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如风;乡愁聚散流变和认同

作者：..

页数：310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514398410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精选文集，由不敢相认是故乡、逝者如斯话师恩、从实求知承薪火、行走在学术田野、新乡土中国重建、文化如风润无声、岁月似水自在流等七编构成。通过40多年田野调查经历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思考，表达作者60年人生感悟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心得，以文化随笔、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个人和时代的文化流变、内在逻辑以及顺应展望的感想。。

作者简介

徐平，1990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师承费孝通教授，现任中央党校二级教授、博导，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出版著作30余部，论文200余篇。

本书特色

1. 名师传承，思维严谨，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使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
2. 事例清楚，有据可查，让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目录

节选

第一篇??不敢相认是故乡
生于1962
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汪那张笑盈盈的大脸，眼里透着老友再见的快乐。我说，老汪你一点儿没变；他说，你还是那么年轻。老汪是一位装修工人，他是按约定两年后来给房子“补妆”的。我们的友情开始于两年前的装修，亲近于关于年龄的攀比，我们都生于1962年，他比我大3天，按照南方民间的说法，我们是“老庚”。他帮我装修房子，这是缘分。
老汪说话略带口吃，办事总是不紧不慢。一个旧的油漆桶，装着他的工具和水杯。上身穿着工装，经常让汗水湿透，下身穿着廉价的裤子，总是粘着油漆，布鞋已经开口，但进屋必穿鞋套。几乎不喝给他泡的茶，也不随便动业主的家具，老汪很在意自己的职业形象。刚开始的聊天有些费劲，问一句答一句，老汪不喜欢说话。直到攀上了“老庚”，他的话才多起来。我们的共同爱好是抽烟，交换着好烟或孬烟，关系立即亲近了不少，老汪不仅话多起来，而且还很健谈。
老汪生长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公社大院，我生长在四川汶川的一个公社大院，我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是，他的父亲18岁参加工作，后来担任公社书记，属于土生土长的“当权派”；我的父亲则是大学毕业援助少数民族地区“第二家乡”的知识分子，因为“出身”不好，一直降级到最基层的公社担任文书。我们之间有着阶层差距，也有着地区差距，老汪近一米八高大魁梧的身躯和我驼背瘦弱的体形，保留着那个时代的成长印记，我微突的肚腹和老汪挺拔的身材，也反映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那个时代的干部总体清正廉洁，老汪的父亲并没有利用权力让老婆参加工作吃上“商品粮”，他母亲一直保留着农民身份。其实也是那时比较常见也比较实惠的“双轨制”搭配，有一份按时就发的工资，又有农村的自留地和口粮分配，粮菜不花钱不说，养一群鸡鸭和一两头猪，光是宅边地头的水果，或是地里拔根萝卜摘根黄瓜，就让我们这些纯机关干部子弟羡慕不已。
老汪的父母一气生了6个儿子，全部健康成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也不少生，一般只能存活3个左右，连我家这样的双职工家庭，父母一生的拌嘴大都因为钱“扯不拢”。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派我到粮站买回当月所有的配给粮食，加上每人半斤肉二两油的“副食”供应，让人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公社开基层干部会议，最吸引人的就是青蒜炒腊肉和肉汤里煮的那一大锅萝卜，群众那时还不兴骂腐败，而说他们干部又在“拈闪闪”，说的是一块大肥肉夹在筷子上的那种感觉。供销社每次熬猪油，全街人都仰着脖子走路，那种香味一直钻进记忆最深处。
我们出生的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生育的高峰。老汪说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村里没有饿死过人，而我常想起的是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一对孤儿为了生存，哥哥将弟弟丢进了河里，弟弟说别让我死，我的饭全留给你吃！那哭声和随波远去的弱小身影，永远留在我的回想世界里。那会儿稍胖点的同学，绰号大多叫地主或胖子，长得胖的人叫“富态相”，那是有福之人，不像今天的愁胖情结；人们一见面问候语是“吃了吗”，吃了就意味着又多过一天，真切地透着关怀，也不像今天的“你好”，客气后面是礼貌的距离。
学校教育是社会的过滤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那会儿的基层干部几乎无暇顾及孩子，也不看重学习成绩，大家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我们上的小学学制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就毕业，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一会儿学军，就是没有好好地学过知识。办农场栽树拾粪，学大寨改土造田，连学校最早的教学楼，也是学生背沙石“自力更生”建设的。我们比20世纪50年代生的人幸运，没有赶上“上山下乡”。1976年后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学校教育也逐渐走向正轨。我们初中毕业时，一个同学拿的是肄业证，因而没有能够上高中，他至今耿耿于怀。他父亲也是位公社领导干部，扯着嗓子骂街：“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拿修业证（他把肄业念成修业），给修正主义一个姓，地富反坏分子的子女拿毕业证，这学校是给谁办的？”让学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高中快毕业，我们才开设英语课，刚教完26个字母就参加高考，我居然还考了3分。
我一直感慨于教育改变命运。我从来不是优秀学生，也说不上学习多么努力，尤其是对比那些刻苦勤奋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1979年的高考，却让我直接从山里孩子成为北京城里人，是所有中学同学中唯一的幸运儿。一是要感谢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给大山深处的农村带去一拨现代文明，口琴、手风琴、样板戏以及篮球和电影，让我们知道还有另一个世界；二是要感谢极“左”时代倒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不幸让山区的孩子拥有了一个短暂但相对城乡平衡的受教育机会，他们调离回城后农村教育质量明显下降，而我就读的高中早在20世纪末就被撤并了；三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我初中毕业最想上山下乡当自由自在的农民，让我父亲骂回学校继续上学，高中时他又不顾情面地让我留级多读一年，因而获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家里有书且爱读书，也创造出比别人更好的学习氛围。
老汪的父母给了他们良好的长身体家境，却没有抓住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老汪家的六弟兄，三个念完高中，三个只念完初中，因为当时户口随母亲，他们大都是农民身份，只有一个弟弟因为当兵转业进了水管所，捧上了铁饭碗。大哥一直担任村支部书记，去年才解职，老二就是当兵的那位，老三在大包干后就经营小作坊，日子过得不错，老五家道小康，却英年死于癌症，老六做生意最大，家境最好。老汪是老四，从小就不爱学习，总是留级，上初中靠的是父亲的面子和高压，到高中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熬到初中毕业，立即选择学木工手艺，开始自食其力。在我考取硕士研究生的1984年，老汪跟随老乡一起来北京闯世界，从此就一直在北京顽强生存。作为北京快速现代化的具体建设者，他的资历比我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