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曹:行踪

作者：曹景行

页数：400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

ISBN：978753218701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我老曹：行踪》，资深媒体人曹景行的一部杂文集，全书分新闻采访、 杂文时评、亲情忆旧、行走世界、“他们眼中的曹景行”四个部分，并配图片若干。这是作者写于不同时期的散文和杂文，一篇篇串起来，便是一部非正式的回忆录。作者以散文的方式回顾了自己70多年的跌宕人生：1960年代下过乡，1970年代第一批考上大学，在上海当过研究员，去香港开始了记者生涯，年过半百出镜当电视主持人，后来又回内地大学任教，现在愿意尝试各种新媒体并颇有成效……作者的生活史、成长史、事业史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命运的起伏迭宕，及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其相关文章颇有个人回忆及史料留存价值。全书或回眸历史风云，或追溯旧人旧事，文笔平实而不失老辣，文意颇有历史纵深感，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显现了社会和时代运行的轨迹。

作者简介

曹景行（1947-2022），著名媒体人。生于上海，曾下乡务农十年，复旦历史系毕业。曾任香港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资讯台副台长，主持过《时事开讲》《口述历史》《景行长安街》等节目。《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受聘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东华大学兼职教授。
2009年起曾任东方卫视《双城记》和《新闻60分》主持人，并每年在北京两会期间主持“两会”特别节目。著有《我老曹：行踪》《香港十年》《光圈中的凤凰》《印度十日》《不丹十日》等。

本书特色

他“行踪”七十余载
他从事媒体三十余年
他是“电视时评第一人”
他被誉为“新闻雷达”
这是他回忆往事的风云起伏
……..万水千山

目录

节选

马年台北访马
凤凰卫视到台北采访市长马英九之前，胡一虎要到新加坡主持一项电视活动。当他告诉那里的女性同行下一个采访对象是谁时，她们都惊叫起来，万分羡慕。马英九的“女人缘”居然扩展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绝对是个异数。采访完成后不久，我在台北传来的电视新闻中又看到一个相仿的例子：陈水扁陪同某位外国客人参观台北一所女子中学，女孩子们却把跟随在后的马英九团团围住，又蹦又跳又嚷又笑，拉住手拍了照片又要签名。
香港女记者对马英九的一片“痴情”，表现为心甘情愿清早摸黑起身同他一起跑步。我们这次却发觉，那是件蛮累的事情。清晨我们在马英九市长官邸门口架好摄影机时，天还没有发亮，街头空无一人，也不见警卫人员站岗布哨。所谓“官邸”，也就是马英九当市长前早就买下的那套公寓住宅，在一幢灰灰的旧楼里面。他家下面二楼的一个空单位正在放售，窗口贴着业主的电话号码和开出的价码，我粗粗估算，大约花港币百多万，就可以成为马市长的楼下邻居了。
近半个小时的雨中跑步使马英九精神十足，可怜的胡一虎脸上却带着未消的睡意，两人看起来似乎同样年龄，实际上则有十来岁的间距。马英九还得寸进尺，建议我在他们一起跑步的照片下面加上一行说明：“旁边的那位是马英九的叔叔”。马英九的外貌确实不像半百之人，尤其是头天下午接受我们专访时，每个镜头都显得神采奕奕。但一个多月之后，有位台湾电视新闻记者告诉观众，马市长也开始掉头发了。一叶能知秋，一发能知岁月？
我们采访马英九，每天都要早起身，第一天清晨就跟随他到内湖地区去看水利工程。他穿上胶靴，同工程人员一起脚踏泥泞跑来跑去，问得仔细，听得用心。去年（2001年）9月的“纳莉”台风带来的大水，可能是马英九当台北市长三年来最大的失误和挫败。那几天市内到处汪洋一片，连台北市民引为骄傲的地下“捷运”（即地铁），好几个车站及调度中枢都悲惨“泡汤”，瘫痪了好几个月。今年如果再来一次类似灾难，他年底竞选连任至少就会失去一半希望。目前他得到七成以上市民的支持，在全台湾的县市长中名列第一，比民进党的高雄市长谢长廷高出两成还多。 做事认真，是马英九的特点。每星期七天，每天十六七小时的工作，也实在辛苦。我们采访他的那个星期天，从早到晚他参加了近十场活动，哪些是他身为台北市长工作之必须，哪些是他作为政治人物“作秀”之必须，可能已经很难区分开来。我们同其他媒体一样，一定会问他有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打算，他也照例把“现在只考虑年底连任市长”的标准答案再复述一遍，滴水不漏。但他真的不想同陈水扁再来一次全方位的较量吗？
第一次见马英九的“人气”，是1998年12月他击败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那一刻，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一起去采访的曾瀞漪高兴得同身边的孩子跳起舞来。一年多后李登辉帮助阿扁赢得了政权，大批民众包围国民党党部，激烈声讨李登辉，国民党高层人物中只有马英九敢于走进抗议队伍之中，即使被丢鸡蛋也没有落荒而走。6月，国民党在失败的颓丧气氛中举行“临全会”，马英九以最高得票进入党的核心，一群年轻党工欢呼着把他抬了起来，“百年老店”国民党似乎有了一点生气，对明天也多了一点期盼。但在台湾的政治气氛中，马英九这个“外省人”能不能得到中南部“本省人”的认同，已成为判断他未来发展空间有多大的关键性指标。
2001年12月台湾选县市长（不包括台北、高雄二市）和“立法委员”，马英九第一次高调走出台北市，到中南部一些县市辅选，甚至还深入到阿扁故乡台南县，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民众相当热烈的欢迎，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也给了他新的信心。接受我们专访时，他还特别强调了这件事情，选举结果对他有利有不利。有利的是台湾中部以北县市大部分由国民党当政，几乎连成一片，马英九自然成为蓝军县市长的龙头，声势更壮。不利的是国民党在“立法委员”改选中大败，不仅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而且也不再是“立法院”第一大党。尤其是台北市多位现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竞选连任失败，对马英九年底的选举当然不是好事情。
专访开始之前，马英九在会议室开会，任由我们在他的市长办公室里面布置和拍摄。胡一虎坐上了市长“宝座”，我靠在他前面的办公桌旁，抬起头，透过窗，穿过濛濛的细雨和隐隐约约的雾气，就可以看到五公里外的“总统府”轮廓。我们马上想到问一个问题：在台北市最有名也最漂亮的仁爱路那头，是阿扁办公的地方，而这一头则是马英九的市政府，他们两人每天抬起头来时，会不会都想到对方？真是冤家对头啊！
（2002年） 学做新闻杂志编辑的日子
2017年年尾，美国历史最久的新闻周刊《时代》在评出年度风云人物之前，就先把自己卖掉了。九十六年前创办《时代》的老亨利·卢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辗转反侧，难以安眠。曾在《时代》集团里面打过几年工的我，闻此消息也五味杂陈，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初入这行时“受训”的经历。
三十年前亚洲经济持续腾飞、中国全面走向改革开放、香港加快回归祖国的进程……总部在美国纽约的《时代》集团开始向东南亚和“大中华”地区扩张地盘。先是收购了香港英文新闻周刊《Asiaweek》（亚洲新闻），接着又在那儿创办了中文新闻周刊《亚洲周刊》；两家杂志名字容易混淆，其实在同一办公楼里面各有自己独立的编辑部。1980年代末我移居香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亚洲周刊》的撰述员（Writer），从此开始新闻人的生涯。
那时香港报刊市场特别繁荣，五花八门，没几天就有一份新的报纸杂志创刊面世。我们杂志作为一份严肃的国际新闻周刊，同香港地方性刊物很不一样；不仅内容和风格不同，整个编辑过程也特别严谨，完全依照美国《时代》周刊的作业模式。像我这样一个刚转入新闻行业的新手，能够一开始就在那种体制中起步，实在获益匪浅。
就拿研究员（Researcher）这个名称来说吧。在上海我就经常翻看《时代》周刊，发现他们编辑部里设有这么一种职位，心想到香港后能当个研究员应该很不错，因为自己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六七年也只升到助理研究员。只是进了《亚洲周刊》才知道，他们所说的研究员其实等于内地的资料员。但又不只是收集剪报管理资料室，而是要为撰述员和编辑提供所需资料，还要负责核对文稿中的新闻事实。
作为撰述员，我的工作是综合改写记者来稿，或者译写《时代》集团其他杂志的文章。每篇报道动笔之前，就会有研究员送来一叠内容相关的报刊剪报，多为英文。我完成稿子打印出来再送一份给研究员复核，他们不仅校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更要查对我所用的每一个新闻事实、每一句引语、每一个专用名词……有错必纠，最后签字认可。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遇到弄不明白或有争议的地方，他们就要再去翻字典找资料，多重核对查证。也会直接打国际长途电话或发传真给散布世界各地的记者、采访对象，一一核对清楚，不容留下含糊。
后来我改做编辑和资深编辑，要处理的稿子更多，每天都要面对好几位研究员同事。尤其是每星期最后截稿的日子，我们称作deadline，我写字桌前常常坐着好几位研究员，排队等着我讨论稿子。他们多为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香港年轻人，女生占了一大半，一般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普通话连听都成问题，更谈不上说了。这就逼着我尽快学会广东话，才能在很紧迫的时间里同他们讨论许多复杂的新闻事件，比如菲律宾军事政变或俄罗斯经济“震荡疗法”。可以说，多亏了《时代》周刊建立的研究员制度，我今天还能讲一口“不咸不淡”但至少香港人能听明白的广东话。
在《时代》杂志建立的新闻“生产流水线”中，研究员只是初级把关人。那时，记者发来的采访内容由撰述员统一改写，成稿后交编辑和分管不同领域的资深编辑多次修改，末了由副总编辑和校对员做最后修改，交总编辑审阅签版。做新闻周刊最要命的是截稿当日发生重大新闻，不得不更换上万字的封面专题，时间极为紧迫。但上述编辑环节一个都不能忽略，往往拖到深更半夜、口枯眼昏才能送印刷厂。
这种严谨的编辑程序，可说是知识劳力密集的高成本作业；有的报道如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刊发前还要再请公司内的法律顾问仔细审阅，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付印“出街”。即使如此，仍然难免出现大小差错，甚至被告上法庭判罚巨款。我在那儿打工的几年中，周刊就发生两起重大官司，都是在新加坡被起诉，也都是因为引述了错误的信息。法院判决诽谤成立必须罚款道歉，分别赔给对方九十万美元和一百五十万新元，金额真不算小。
第二起官司发生时，周刊已经换了老板。1990年代初《时代》集团与华纳电影合并为世界最大传媒企业时代-华纳，1994年调整资本结构，把一直亏损的《亚洲周刊》卖给了香港《明报》集团。重组编辑部时，最大的变化除了把撰述员与编辑合二为一，就是取消了研究员部门，只保留了两位研究员。另外，原来与《Asiaweek》共享的资料室连同几十万份剪报也留给了他们，新编辑部不再设立自己的剪报档案库。这样做一是为节约成本而缩小编制，再就是顺应数码科技对报刊出版行业的冲击。
三十年前我在香港开始新闻工作时，正逢印刷媒体由原先的铅字排版转为电脑排版。排字房消失了，好多几十年前就入行的老员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有的只能改行去做大楼门卫当“看更”。对媒体记者、编辑来说，开始还可以继续用笔手写稿子改稿子，另有专门的电脑打字员帮你打稿。没过几年，编辑部里所有人都自己学会电脑写作，否则就难以继续任职。
接着又有更大的变化。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internet这词，最初连中文译名都不统一，也有叫“国际网络”的，后来才定于一尊为“互联网”。很快我就用上了，不仅可以及时接收新闻信息，查找资料更是方便。在编辑流程方面，各地的记者把电脑文字稿直接传到香港编辑部内部网络，编辑完成后又经电脑直接送去排版。这样的作业流程今天早就成为常态，当时却是平面媒体的一场技术革命，一场残酷的生死淘汰。
互联网的另一大变革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图片的品质，从此我们随时都能收到摄影记者和通讯社网上发来的高保真原图，电脑上选用后略加裁剪立即就可以进入排版，完全取代了以前的“三色纸”。所谓“三色纸”是通讯社把新闻图片分解为三种原色，再分别用电传送给订户，我们收到后再把三色叠加恢复原图，质量往往很差，有些还可以勉强刊印，多数根本不能采用。也因为互联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好多报纸开始改成彩印，图片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少。
我们取消了研究员部门和资料室，取消了撰述员和编辑的分工，缩短了作业流程，让编辑承担起更多职能和责任，有效控制了编辑成本。但从《时代》那儿学来的那种严谨风格，还是用心保存下去，也就是特别注重新闻事实准确和文字一丝不苟。
那七年编辑工作的“训练”，加上早先在上海社科院的七年研究工作，成为我后来做电视新闻和评论的根基。当前新媒体繁荣兴旺，传统媒体扎堆投入融媒体，信息之庞杂远非我们当年能够想象。与此同时，有些新闻平台也变了味道，新闻品质更加不敢恭维，常常触碰专业底线，编辑中的低级错误更是时有所见。有感于此，写下上面这些陈年旧事供新一代新闻人参考；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担心，算是为过去留下几笔记录。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