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遗产——古遗迹卷

作者：广东省文物局

页数：328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03072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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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2462处古遗址和近十年的考古新发现遗址基础上，遴选出251处，分为洞穴遗址和聚落遗址，窑址，城址与军事设施遗址，宫殿衙署遗址与寺庙遗址，矿冶遗址与窖藏址，驿站古道遗址，桥梁码头遗址、水利设施遗址与水下遗址和其他古遗址八大类，扼要介绍了广东地区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古遗址概况，为了解广东古代社会提供了系统的实物证据，也为构建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目录

节选

概述Introduction 广东省地处五岭之南，南海之北，北回归线横贯全省，跨亚热带和热带两个温度带，属于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非常丰富，适宜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存繁衍。历史上活跃在广东的先民们，因为生产、生活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分布广泛、类型多样的各类建筑物或构筑物，大者如城市、聚落，小者如桥梁、烽燧等。虽然这些历史创造中的相当部分已经因为自然因素或者人类活动而全部或者部分掩埋于地下，但它们却是认识人类文明，复原岭南社会的重要史料。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考古成果，让广东省辖区内众多的古遗址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古遗址分布范围覆盖广（基本覆盖广东省全境）、时间跨度长（从距今几十万年前到近现代），其中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如旧石器时代的郁南磨刀山遗址、韶关马坝人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深圳咸头岭遗址、曲江石峡遗址，夏商时期的村头遗址、深圳屋背岭遗址，秦汉时期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五华狮雄山遗址，以及宋代的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宋明清广州城遗址，还有“南海I 号”和“南澳I 号”沉船遗址等，不仅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系统的实物证据，也为构建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一、遗址总论 广东省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多样。平原大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7%（其中最大的两块平原分布为广东省中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粤东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而围绕在两块冲积平原之外的主要是粤北、粤西的河谷、山地相间地貌（史称“陆梁地”）和南部的沿海台地。同时，广东省沿海还分布着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岛屿700多个。复杂的地貌类型和宜居的气候条件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和生计资源，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也在长期与所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和生产模式，在广东大地上形成并留下了类型多样、内涵复杂的众多古遗址。在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文物部门共登录古遗址2462处，其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文物保护单位54处、县市文物保护单位245多处，以及未定级的古遗址2191处。 本次调查登录的古遗址中，属于新发现的共计939处（占总数的38.1%）。这些古遗址资料总体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类型上看，广东古遗址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包括聚落类遗址、建筑类遗址、手工业类遗址、军事类遗址，以及特殊类型遗址（如水利类、交通类、窖藏祭祀类以及水下遗址等）。在数量上，聚落类遗址最多，共计945处（约占古遗址总数的38.4%），其次为建筑类和手工业类遗址，分别为495处和392处（各约占古遗址总数的20.1%和15.9%），其他类型的古遗址则数量相对较少，空间分布上也相对零散；总体而言，广东古遗址的类型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秦汉之后中央政权不断加强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力度、区域人口增长以及人类活动日渐频繁密切相关。二是从时间上看，广东古遗址具有不连续和不平衡的特点。前者表现为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古遗址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有出现，如洞穴址在先秦时期之后基本不见，而水利类遗址等则很少见于隋唐之前等。后者则表现为不同时期的遗址数量存在较大差异。 新石器—商周时期和宋代以降的古遗址数量最多，两阶段的古遗址数量已占登录遗址总数的86%，而其他如旧石器时代、秦汉及两晋隋唐时期的古遗址数量则明显较少。三是从空间上看，广东古遗址也存在着区域间的不平衡性。粤西地区古遗址最多、粤东地区古遗址最少，登录数量分别为820处和487处；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古遗址数量相差不大，分别为600处和555处[1]。同时，地形地貌也对遗址分布造成一定影响，古遗址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同样表现在山地、平原、沿海台地和滨海低地等不同地形地貌区域的古遗址数量差异上。如果将古遗址的空间分布状况放到不同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可以更加容易理解这种空间不平衡性的存在。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区域的差异表现为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地区的遗址数量都很少，粤北地区数量稍多（约占同时期遗址总数的25.5%），而粤西地区的遗址数量则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区域（约占同时期遗址总数的59.4%）。到两晋隋唐时期，除粤北地区的古遗址数量与前期相当外，其余三个区域的遗址数量均有大幅增长（其中珠三角地区增幅最大，为417%）。这一时期各地遗址数量的增加应该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以及岭南经济的加速发展有关。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遗址多数选择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及台地或者滨海低地区等不同，汉晋隋唐时期的遗址位置呈现出向地势低平的台地和平原扩散的趋势，并且遗址的内涵也更加多样化，特别是手工业类遗址有较多发现。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已登录的古遗址数量高达1300处，全省各地的遗址数量几乎都有较大增长，粤东地区的遗址数量接近之前遗址总数的2.6倍。而且此时古遗址数量的增加也伴随着遗址类型不断丰富，几乎已经涵盖了古遗址的所有类型。 二、遗址分论 为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遗址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下文将选择居址类遗址中的聚落遗址、城址，手工业类遗址中的窑址，以及交通类、军事类和宗教类遗址加以简单介绍。 （一）聚落遗址 广东发现的聚落址共计945处（其中洞穴遗址为42处），约为登录遗址总数的38.4%。聚落遗址以先秦时期为主，主要包括洞穴类型（如英德青塘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阳春独石仔遗址等）、沙丘类型（如深圳咸头岭遗址、珠海宝镜湾遗址等）、贝丘类型（如高明古椰遗址、三水银洲遗址等）和岗地类型（如曲江石峡遗址、龙川坑子里遗址等），所有这些居址均选择在水、热和自然资源条件较好的区域环境之中。旧石器时代的23处聚落址绝大部分为洞穴类型，其中粤西地区为17处、粤北地区5处、珠三角地区1处。虽然目前所发现的这一时期遗址数量少且类型单一，但如果对比周邻的广西、湖南等省的发现来看，可以肯定广东省辖区内应该还有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待发现，特别是与广西百色盆地自然条件近似的广东境内的西江、北江及其支流的阶地上，理应能够找到相当数量的旷野型旧石器时代居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罗定盆地一带就发现了较为密集的河流阶地类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及全省的488处新石器时代聚落址，表现出与区域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特点。在粤西和粤北地区，常见岗地和洞穴类型居址，而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地区的中北部可见台地、贝丘遗址，南部的河口和滨海地带则多为贝丘和沙丘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贝丘和沙丘遗址的居民生活更多与狩猎-采集经济相联系，而粤北地区的一些岗地遗址中已有栽培农业存在的明确证据。夏商周时期，遗址的类型及空间分布情况虽然与新石器时代相似，但是312处聚落址中的岗地类型明显增加，而洞穴类型居址已基本不见。此时，印纹硬陶流行于广东全境，稍晚阶段青铜器及铜器范铸技术的出现则表明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秦汉时期，汉文化随着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张逐渐传入岭南，农业文明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也扩展到了广东境内的大部分地区，贝丘遗址已基本不见，沙丘遗址数量也大幅减少，岗地或台地类型居址成为主流形态。在政治经济中心或者战略要地，逐渐出现了一些大型聚落或者城址，广州（番禺）的岭南中心地位开始形成。两晋隋唐时期的聚落选择开始从岗地、台地类型向平原或低地区扩散，虽然粤北地区连接南岭南北两侧的交通线附近发现了不少这一时期的居址和墓地，但空间分布上则以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密集。宋代以后，海上贸易的大发展和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一般村落的数量和面积也较前期有所增加。在拥有大片平坦土地及海陆交通之便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则分布着更加密集的聚落和更多的人口。 （二）古城址 已登录的90处古城址中既有保存较完整者，也有只残存部分设施者（如城门、城墙和护城河等）。这些古城址一般延续的时间都不长，多数只存在一个朝代，只有个别城址（如广州城）延续时间可长达千年之久。目前，广东所见最早的古城址是可以确认的两汉时期乐昌赵佗城、始兴罗围城堡、英德江口咀城和广州番禺城等处。这些早期城址的面积都不大，形状不太规整，筑城方式也不尽相同（如罗围城堡的城墙依托台地地形堆筑而成，赵佗城的城墙则明确采用了夯筑技术）。在选址上，它们无一例外地选择在沿河道交通要津。两晋之后，广东境内发现的古城址无论在数量或面积方面都较前期明显增长，包括南朝时期城址10处、隋唐时期城址18处、宋元时期城址14处，这些城市一般都具有各自所在区域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与宋元之前城址的性质有所不同，目前登录的明清两代城址数量虽然较多（共51处），但其中分布于沿海一带、具有军事性质的卫所占据较大比例。如明朝在广东设立了8卫25所，清代前期则设立卫所共37处[1]。显然，本次普查发现的古城址并不能完全反映岭南地区历史上古城址的繁荣和辉煌，它们充其量只是广东城市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缩影，我们完全可以把握广东城市演进的脉络和古代城市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窑址 广东发现的手工业类遗址中，古窑址最为突出，共计330处。这些窑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商周汉晋，到唐宋时期开始快速发展（目前发现隋唐时期窑址62处，两宋时期窑址132处），广东成为我国南方外销瓷的重要产区。制瓷业的发展一方面依托岭南地区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海外贸易对陶瓷类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陶瓷烧造技术的进步（例如龙窑和阶级窑的出现，瓷土选配技术的提升、瓷器装烧技术的调整等）更是广东窑业大繁荣的内在动力。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广东境内的唐代窑业生产呈现出向兼具陶瓷生产原料及水运交通更加便利的滨海河流沿岸集中的趋势，如唐代的雷州半岛、宋代的韩江三角洲等地。唐时期广东重要的窑址包括雷州茂胆窑、新会官冲窑、梅县水车窑等。宋代时，岭南的陶瓷生产较之唐代更为兴盛，已发现的窑址几乎遍及广东各地，此时至少已经形成了雷州半岛、韩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珠三角的广佛一带等三个陶瓷生产中心，重要窑址有广州西村窑、佛山奇石窑、南海官窑、笔架山潮州窑、梅县瑶上窑和雷州窑等。潮州笔架山附近的窑址在宋代已经非常出名，曾有“百窑村”之称。唐宋时期广东各地生产的瓷器基本都是仿烧长江、黄河流域主要窑口的产品，广东省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在西沙群岛的调查资料显示，最迟在北宋时期，广东已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外销瓷产地之一。明清两代，广东地区陶瓷生产继续发展，窑址数量大幅增加，现共登录163处，陶窑形态以龙窑和馒头窑为主。明代窑烧制陶瓷器大体分为四类，即以惠阳窑为代表的仿烧龙泉青瓷产品，以大埔光德窑为代表的外销青花瓷产品，以佛山石湾窑为代表的黑釉、酱黄釉民用陶瓷产品和以遂溪窑为代表的民用青釉、青白釉瓷器产品[1]。清代广东民窑在青花瓷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产品的生产规模也迅速扩大，如佛山石湾窑已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史料记载当地曾有上、中、下三个窑区一百多座陶窑[2]，粤东地区的青花瓷、珠三角地区的广彩瓷器也成为重要的瓷器品类。广（州）佛（山）一带和潮州地区成为清代广东最主要的陶瓷产区。除烧制陶瓷器外，广东发现的窑址还有专门用于烧制砖瓦、石灰和木炭的。 （四）其他类型遗址 在广东目前已发现的古遗址中，除聚落遗址、城址和窑址较为突出外，其他类型古遗址，如交通类遗址、军事类遗址和宗教类遗址虽然数量略少，但也都各具特点，是反映广东地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属性的不同，交通类遗址大致可分为代表水上交通遗迹的桥梁码头和代表陆上交通遗迹的驿站古道两类。55处桥梁码头遗址中又包含41处码头和14处桥梁遗址，这些遗址中只有少量可以早到唐宋时期，绝大多数都建于年代较晚的明清两代，且在空间分布上以粤西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区域的数量较多（分别为25处和14处），而粤东、粤北地区则相对较少。这一特点可能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密布，粤西地区临海城镇较多有关。88处驿站古道遗址中仅登录驿站2处，其余皆为古道。这些古道延续时间长，从秦汉到明清的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