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经济发展: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制造业减税研究

作者：白庆辉著

页数：189页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50477575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研究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在分析减税相关理论、盘点部分国家的减税和增税政策、梳理我国历史上税制改革举措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受政策影响的“两税”变化轨迹做了归纳和总结。基于以上研究，以深圳、东莞地区的电子企业为对象，从几个角度做了满足课题目标的针对性调研，调研报告和结论对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白庆辉，中央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美 国 克 莱 姆 森 大 学（Clemson?University）联合培养博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讲师；曾在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从事税务规划、审计鉴证、预算管理咨询和投融资咨询等业务多年；在《税务研究》《上海金融》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主持教育部课题 1 项，主持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课题 1 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6 项。

本书特色

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自己，企
业还是要回归经营的本质，经营人才、经营品牌、打造组织能力、奉行产
品主义，追求高质量发展，以长期价值主义者的追求，勇于自我变革，拥
抱新的时代、新的机遇，在迈向 领军企业，尤其是在细分领域具有
竞争力的隐形 道路上，坚定信念，做好自己。面向未来，站在30年发展节点上，大帝汉克提出“问道隐形 ”，
在做大中国市场的同时，坚定推进 化，体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雄心
和抱负，以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持续拼搏奋斗精神。

目录

节选

第一章减税的相关理论 一、减税相关理论概述 （一）凯恩斯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很大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导致民间投资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拉动经济增长等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政府应当直接投资一些项目来扩大社会需求，政府的角色就如同企业一样，是一个投资主体。政府投资确实可以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增长，大量政府订单让企业的机器轰隆隆运转起来。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停滞性通货膨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缺陷才逐渐暴露。凯恩斯主义的效果之所以很难维持，主要是因为政府投资的效率很低。尽管政府将大量订单交给私营企业去做，但政府本身是一个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而且政府在做决策时有时专业性不够，因此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政府投资主要是投向短期内难以产生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和地区，这在初始阶段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这也是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其目前面临的问题就好比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问题，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成为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向这些国家输出我国规模庞大的基建产能，帮助这些国家修建基础设施项目，确实可以实现合作“双赢”。 但对于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来说，由增加政府开支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则很难再起作用，这时需要将政府投资转向民生福利领域，应该通过政策引导民间需求和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此时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剧减甚至为负，这从大量的研究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此时，如果继续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投资本身可以创造大量的短期需求，让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但这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繁荣”，因为这种投资最终可能成为 “无效投资”，即投资项目本身在未来并不能取得应有的补偿或回报，投资项目变成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政府投资并不像民间投资那样重视回报，民间投资主体由于风险一般由自身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此投资前会充分调研，慎之又慎，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民间投资主体都会将投资回报率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依据。 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说，凯恩斯主义可能仅适用于基础设施不足的早期发展阶段，一旦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的动力就需要转换，需要从以政府投资为驱动转向以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为驱动。这也是我国正面临的问题。我国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建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大量的先进基础设施，这为我国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效能已然下降，我国亟待转向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从税收视角来看，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应该是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然后政府将增加的税收收入用于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税收的基本政策是增税而不是减税。因此，凯恩斯主义和减税政策是基本对立的。税收是社会资源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判断哪种税收政策更恰当，其标准是哪种税收政策对社会整体发展更有利。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将重税政策与“大政府”相联系，所谓“大政府”，就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更重视“公平”而不是“效率”，但这样势必会挤占民间资源的介入空间，打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美国，长期存在着“大政府”和“小政府”观点对立的情况，美国的政治选举也常常围绕此做文章。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继凯恩斯主义之后在西方国家影响较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的很多观点和凯恩斯主义是对立的，而且供给学派的观点本身就是为解决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问题而提出的。“小政府”和减税是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 由于美国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增税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后来的“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提出用减税来解决“滞胀”问题。罗伯特·蒙代尔也因此被称为供给学派的先驱。1971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上，罗伯特·蒙代尔认为，美国政府通过增税来抑制通货膨胀只会适得其反，因为政府在增税的同时，加大了货币供给，这才导致了经济危机。他主张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和减税政策来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认为减税会让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加大产品供给，并雇用更多的工人，紧缩货币则可以让物价降低，抑制通货膨胀。而且，罗伯特·蒙代尔认为，减税政策实施后，政府的税收总额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但罗伯特·蒙代尔并没有对此进行理论证明。 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是供给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因为著名的“拉弗曲线”（见图1-1）而闻名于世。“拉弗曲线”对税率和税收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通俗易懂，它给出了一个“最佳税率”的概念，指出只有在最佳税率上才能达到税收的最高点。也就是说，税率并非越高越好，当税率超过某个点后，税收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因为税收大体是“计税依据”和税率的乘积，当税率超过某个点后，因税率提高而增加的税收，不能弥补因“计税依据”减少而减少的税收。“计税依据”之所以会减少，是因为税率的提高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图1-1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虽然广为流传，但因为过于简单，被认为理论上不够严谨，因此有人并不认为它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是将“费尔德斯坦曲线”视作供给学派真正的理论基础。“费尔德斯坦曲线”是由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提出的。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基本观点为，减税可以作为一项提振经济的政策，但其作用不应该被高估，只有与相关的财政政策、税收结构、社会保障等政策配套实施时，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马丁·费尔德斯坦反对全面、大规模减税方案，认为减税应当循序渐进，否则会让财政赤字扩大。由于马丁·费尔德斯坦较为中性，不像阿瑟·拉弗的观点那样激进，因此其主张也被称为“补充性税收政策”，其属于“中间供给学派”。而阿瑟·拉弗过度强调减税的效用，将减税视为增加政府收入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替代性税收政策”。 （三）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传导路径 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传导路径如图1-2所示。 图1-2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传导路径 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政策，从投资和消费两个角度出发，强调减税通过影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其视角在需求侧一方。凯恩斯主义所指的投资拉动，往往是指投资项目建设阶段基于强大的建设需求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而对于项目建成后能否为社会提供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则往往考虑不足。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更多地强调激发投资者的创业精神，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具体路线为：降低个人所得税可以扩大消费和增加储蓄，储蓄增加则可以投资更多资金；降低公司所得税可以鼓励企业继续投资生产，进而给市场更多信心。因此，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在消费方面差异或许不大，但在投资方面却有着根本差异，因为供给学派减税而新生的项目完全是市场行为，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往往不但体现在投资项目的建设期，而且体现在项目建成后为社会提供所需商品或服务的运作期。凯恩斯主义由于主张投资由政府主导，因此缺乏有效的监管，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下的投资项目，建成后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能并非社会所需，所以投资的价值是否可以实现，相比民间投资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且因为过于看重短期的经济拉动作用，导致政府投资常常成为无效投资。因此，按照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减税不仅不会造成税收减少，还会带来投资增加的效果，使税收出现“自偿”（所谓“自偿”就是通过自身运作便可以自然回收投资成本并赚取一定利润）效果。基于此逻辑，供给学派倡导的减税，确实形成了“收入不减”且“拉动经济”的双重效果。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减税效果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 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目前极力推行的经济组织形式，从国家层面来看，其有国有 经济和私有经济分别发挥自身优势而产生的“1+1>2”的综合效果。从宏观角度来讲，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是充分发挥政府在调控经济和分配收入方面的作用，除了政策调控外，引导国家资本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中，也是国家对经济调控的一种方式，而且更有利于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从微观角度来讲，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性和私有经济的市场灵活性，某些经济资源如果完全由政府主导，虽然可以充分照顾到公平，但在效率提升上容易陷入瓶颈，而如果完全由私有经济主导，私有经济则常常狭隘地定位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忽视社会责任，这很容易让国家整体经济走上过分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的道路。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最早由凯恩斯提出，凯恩斯在他的著作中对“混合经济”的思想进行了阐述，萨缪尔森则对该理论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可以把完全的私有经济视作完全市场竞争的“价格经济”，将完全垄断的经济称为完全不受市场影响的“垄断经济”，而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不充分竞争的经济组织形式。 税收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影响如何，需要根据税种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具有税负转嫁特征的间接税来说，如果对其进行的减税不能通过价格完全转嫁，则会让税负提升；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对直接税进行减税，则其效果与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的效果相差不大。 （二）最优税制问题 税收效率和损失一直是一对矛盾，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最优税制问题。从税收效率和损失选择曲线图（见图1-3）可以看到，该坐标轴横轴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纵轴为“效率损失”，S1和S2为两条无差异曲线，“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效率损失”显然成反比关系，当效率损失更小时，收入不平等程度就会更严重。基于效率损失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选择曲线，其与无差异曲线S2相交的E点便为最优税制选择点。 图1-3税收效率和损失选择曲线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税制选择上，如果更加注重收入的公平则必将丧失效率，这是因为在财富的创造上有一个内在的激励机制，为了激励财富创造，必然不能对其施以过高的税负，否则将打击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但为了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从促进产品生产和消费平衡角度来讲，需要强调收入的公平。税制设计其实总是在二者之间进行调整的。 （三）税制结构与减税 1笔澜绺鞴减税的趋势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为了吸引投资和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减税并不是一国的事情，税收竞争一直都是国际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果一国希望通过减税来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不仅会影响本国利益，也会影响他国利益。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税改”法案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就联名致信美国，表达了对美国“税改”的关切。因此，减税的影响其实和汇率变化的影响是类似的，一国减税会引发其他国家竞相减税，特别是对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国家来说，这是因为减税对各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都很大，各国不得不随之减税以应对。因此，在美国开启减税“闸门”后，其他国家都竞相效仿。 减税应该从哪些税收种类（简称“税种”）着手呢？比如，我国目前有十几个税种，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等类别。从税种结构上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异甚大。作为发展中国家，流转税在我国税收总收入中占的比例甚高，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以所得税为主，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是一个重要的税种，社会保障税其实类似我国的“五险一金”，尽管目前我国的“五险一金”还是以“费”的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