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大兴 著
页数：51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2
ISBN：978710008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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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打破“以时间为顺序来考察文学发展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提供“以地域为分界研究文学演变特点”的全新视角。本书由12个章节4个附录构成，主要讲述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和“文学的地域性”及与其相关的内容。12章节划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是宏观研究；中篇是两河流域民歌比较；下篇是岭南文学地理。作者是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本书是作者几十年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结晶。
作者简介
曾大兴，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词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词学著作主要有《柳永和他的词》（1990）、《词学的星空》（2009）、《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2011）等；文学地理学著作主要有《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1999）、《文学地理学研究》（2012）等。
目录
上篇 宏观研究
第一章 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
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三、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意义与目标
第二章 文学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
三、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
四、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
五、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
六、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
七、文学土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
第三章 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一、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
二、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
三、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成因与分布规律
四、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的地域性之关系
第四章 气候与文学之关系
一、“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
二、气候影响文学的另一种形式
三、气候的差异影响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四、气候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与作品的风格
五、气候（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六、气候的地域差异导致文学景观的地域差异
第五章 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价值
一、“文学景观”的定义与类型
二、从名人故里之争看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
三、文学景观的经济价值源于其文学价值
……
中篇 两河流域民歌之比较
下篇 岭南文学地理
附录
后记
节选
《文学地理学研究》： 四、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 文学的地域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这种差别是多种多样的，大而言之，有南北之别和东西之别，小而言之，则有南与北、东与西内部的更多差别。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容易像唐代的魏徵那样，只看到文学的南北之别，而看不到它的东西之别。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往往只看到它的南北之别，而看不到它的东西之别。我国自东汉以来的多次的分裂和统一，都是以南北的分治和融合为标志的，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使得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别有时候大于东西之别。这可能就是人们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别时，往往多提南北之别而少提东西之别的原因。但是，东西之别同样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学术研究，如果只注意南北之别而不注意东西之别，那么文化上的许多问题，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青年学者李浩指出，中国文化的东西之别实际上早于南北之别。“按照传统的中原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四方辐射，夏商周三代，夏商在山东，周则崛起于关中。”周与商的对峙和冲突，就是东西之间的一种对峙和冲突。及至“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其中秦是从关陇发展起来的，楚以南方的荆楚为大本营，其他五国的势力都在山东，故关中与山东形成长期的军事冲突与文明对峙。一直到汉代，建都关中与山东之争论，山东与山西人才类型之区别，说明东西区分仍有极重要的意义。而此时从整体上讲，江南仍没有进入全面开发期，故东西之分仍优先于南北之分”。李浩认为，即便东晋以来，南北之别日显重要，但仍不能以南北之“北”简单地替代原来东西的概念。一直到唐代，南、北与东西是三足鼎立而非两极对峙。中国的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是首先沿着东西的轴线移动，然后又沿着南北的轴线变化，故山东、关中与江南就构成了坐标轴上的三个参数，而不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三个轴心各自的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三角形，使文化网络间充满张力。其中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亦既有南北差别也有东西差别。李浩的这个认识是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由于我国地域非常辽阔，地形地貌非常复杂，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即以南北或东西而论，其内部的差别也是不小的。例如齐鲁文化，本是北方文化圈中的一种地域文化，粗看起来是一种品质，细看起来就不难发现，齐文化和鲁文化其实并不一样。齐文化具有滨海工商文化的特点，鲁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内陆型农耕文化。所以讨论文化的地域差别，无论是停留在南北这个层面，还是东西这个层面，都嫌笼统。李浩又指出：“北方区域中的关中、陇右、三晋、河洛、燕赵、齐鲁，南方区域中的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文化圈，其间固有相同一致处，但彼此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文学的细微深入影响，在文学史研究中涉猎很少。以隋唐文学研究而言，讨论南北文学的差别和统一固有价值，如能同时兼顾东西的对峙与缓和，并进一步深入到江南、关东、关西、代北等不同区域中，探讨其与文学演化的关系，将更有意义。”李浩的这个认识也是正确的。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和班固在写作《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时候，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司马迁在讲到我国境内各主要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物产、民风之差别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差别简单化为东西之别或南北之别。班固在讲到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风、民歌之差别时，也没有把这种差别简单化为东西之别或南北之别。最早把中国文学的地域之别简单化为南北之别的当是魏征。他的《隋书·文学传序》就是把“江左”的文学和“河朔”的文学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的。这是由于自东晋至隋初，南北政权对峙了近三百年，在他写这篇序的时候，南北的完全统一还不到五十年。在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主要表现为南北之别，而不是东西之别，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地域性，还是停留在魏征的这个认识水平上，只顾南北之别而不顾东西之别，那就没有多少理由可讲了。 ……
