财产时，箍桶匠年届四十，刚娶了一个富有的木板商的女儿。葛朗台把现金和妻子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专区政府，把岳父给他的两百枚双金路易塞给了监卖国有产业的蛮横的共和党人，即使不正当，却是合法地贱价买到了当地好的几块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田。
由于索缪城的居民没多少革命思想，葛朗台老头被看作一个大胆的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接受新思想的人物，其实他只关心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专区的行政委员，当地在政治和商业上都受到他温和观点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保护大革命前的贵族，竭尽所能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方面，他给共和军供应一两千桶白酒，换回了原来留作后一批拍卖的、属于一个女修道院的几块肥沃的草场。执政府时期，葛朗台老头变成市长，管理明智，葡萄的收获更好；帝国时期，他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让一个大地主、一个有表示贵族的“德”字的人，一个后来的帝国男爵代替葛朗台先生，因为他被看作戴过红帽子。葛朗台先生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市政任职的荣耀。他曾经出于为城市谋福利，修建了几条通往他的产业的上乘的公路。他的房屋和地产在土地登记时占了很多便宜，交的税不多。自从他各处的葡萄园分出等级以后，靠他不断的照料，变成了当地的“头牌”——这个术语专指能酿出一流好酒的葡萄园。他本来可以申请获得荣誉团勋章。免职的事发生在1806年。葛朗台先生当时五十七岁，他的妻子约莫三十六岁。独生女是他们的合法爱情的结晶，只有十岁。大概是上天想安慰他丢了官，葛朗台先生在这一年相继获得葛朗台太太的母亲、娘家姓德·拉贝泰利埃尔的德·拉戈迪尼埃尔太太的遗产，然后是妻子的外公拉贝泰利埃尔老先生的遗产，还有葛朗台的外婆让蒂耶太太的遗产：这三笔遗产数目之大，无人知晓。这三个老人的吝啬到了狂热地步，长期以来，他们积聚金钱，为的是能够私下里观赏。拉贝泰利埃尔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觉得观看金子比放高利贷实惠得多。因此，索缪城的人只能以看得见的财产收入来估计他们有多少积蓄。
葛朗台先生于是获得了贵族新头衔，尽管我们酷爱平等，但永远抹杀不了这种荣誉，他成了当地纳税多的人。他经营一百阿尔邦的葡萄园，丰收年可以酿出七八百桶酒。他拥有十三块分成制租田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窗子、尖拱、彩绘玻璃封死，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1793年种下的三千棵白杨在茁壮成长。末了，他所住的房子是他的产业。这是他看得见的财产。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个人能够约略估计得出：一个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吕绍先生；另一个是索缪城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散先生，葛朗台认为合适时私下里也和他一起赚钱。在外省，谨慎从事才能互相信任和发财；虽然老克吕绍和德·格拉散先生极其小心，他们仍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让人从对他的谄媚态度看出这位前任市长的财力多么雄厚。
索缪城里，人人深信葛朗台先生有一个装满金路易的秘密宝库，说他深夜瞧着那一大堆金子，有难以形容的快乐。那些守财奴看到老头的眼睛像是染上了金子黄澄澄的颜色，都相信这种说法。一个习惯于靠资金获取巨大利润的人，就像色鬼、赌徒或者奉承者一样，目光中有着某种难以界说的习气和躲躲闪闪、贪婪、神秘的神态，逃不过同他一路的人。这种秘密语言可以说形成了激情的秘密联系。
葛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从不欠人情，他是个老箍桶匠、老葡萄园主，按收成必须制作一千只还是五百只酒桶，他都以天文学家的精确估计得出；他做投机买卖没有失过一次手，酒桶价格比要采摘的葡萄还值钱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而把酒藏到地窖，等一桶酒涨到五个金路易时再抛出。1811年大丰收时，他精明地把酒囤积在家里，慢慢地售出，赚了二十四万法郎。在理财方面，葛朗台先生好比一头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躺着、蹲着，久久地注视猎物，然后扑上去；他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安静地躺下，有如蛇一样不动声色、冷漠无情，有条不紊地消化。看见他走过的人，全都感到混杂着尊敬和畏惧的赞赏之情。索缪城里，人人不都感到过被他的钢爪锐利地抓了一下吗？有人要买田，通过公证人克吕绍，向他借到一笔款，利息要一分一厘；有人拿期票到德·格拉散先生那里去贴现，要先提取一大笔利息。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在夜晚市区的闲谈中，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老葡萄园主的财产之多是地方上的骄傲。因此，不止一个商人，不止一个客店老板，颇为得意地对外地人说：
“先生，我们这儿的百万富翁有两三家；但是，至于葛朗台先生嘛，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财产呢！”
1816年，索缪城能掐会算的人估计老头的地产约值四百万法郎；但是，从1793年至1817年之间，按平均每季地租计算，他大概每年收入十万法郎，由此推算，他拥有的现金几乎和他的不动产的价值相当。因此，在打完一场“波士顿”牌局，或者谈过葡萄的年成以后，就会谈到葛朗台先生，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会说：“葛朗台老头吗？……葛朗台老头大概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吕绍先生或者德·格拉散先生听到这句话，就会说：“你比我还有能耐，我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要是有个巴黎人谈到罗特希尔德或者拉菲特那样的大亨，索缪人会问他们是不是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倘若这个巴黎人轻蔑地微笑着说是的，他们便互相对视，不相信地摇摇头。这样巨额的财产给这个人的一切行动都披上了一件金缕衣。即使起先他的生活特点给人提供了笑柄，这些笑柄也显得陈旧了。葛朗台先生的一举一动都有一锤定音的权威性。他的言谈，他的衣着，他的动作，他的眨眼，成了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博物学家研究动物本能产生的后果那样研究他，然后才能发现他细小的动作中深邃而不露声色的智慧。有人这样说：
“葛朗台先生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今年冬天会很冷：应该收获葡萄了。”
或者说：“葛朗台先生买了许多桶板，今年的酒少不了。”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足够食用的阉鸡、童子鸡、鸡蛋、黄油和麦子，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座磨坊，承租人除了交纳租金以外，还要来他家取走一定数量的麦子，再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的女佣大个子娜侬尽管年纪不轻，仍然每星期六亲自烤制全家的面包。葛朗台先生和承租种菜的讲好，让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收获之多，可以把大部分拿到市场卖掉。取暖用的木头，是从篱笆上砍下来的，或者取自田边半腐烂的老截头树。他的佃户替他锯开，用大车拉到城里去，为了讨好他，替他送进柴房摞整齐，得到他的几声“谢谢”。大家知道的他的几项开支，只有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费、全家在教堂座椅的租费、蜡烛费、大个子娜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赋税、房屋修缮费和耕种费用。他刚买了六百阿尔邦的树林，交给一个邻居照看，答应给他津贴。自从他购置了这些树林以后，他才吃上野味。
这个人举止非常简单，寡言少语，表达思想一般用格言式的短句，声音柔和。从他开始引人注目的大革命时代起，老头每当要长篇大论说一番话或者要进行讨论时，便结结巴巴，令人讨厌。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在一大堆话中淹没思想，表面缺乏逻辑，人家当成是他缺少教育，其实是他佯装的，下文的一些情节足以说明这种诡计。此外，有四个用字准确的句子，如同代数公式一样，他习惯用来应付和解决生活和买卖上的所有难题：“我不知道；我做不了；我不愿意；以后再说。”他从来不置可否，不留字迹。你对他说话吧，他冷漠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支在左手背上；任何事，他一打定主意，就决不改变。一丁点生意，他也要琢磨老半天。经过一番巧妙的谈话之后，他的对手以为逮住了他，却把自己的底牌露给了他。他回答说：
“我没有和太太商量过，现在什么都不能下定论。”
妻子被他压得像俯首帖耳的奴隶一样，在生意上却是他合适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里，既不愿意吃人家的，也不愿意请人吃饭；他从不发出响声，似乎什么都要节俭，甚至动作也在内。他一贯尊重所有权，在别人家里决不翻动东西。不过，虽然他声音柔和，举止审慎，仍然流露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在家的时候，不像在其他地方要有所顾忌。
在体格方面，葛朗台身高五尺，体胖腰圆，腿肚子周长一尺，髌骨多节，肩膀很宽；圆脸盘，呈棕褐色，有水痘瘢痕；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的神情冷静而虎视眈眈，老百姓称为蛇怪之眼；他的额角皱纹密布，凹凸不平；不知轻重的年轻人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的玩笑，把他略带黄色的灰白头发称作“黄金掺白银”；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个布满血筋的皮脂囊肿，老百姓不无道理地说，里面装满了诡计。这副相貌显出危险的精细、毫无热情的诚实和自私自利：他习惯于把感情集中在对吝啬的乐趣和对他真正在乎的继承人女儿欧仁妮身上。再说，他的举止、行动方式、走路姿势，表明他只相信自己，这是他的事业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习惯。因此，尽管表面上性情随和、柔弱，葛朗台先生却心如铁石。
他的衣着一成不变，从1791年以来就是这副装束，至今仍旧如此。结实的鞋子用皮鞋带结牢；一年四季都穿着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下面用银箍扣紧，上身穿一件黄色和棕色相间条纹、两排纽扣的丝绒背心，套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系一条黑领带，戴一顶公谊会教徒的帽子。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能用上十个月，为了保持干净，他总以一种有条不紊的动作，将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个地方。索缪城里的人关于这个人物知道得不会再多了。
城里只有六个人有资格拜访他家。前三位中重要的是克吕绍先生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上索缪城初级法庭的庭长以后，在克吕绍的名字后面又加上了蓬封这个姓氏。他的签名已经变成克·德·蓬封。鲁莽的诉讼人称他为克吕绍先生，出庭时马上会发觉自己干了一件蠢事。这位法官保护称他为庭长先生的人，但是称他为德·蓬封先生的奉承者，他会报以和蔼可亲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三岁，拥有一处叫蓬封的田庄（Bonifontis），年收入七千法郎；他等着继承两位叔伯的遗产，一位是公证人，另一位是图尔城圣马丁教堂的显要神甫，据说他们都很有钱。这三个克吕绍的叔伯兄弟很多，和城里二十来家有联系，结成了一个党派，就像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克吕绍家族像梅迪奇家族一样，也有帕齐家族与他们为敌。德·格拉散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坚持不懈地前来和葛朗台太太打牌，希望让自己心爱的阿道尔夫和欧仁妮小姐结婚。银行家德·格拉散先生不断地在暗地里为老吝啬鬼效劳，有力地支持妻子的计谋，总是及时赶到战场。这三个德·格拉散同样有他们的帮手、亲属和忠实的盟友。
在克吕绍一家方面，神父是家里的塔莱朗，得到他的兄弟公证人的有力支持，与银行家太太激烈地争夺地盘，极力要把葛朗台的丰厚遗产留给自己当庭长的侄子。这场在克吕绍一家和德·格拉散一家之间为获得欧仁妮·葛朗台的婚姻而展开的明争暗斗，成为索缪城各个阶层的热门话题。葛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先生还是德·格拉散一家的阿道尔夫先生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回答说，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给这一个，也不会给那一个。他们说，老箍桶匠雄心勃勃，在寻找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做女婿，他一年三十万法郎的利息收入，能让人接手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酒桶生意。还有人反驳说，德·格拉散夫妇是贵族，极其富有，阿道尔夫又是一个英俊的骑士，除非葛朗台还有一个教皇的侄儿可以左右，这样门当户对的婚姻应该让出身低微的人，让一个索缪全城人都看到过手里拿着木匠斧头，另外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老于世故的人指出，克吕绍·德·蓬封先生随时可以拜访葛朗台，而他的对手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受到接待。有些人认为，德·格拉散太太比克吕绍一家和葛朗台家的女人来往更密切，可以给她们灌输某些想法，这些想法迟早会使她获得成功。另外一些人反驳说，克吕绍神父逢迎拍马天下无双，女人对僧侣，势均力敌。索缪城有一个才子说：“他们是旗鼓相当，打成平手。”
当地更知内幕的老前辈认为，葛朗台家过于精明，不会让家产外流，索缪城的欧仁妮·葛朗台小姐会嫁给巴黎富有的葡萄酒批发商葛朗台先生之子。对此，克吕绍一家和格拉散一家回答说：“首先，两兄弟三十年来没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他的儿子有很高的期望。他是区长、议员、国民自卫军上校、商业法庭审判员；他不承认索缪城的葛朗台一家，一心想跟得到拿破仑恩宠的公爵之家联姻。”方圆二十法里，甚至从昂热到布洛瓦，在驿车里，都有人谈论这个女继承人的婚事，不是说什么话的都有吗？
1818年初，克吕绍一派明显占了格拉散一派的上风。弗罗瓦封家的地产以花园、出色的古堡、农庄、河流、池塘、森林闻名，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罗瓦封侯爵因急需现款，不得不将它出卖。克吕绍公证人、克吕绍庭长、克吕绍神父在他们的党羽的帮助下，成功地阻止了将地产分块出售。公证人和年轻的侯爵做了一笔有大钱可赚的生意。他说服了年轻侯爵，“分块出售要同中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凑足一块块地的总数。”好是卖给葛朗台先生，他有支付能力，而且又能用现金来购买地产。这片景色秀丽的弗罗瓦封侯爵封地于是送进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使索缪人大吃一惊的是，葛朗台先生在办完手续之后，打了折扣，用现款一次付清。这件事在南特和奥尔良引起轰动。葛朗台先生搭一辆别人的回程车去察看他的古堡。他对自己的产业以主人身份瞥了一眼，然后回到索缪，深信这笔投资有五厘利，而且产生了一个出色的想法：要扩大弗罗瓦封侯爵封地，和他的所有产业归并到一起。随后，为了重新填满他几乎空虚的金库，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砍光，把草场上的白杨也卖掉。
现在很容易明白葛朗台先生的“府邸”这个词的全部分量了。这是一座灰白、阴森、静悄悄的房子，坐落在城市的高处，城墙的废墟掩映着它。两根支柱和拱顶构成门洞，像房子一样，用石灰华砌成，这是卢瓦尔河畔特产的白石，质地松软，平均使用寿命不到两百年。恶劣的天气在拱顶和门洞侧壁古怪地形成大小不等的无数小洞，外表宛如法国建筑中使用的布满虫形的石块，也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在拱顶上面，有一长条硬石浮雕，代表四季，形象已经剥蚀、发黑。浮雕上面有一块突出的石板，板上有好几种随意生长的野草、黄色的蒿草、牵牛花、旋覆花、车前草，还有一棵已经长得很高的小樱桃树。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做成的，因干燥而到处开裂，表面看来不牢固，但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坚实地固定着它。边门中央有一个小方洞，装着密密的、已生锈发红的铁栅，铁栅上挂着一个环，环上面吊着一个突出的铁锤，铁锤正好敲在一颗形似鬼脸的大头钉上。铁锤呈长方形，属于我们的祖先称之为敲钟铁锤的那一种，酷似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文物爱好者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锤子原先大体是一个小丑的形象，因长期使用已经被磨掉了。小铁栅在内乱时代是用来辨认来客的，好奇的人可以往里看到幽暗发绿的拱廊尽头，有几级损坏的石阶，通到一个花园，四周的厚墙潮湿，布满渗水痕迹和一丛丛枯枝败叶的小灌木，别有情趣。这些墙壁是城墙的一部分，附近人家用它建成了花园。
底层体面的房间是厅堂，从大门的拱顶下进去就是厅堂的入口。很少有人了解安茹、都兰、贝里这些小城里厅堂的重要性。厅堂同时是候见室、客厅、书房、贵妇的小客厅、餐厅；它是家庭生活的舞台、公共场所；街区的理发师一年两次在那里给葛朗台先生剪头发；佃户、本堂神父、专区区长、磨坊伙计就从这里踏进。这个房间的两扇窗面向街道，房间装着护壁板；灰色的壁板镶着古色古香的线脚，从上到下装饰着房间；天花板由外表同样漆成灰色的梁木组成，梁木之间填满了已经发黄的、掺毛的灰泥。一只镶嵌螺钿的阿拉伯式图案的黄铜旧挂钟，装饰着雕工粗糙的白石壁炉台，上面是一面暗绿色的镜子，磨出斜边的两侧，显示出镜子的厚度，沿着镶嵌金银丝的钢框的哥特式细工板壁，闪射出一丝亮光。放在壁炉两边的两只金黄色的枝形铜烛台是两用的；主干与古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底座相配，去掉用作托盘的玫瑰花形灯芯，底座便是一个烛台，可供平常日子使用。古式的座椅套着织锦，锦面是拉·封丹的寓言图案。但是，必须知道这个寓言，才能看出是什么题材，褪尽的色彩和布满补丁的画面已经很难辨别。在这个厅堂的四角，放着墙角柜，这是一种餐具橱，上面是油腻腻的隔板。一张细木镶嵌的旧牌桌，上面绘着棋盘，放在两扇窗子中间的空当里。这张桌子之上，有一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色边框，饰以丝带状的金色木头，苍蝇在上面攀爬拉屎，有多少金色成了问题。壁炉对面的墙上，有两幅水粉肖像画。据说，一幅画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贝泰利埃尔先生，穿着法国禁卫军中尉的军装；另一幅画的是坐在安乐椅中已故的让蒂耶太太。两扇窗子都挂着图尔出产的、批发买来的红绸窗帘，用教堂那种有流苏的丝线细绳束起。这种奢华的装饰，和葛朗台的习惯很不协调，其实是买下这幢房子时就有的，包括护壁板、挂钟、带套子的家具和红木墙角柜。
在离门近的窗子下面，有一张草垫椅子，四只脚下面有垫板，为的是将葛朗台太太抬高到可以看到行人。一张褪了色的樱桃木小针线桌塞在窗洞下面，欧仁妮·葛朗台的小扶手椅放在旁边。十五年来，从4月到11月，母女俩每天的日子都在这个位置平静地度过，手里总有活计。从11月1日开始，她们便在壁炉前过冬。只有到了那一天，葛朗台才允许在厅堂里生火，他到明年3月31日就熄掉火，不管春寒料峭和秋凉袭人。在四月和十月寒意难挡的一早一晚，大个子娜侬从厨房里弄出些炭火，手脚麻利地放在脚炉里，给太太和小姐驱寒。母女缝制全家的衣物，尽心尽责地像女工一样整天操劳。如果欧仁妮想替母亲绣一条细布绉领，她便不得不挪用自己的睡眠时间，为了点灯，还要骗过她的父亲。长时间以来，吝啬鬼给女儿和大个子娜侬分发蜡烛，就像每天早上分发当天消费所需要的面包和食品一样。
或许只有娜侬一个人受得了她主人的专制。全城人都嫉妒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女佣。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才叫大个子娜侬。她在葛朗台家里已经干了三十五年。尽管她每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她仍然被看作索缪有钱的女佣之一。这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使她能够在公证人克吕绍那里存了四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大个子娜侬长期坚持不懈地积蓄，总数看来着实可观。每个女佣，看到这个六十来岁的可怜女人有了晚年的面包，都嫉妒她，却不去想想这是艰苦地做牛做马换来的。二十二岁时，可怜的姑娘因为长相实在丑陋，找不到婆家。可是这样说也未免不够公正。她的脸要是放在一个禁卫军掷弹兵的肩膀上，会受到何等的赞美啊。不过，常言说得好，什么都要相配。她曾在一个农庄放牛，农庄失了火，她只得离开，凭着她无所畏惧的坚定勇气，到索缪来寻找工作。这时，葛朗台老头想结婚成家，他发现了这个在每家都碰壁的姑娘。作为一个箍桶匠，他在判断一个人的体力上是不会错的，这个女人的体形就像大力士，双脚一站，仿佛一棵有六十年树龄、根深蒂固的橡树，熊腰虎背，一双手像车把式，诚实憨厚，正如她的贞操纯洁无瑕一样。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能获利多少，他看得清清楚楚。无论雄赳赳的脸上长满的疣子，无论紫酱的脸色，无论青筋暴突的手臂，无论娜侬的破衣烂衫，都吓不倒箍桶匠，尽管他当时还处在对女人会动心的年纪。于是他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吃住、工钱，使用她却不过分斥责她。
大个子娜侬受到这样的款待，高兴得暗中流泪，便真心实意地依附于箍桶匠，而箍桶匠像对封建家奴一样盘剥她。娜侬什么都干：做饭，洗涮，到卢瓦尔河洗衣，再扛回来；清晨即起，很晚才睡；在收获季节给所有摘葡萄的工人做饭，不让人捡地下的葡萄；像一条忠实的狗那样保护主人的财产。总之，她对主人盲目信任，对他离奇古怪的非分之想一一服从，毫无怨言。在1811年那少有的一年，收获葡萄要付出空前未有的辛劳，这时娜侬已经干了二十年，葛朗台决意把他的旧表送给她，这是她从他那儿得到的礼物。尽管他也把自己的旧鞋丢给她穿（她穿着也合脚），但不能把每一季得到葛朗台的鞋子也看作礼物吧，鞋子也真够破旧的了。缺吃少穿使这个姑娘变得十分悭吝，葛朗台终于像喜欢一条狗那样喜欢她，娜侬心甘情愿地让人在脖子上套上带刺的项圈，连刺戳也不感到痛了。即使葛朗台过于精打细算地切割面包，她也不抱怨。这户人家的饮食制度十分严格，但从来没有人生病，这种卫生上的获益让她感到快乐。再说，娜侬属于家庭的一分子。当葛朗台笑的时候，她也笑，同他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在这种平等中，有着多么甜蜜的补偿啊！主人从来不责备女佣，既不责怪她摘野杏或葡萄园的桃子，也不责怪她在树下吃李子或油桃。在果实把树枝压弯的年头，佃户不得不拿果子去喂猪，葛朗台对她说：“吃呀，娜侬，吃个饱。”
对一个从小受尽虐待，后来被人好心收留的可怜乡下姑娘来说，葛朗台老头那种含混的微笑，是一道真正的阳光。再者，娜侬心地单纯，头脑狭窄，只能容纳一种感情、一种想法。三十五年来，她总是记得自己光着脚，穿着破衣烂衫，来到葛朗台老头的工场前面，总是听到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小妞儿？”她的感激总是常新的。有时，葛朗台想到这个可怜的女人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星半点奉承话，不知道女人所能激起的柔情蜜意，到了将来在天主面前受审时，她能比圣母马利亚还要纯洁，他不禁产生恻隐之心，望着她说：“可怜的娜侬！”
他的感叹总是引来老女仆难以名状的目光。这个不时冒出来的感叹，久已成为一条绵延不绝的友谊锁链，每发一声，就增加一个锁环。这种出自葛朗台内心，使老姑娘感激涕零的怜悯，有着一种说不清的可怕意味。这种吝啬鬼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怜悯，在老箍桶匠心中唤起千百种快感，对娜侬来说却是全部幸福。“可怜的娜侬！”这句话谁不会说呢？但从这句话的音调和神秘莫测的哀叹中，天主会认出谁是善人。
索缪有大量人家对待仆人要比葛朗台好得多，但是主人却得不到仆人任何满意的表示。由此让人心存疑惑：“葛朗台家究竟是怎样对待娜侬，能使她这样死心塌地，肯为他们往火坑里跳呢？”
厨房装上铁栅的窗子朝向院子，始终干干净净，收拾整齐，冷冷清清，是名副其实的守财奴的厨房，什么东西都不会糟蹋。娜侬晚上洗完碗碟，收好剩菜，熄灭炉火，便到与厨房隔开一条过道的厅堂去跟主人待在一起织麻。晚上全家人只点一支蜡烛就够了。女仆睡在这条过道尽头的一间陋室里，陋室由开向邻家的小窗洞取光。她健壮的身体使得她睡在这样一个小窝里而不受影响。她从屋里能听到日夜都寂静无声的府邸的轻微响声。她好像一条警犬，竖起一只耳朵睡觉，一面休息一面守夜。
屋子的其余部分，在故事的下文里还会描绘；但对全家奢华所在的厅堂的素描，已经可以令人想见楼上几层的寒酸相了。
1819年11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大个子娜侬次生起炉火。这一年秋天，风和日丽。这一天是克吕绍一家和格拉散一家牢记的日子。因此，六位主要角色准备好全副武装，到厅堂里来相会，比一比谁的友情更好。早上，全索缪的人都看见葛朗台太太和小姐在娜侬的陪伴下，到教区的教堂去望弥撒，人人都记得这一天是欧仁妮小姐的生日。因此，克吕绍公证人、克吕绍神父和克·德·蓬封先生算准了晚饭该结束的时间，急急忙忙赶在德·格拉散一家到来之前，来向葛朗台小姐祝贺。这三个人捎来在自家小花房里采摘的大束鲜花。庭长要呈献的那束花的花梗上，别出心裁地裹上一条有金色流苏的白缎丝带。早上，葛朗台先生按照欧仁妮生日和本名节日这两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立下的习惯，突然来到她的床前，郑重其事地把他作为父亲的礼物交给她，十三年来每次都是一枚稀有的金币。葛朗台太太一般根据情况送给女儿一件冬天或夏天穿的长裙。这两件长裙，再加上元旦和父亲的节日她得到的金币，组成了大约五六百法郎的一笔小收入，葛朗台喜欢看到这笔钱积攒起来。难道这不是把他的钱从一个银箱放到另一个银箱里吗？可以说，是用喂小鸟的小棍儿去喂养他的女继承人的吝啬。他有时过问一下她的库存有多少。葛朗台太太的外祖父母从前也给过钱，对她说：“这是你将来结婚的压箱古钱币。”
用古钱币做压箱钱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法国中部有些地方还很流行，并神圣地保存着。在贝里和安茹，一个姑娘结婚时，她的家庭或者夫家应该给她一个钱袋，根据财产的多寡，放上十二枚或者十二打，或者一千二百枚银币或金币。贫穷的牧羊女如果没有压箱钱是不会出嫁的，哪怕只是大铜钱。在伊苏登，至今还谈论一个富有的独生女，她的压箱钱有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卡特琳娜·德·梅迪奇嫁给亨利二世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给她十二枚价值连城的古代金勋章。
吃晚饭时，父亲看到女儿欧仁妮穿上新裙后显得更美丽，喜盈盈地大声说：
“既然今天是欧仁妮的生日，我们就生起炉火！图个吉利吧。”
“小姐今年一准要成亲了。”大个子娜侬拿走吃剩的鹅肉，一面说。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的山珍。
“我看索缪压根儿没有配得上她的人家。”葛朗台太太答上一句，一面胆怯地望望她的丈夫。以她的年纪，这副神态显示出这个可怜的女人对丈夫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葛朗台端详了一会儿女儿，喜上眉梢地大声说：
“今天她二十三岁了，这孩子，该为她操心了。”
欧仁妮和她母亲心照不宣地互相瞧了一眼，没有吭声。
葛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面色蜡黄，动作笨拙、迟缓，就像那种天生受欺压的女人。她骨骼粗大，大鼻子，宽脑门，大眼睛，乍一看有点像既没味道又没汁水、棉絮般的果子。牙齿发黑，所剩不多，嘴巴四周满是皱纹，下巴颇像木底皮面套鞋往上翘起的形状。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拉贝泰利埃尔家的后代。克吕绍神父很会找机会地对她说，当年她比较漂亮。她居然也会相信。天使般的温柔、像被孩子折腾的昆虫那样任人摆布、少有的虔诚、心灵保持不变的稳定、心肠慈善，这些使她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敬重。丈夫给她的零用钱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尽管相貌可笑，她的陪嫁和继承到的遗产，却给葛朗台老头带来三十多万法郎。她却总是自惭形秽，感到寄人篱下，地位低贱。她心灵柔和，妨碍她起来反抗。她从来不要求一分钱，对公证人克吕绍要她签字的文件不表示一点异议。这种埋在心底的愚蠢的傲气以及葛朗台始终不了解反而伤害的高尚的心灵，支配着这个女人的行为。
葛朗台太太总是穿一件淡绿色绸裙，照例要穿上一年，披着一条棉质的白色大围巾，戴一顶缝制的草帽，几乎总是系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她很少出门，鞋子很省。总之，她从来不想为自己要点什么。因此，葛朗台有时想到，自从上次给过她六法郎，已过去很长时间，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上，要买主给她一些赠予。向葛朗台买酒的荷兰人或者比利时人所给的四五枚金路易，构成了葛朗台太太每年可观的收入。但是，一旦她收到五枚金路易，仿佛他们的钱是共有的，她的丈夫常常对她说：“借几个铜板给我好不好？”可怜的女人由于听她忏悔的神父对她说，她的丈夫是她的老爷和主人，所以很高兴能为他干点事，一个冬天下来，便在别人赠予的钱中还了他好些。葛朗台从口袋里掏出每个月的零花费，买针头线脑呀，买女儿的衣服呀，把钱袋扣上以后，他不忘记对妻子说：
“还有你，孩子他妈，你要些什么？”
“孩子他爸，”受到做母亲的尊严的激励，葛朗台太太回答，“我再说吧。”
这种崇高是白费心思！葛朗台自以为对妻子十分慷慨大度。像娜侬、葛朗台太太、欧仁妮这样的人，如果哲学家遇到了，不是很有理由觉得嘲讽是天主的本性吗？在次提到欧仁妮的婚事那餐晚饭以后，娜侬到葛朗台先生的卧室去拿一瓶黑茶子酒，下楼时差点摔跤。
“大笨蛋，”她的主人对她说，“你呀，你也像别人一样摔跤吗？”
“先生，是您的楼梯踏板不行了呀。”
“她说得对。”葛朗台太太说，“你早该叫人来修了。昨天，欧仁妮差点扭了脚。”
“好吧，”葛朗台看到娜侬脸色惨白，对她说，“既然今天是欧仁妮的生日，你又差点摔跤，喝一小杯黑茶藨花子酒压压惊吧。”
“当真，这杯酒是我挣来的，”娜侬说，“换了别人，会把瓶子摔碎，可是我宁愿摔断手臂，也要把瓶子举起来。”
“可怜的娜侬！”葛朗台一面给她斟酒一面说。
“你扭伤没有？”欧仁妮关心地望着她说。
“没有，我把腰一挺就站稳了。”
“好吧，既然今天是欧仁妮的生日，”葛朗台说，“我去替你们修踏板吧。你们这些人呀，就不知道踩在角上结实的地方吗？”
葛朗台拿走蜡烛，让妻子、女儿和女仆坐在除了壁炉里熊熊的火焰照亮以外没有其他亮光的黑暗之中，径自走到烤面包房去找木板、钉子和工具。
“要不要给您帮忙？”娜侬听到他在楼梯上敲打，向他喊道。
本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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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833—1839）
欧仁妮·葛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